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都說男人有錢就變壞,可沒人告訴你,有錢之后那種提心吊膽的滋味,比窮的時候還難熬。
網上總有人說,去東歐做生意是"降維打擊",那邊美女如云、成本低廉,隨便一個中國男人過去都能混得風生水起。我以前也信這套,覺得只要有膽子、夠勤快,命運一定會給你開綠燈。
但今天我想說的,可能跟你們想的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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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輔時間凌晨兩點,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手里攥著一杯已經涼透的咖啡。
樓上,大老婆娜塔莎摔門的聲音還在耳朵里嗡嗡響。樓下,二老婆奧莉婭發來的語音消息,一條接一條,語氣一條比一條冰冷。
"你今晚不過來,我們之間就沒什么好說的了。"
我盯著手機屏幕,拇指懸在上面,半天沒按下去。
三家工廠,兩個老婆,四個孩子,六十多號員工——這些數字,在外人眼里是本事,是男人該有的排面。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這些數字的每一位,都是一把懸在頭頂的刀。
今天白天,娜塔莎突然跑到我的服裝加工廠來鬧。她站在車間門口,一米七五的個子,金色頭發扎成馬尾,藍眼睛里全是怒火。
"你又給那個女人買了一輛新車?"她的中文說得磕磕巴巴,但每個字都像刀子。
車間里縫紉機還在"嗒嗒"響,幾十個烏克蘭女工全停了手,齊刷刷看著我。
我臉上火辣辣地燒。
"回家說。"我壓低聲音。
"回哪個家?你現在有幾個家?"她的聲音反而更大了。
我扯著她的手臂往門外走,她甩開我,指甲在我手腕上劃出一道血印。我疼得倒吸一口氣,但沒吭聲。
那一刻,車間主管馬克西姆看我的眼神,讓我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那是一種混雜著同情和鄙夷的眼神,意思很明確:"中國人就是管不好自己的女人。"
回到家,娜塔莎把自己反鎖在臥室,我在門外站了二十分鐘,她只丟出來一句話:
"你選吧,要么讓她滾,要么我帶孩子回敖德薩。"
我沒說話。不是不想說,是不知道該說什么。
因為就在三個小時前,奧莉婭也跟我說了一句幾乎一模一樣的話。
"你到底什么時候跟她攤牌?你答應過我的。"
兩個女人,同一句話,同一個晚上。
我突然覺得,這座城市的夜色像一張網,把我越收越緊。
手機又震了一下,這次不是奧莉婭——是工廠會計發來的財務報表。
利潤下滑了12%,原材料又漲價了。
我把咖啡一口灌下去,涼到骨頭縫里。
"你當初到底是怎么走到這一步的?"
這個問題,我問了自己一萬遍。
事情鬧到這個地步,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娜塔莎是我到烏克蘭第三年娶的,那時候我的第一家工廠剛起步,日子過得緊巴巴的。她是工廠里的翻譯,基輔大學中文系畢業,說話直來直去,干活利利索索。
我那會兒窮,她不嫌棄。工廠最難的時候,賬上只剩三萬格里夫納(大概五六千人民幣),她二話不說把自己攢的錢拿出來,跟我說:"先扛過去,死不了。"
就沖這句話,我覺得這輩子非她不可。
婚后頭兩年,日子確實好。她給我生了一個女兒,取名叫小雪——因為出生那天基輔下了入冬以來最大的一場雪。我抱著那個軟乎乎的小東西,鼻子酸得不行,覺得這輩子值了。
工廠也慢慢有了起色,從最初的一條生產線,擴到了三條。我又盤下了隔壁一個倒閉的食品加工廠,改造成倉庫。到了第五年,年收入折合人民幣過了兩百萬。
那時候娜塔莎經常靠在我肩膀上,說:"沒想到嫁給一個中國男人,日子能過成這樣。"
她身上有種烏克蘭女人特有的味道,混著洗衣液和烤面包的香氣。夜里她會用那雙長腿纏著我,嘴唇貼在我耳邊說些俄語的情話,我一句都聽不懂,但渾身發麻。
那時候我以為,這就是人生的巔峰了。
可轉折來得猝不及防。
奧莉婭出現在我生活里,是因為一場商業酒會。
她比娜塔莎小八歲,哈爾科夫人,在基輔做外貿。第一次見面,她穿了一條墨綠色的連衣裙,鎖骨上掛著一條細細的金項鏈,笑起來的時候嘴角有一顆小痣。
說實話,我當時沒有任何非分之想。
可她主動加了我的Telegram,說她有個客戶想采購一批服裝,問我能不能合作。來來回回聊了幾次,從生意聊到生活,從生活聊到……那些不該聊的地方。
有天晚上,她發來一張照片——她剛健完身,穿著運動背心,頭發濕漉漉地貼在脖子上,鎖骨上全是汗珠。配了一句話:"今天練太狠了,渾身酸。"
我盯著那張照片看了很久,心跳得比工廠的機器還快。
"你不該看的。"我在心里跟自己說。
但手指已經打出了回復:"要不要我幫你叫個按摩師?"
她回了一個笑臉。
就是那個笑臉,把我拖進了另一個世界。
第一次出軌發生在一個周五的下午。娜塔莎帶女兒回了她父母家。我約奧莉婭在左岸的一家意大利餐廳吃飯,吃完她說想看看我新買的公寓。
門一關上,她就靠在玄關的墻上看著我,眼神里帶著一種我在娜塔莎身上從沒見過的東西——那是獵人的眼神。
"你在害怕?"她輕聲問,嘴角帶著似有似無的笑。
我確實在害怕。但那種害怕,混著一股說不清的亢奮,像觸電一樣,從頭皮一直麻到腳底。
她伸手拽住我的領帶,把我拉近。
那天晚上的細節,我不想多說了。只記得窗外基輔的燈火通明,第聶伯河的水面上映著月光,而我覺得自己像一條上了岸的魚——痛快,但也喘不上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