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在這種情況下，牛仲水對兩名警察吩咐道：“你們兩個去‘四海五金材料商店’一趟詳細了解一下，袁海鳴去那里購買銀焊條的全部細節，越詳細越好！”

兩名警察受命而去，一小時后返回，向牛仲水匯報了調查情況。牛仲水坐在那里，一言不發，邊聽邊思考，聽完后，皺著眉頭問道：“營業員說，袁海鳴購買銀焊條用的320元錢，都是清一色的新鈔票，這個細節，她們記得準確嗎？”

警察答道：“營業員說，他們收款后還要交帳臺復核，經過兩個人的手，兩人都確認，袁海鳴用的是新鈔票。”

牛仲水此時自言自語道：“王升笠交出來的、袁海鳴給他的500元錢，也是50張嶄新的連號拾元票。袁海鳴一下子拿出這么多新鈔票，是從哪里來的，銀行認識人嗎？”

想到這里，牛仲水就讓警察去銀行調查語，而且一定要查清楚！

警察隨后立刻前往袁海鳴妻子的工作單位。袁海鳴的妻子張某是一名護士，還不知道丈夫出事了，見到警察出示的公安機關證件，嚇得臉色發白。警察連忙安撫她，說明此次前來，只是為了調查一個細節問題：袁海鳴的工資收入，平時是如何處理的？

張某定了定神，緩緩答道：“我丈夫每個月的工資，都會全部交給我，他自己只留10元錢日常零用。我把我們兩個人的工資，安排好一個月的開銷后，剩下的錢，都會存入銀行。”

警察跟著張某，一起去了她家里，查看了銀行存折。存折上顯示，兩人歷年的積蓄有4064元，從未有過大額提取記錄。隨后，偵察員又前往錢塘江制冷設備廠，查看了袁海鳴的工資單存根，結果證實，張某說的都是實話。

那個年代，普通人的收入只有每月發放一次的工資，來源單一，很容易核查。袁海鳴沒有其他合法收入，銀行存折也沒有大額提取記錄，可他卻能拿出820元嶄新的鈔票——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疑點。

牛仲水聽完調查匯報后，當即決定，對袁海鳴展開更縝密的調查，爭取發現更多疑點，因為這絕對是一個突破口！

牛仲水親自帶隊，帶著一個小組，前往錢塘江制冷設備廠，深入了解袁海鳴的情況。幾名警察在廠里，分別找了一批熟悉袁海鳴的工人、干部，進行個別談話；牛仲水則來到門衛室，和值班門衛閑聊，希望能從側面了解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值班門衛姓梁，五十多歲，和牛仲水是同鄉，兩人一聊就很投機。聊了一陣家常后，牛仲水把話題引向了袁海鳴，問道：“梁師傅，你在廠里待了這么久，對袁海鳴這個人，印象怎么樣？”

老梁嘆了口氣，說道：“小袁師傅這個人，技術確實沒話說，是我們廠里的技術大拿，為人也還算熱情，每天上下班見到我，都一口一個梁師傅，很客氣。但是，他在生活上，可就不怎么檢點了。”

牛仲水心中一動，連忙追問：“哦？具體是什么情況？”

“老梁表示，“我說的這些，可沒有確鑿的證據，就是我自己看到的，僅僅供你參考，有一天晚上，下著雨，我坐在家里二樓的窗口，看到一輛出租汽車，開到了我們小巷口。車上下來一個女人，下車后，又回身伸手，和車里坐著的一個男子握手告別，樣子顯得非常親熱。那個男子，遠遠看上去，長得特別像袁海鳴。”

老梁頓了頓，又說道：“那個女人，我還認識，是個漂亮的寡婦，和我住在同一條巷子。我觀念比較傳統，總覺得那個寡婦有些妖里妖氣，不太正派。我也不敢肯定，可那個男的就一定是袁海鳴，也不知道他們兩個人到底是什么關系，就是覺得有點奇怪，就跟你提一嘴。”

