特朗普批1.5萬億給五角大樓作軍費，百姓卻缺錢

去年9月，特朗普總統宣布，國防部如今是“戰爭部”。這一說法并無法律效力，但它清楚暴露出他對美國軍事力量的重新定位。自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已經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發動了違反國際法的襲擊。

美國還在加勒比海反復實施殺害，并且輕率地在全球發出動武威脅，其中包括針對格陵蘭、墨西哥和巴拿馬。

這些國家和地區，沒有一個對美國構成哪怕接近“迫在眉睫”的威脅。在某些情況下，特朗普似乎是出于攫取自然資源，或清算政治和個人恩怨的考慮。另一些情況下，他的政府援引了有關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真實擔憂，但這些擔憂從未構成對美國迫在眉睫的威脅，更談不上對美國發動攻擊。

這些局面需要的是外交手段；如果萬不得已，最后一步也應是通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尋求合法授權。可政府一次又一次選擇了升級局勢的道路。

把特朗普政府的言辭和行動放在一起看，關于其最近提出的高達1.5萬億美元軍費申請，只能得出一個明確結論：這不是國防預算，而是戰爭預算。它的設計目的，是為一套咄咄逼人的軍事行動和不斷升級的威脅提供支撐。這樣的做法已經給海外平民造成毀滅性代價，而國內民眾則同時承受支出削減和生活成本上升的雙重壓力，不公也因此進一步加深。

國會通常用來制衡行政部門的工具，本來就只算有限有效。如今，國會完全不愿與特朗普政府對抗，這些工具更是連原本那點約束力也所剩無幾。常規監督沒能形成任何實質限制，涉及戰爭權力決議的表決也被輕輕帶過。真正可信的制約威脅，已經消失了。

在這種環境下，國防撥款法案已不再只是更大制衡體系中的一個環節。它成了國會塑造或約束政府發動戰爭行為的最后一個可靠抓手，也是國會依據憲法承擔的最根本職責之一。

對大多數國會議員來說，這項法案仍被當作在邊邊角角上調整結果的操作。他們會為本州、本選區的基地和項目據理力爭，但最終往往還是順從地投票支持由委員會幕僚拼裝出的整體方案。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把對國防撥款法案的最終表決——也就是自己手中影響力最大的時刻——看成一次關于是否支持軍隊、是否維護國家安全的表態。

我所在的機構，過去其實也采取了類似的克制姿態。自1973年成立以來，我們從未就國防撥款表態。作為一家以反對不平等為使命的機構，過去25年里，國防預算膨脹了近200%，而面向貧困和中產家庭的社會安全網卻不斷被削弱，這樣的局面令人難以接受。

但作為一個人道主義組織，我們也明白，國家防務最核心的功能——保護本國平民——至關重要。因此，我們一直保持克制。我們清楚，自己適合追究軍隊行為對平民造成的影響，卻未必適合對軍費規模本身作出判斷。

但如果一項軍事預算已經很難說是為了保障美國人的安全，那么這種克制就不再必要，甚至難以維持。

這份預算顯然不是照常運轉的例行安排，而是對國家優先事項的一次劇烈重排。特朗普已經把這種轉向說得很直白。他辯稱，美國之所以負擔不起兒童照護、醫療補助和聯邦老年醫療保險，是因為“我們在打仗”。

他在華盛頓一個周末里，就把美國國際開發署送進了“碎木機”。這個機構在規模最大時所管理的救命性質對外援助，甚至還不到五角大樓預算里一個四舍五入誤差的水平。

在國內，普通家庭被告知要放棄醫療、食品援助和生活穩定。在海外，我們開展工作的社區里，平民則承受著持久沖突、流離失所和饑餓。

國會或許想通過國防撥款來保護軍人，但這些軍人卻被魯莽而毫無必要地置于險境。真正會從這種局面中獲益的，只有國防工業、化石燃料行業，以及那些已經從戰爭中獲利、又與特朗普總統關系密切的人。

在這種情況下，增加軍費已經不再是一個技術性的預算判斷問題，而是在推動人類苦難。國會應當反對特朗普提出的1.5萬億美元軍事預算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