牛仲水非常重視老梁提供的這個線索，急忙問道：“那個寡婦，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嗎？”

老梁說道：“名字我不知道，只知道她姓杜，住在巷子里的23號。”

牛仲水立刻把這個信息記在了筆記本上，隨后謝過老梁，帶著警察返回了編組站。回到編組站后，警察匯總了各自調查到的情況，發現只有牛仲水從老梁那里得到的線索有價值，很有可能成為新的突破口。大家商議后，決定圍繞這個姓杜的寡婦，展開進一步調查。

警方立刻前往老梁家所在的派出所，查詢這個姓杜的寡婦的信息。這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這個姓杜的寡婦，名叫杜偉麗，時年30歲，1957年畢業于上海一所著名大學，畢業后被選派到蘇聯留學，兩年后回國，分配在杭州一家部屬研究所，從事機械研究工作。

杜偉麗于1960年結婚，丈夫是她的大學同學，可在1965年1月，她的丈夫突然在家中猝死。當時，公安局對尸體進行了解剖，但法醫們意見不一：有的認為死于心肌梗塞，有的則認為，有可能是中毒致死。由于一時無法作出確鑿的判定，對外公布的結論是“心肌梗塞”。但在公安局內部，始終認為杜偉麗的丈夫死得蹊蹺，因此，一直對杜偉麗進行著謹慎的外圍調查。

在長達14個月的調查中，警方驚奇地發現，這個外表漂亮的女人，竟然與蘇聯人有著密切的接觸和聯系：她曾數次往莫斯科一所大學寄發信件，也收到過蘇聯人寄來的信件和書刊；此外，來杭州旅游的蘇聯人中，曾有自稱是她同來杭州旅游的蘇聯人中，曾有自稱是其同學的男女請她去下榻的賓館吃飯、聊天。

更可疑的是，她曾前往蘇聯駐上海領事館，具體原因不明，且是在上海火車站下車后，直接乘坐蘇聯領事館的轎車進入館內。杭州警方已在近日對杜偉麗采取了跟蹤監視的偵查措施。

牛仲水聞訊后心頭一震：若杜偉麗真是蘇聯特務，那袁海鳴恐怕也難以撇清干系！而袁海鳴身為“663工程”的核心參與者，這其中會不會暗藏陰謀？這起看似簡單的誣陷案，竟牽扯出更深的隱情，案情愈發復雜起來。

牛仲水強壓心頭波瀾，冷靜梳理思路，決定先查清袁海鳴與杜偉麗是否存在交集。偵察員兵分多路，分別前往袁海鳴的單位、家庭、居住街道等地展開周密排查，可一番忙活下來，竟未發現任何兩人接觸的蛛絲馬跡，也就是案件偵查走進了死胡同。

牛仲水在沉思良久后，決定另辟蹊徑，讓人分別調取了袁海鳴和杜偉麗的個人檔案，親自翻閱審查。這一步棋，最后竟起到了“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效，牛仲水在袁海鳴的檔案中發現，1964年8月至10月間，袁海鳴曾被單位派往杭州“東方賓館”，主持該賓館冷暖及通風設備的安裝工作。

而杜偉麗的檔案中也有明確記載：1964年5月至12月，她被單位安排在“東方賓館”，參與審核一個部級重大項目。兩人的工作時間高度重疊，會不會在這段時間里有過接觸？帶著這個疑問，牛仲水帶領兩名助手，火速趕往東方賓館展開調查。

賓館保衛科熱情接待了他們，查閱當時的值班記錄后，召集了幾名當年的相關服務員召開座談會。牛仲水說明調查來意后，請服務員們回憶，當年袁海鳴和杜偉麗是否有過往來。雖然時隔一年半，但杜偉麗當時是賓館的長包客，袁海鳴又是設備安裝的負責人，兩人都給服務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據服務員回憶，兩人確實有過頻繁接觸，且一度形影不離、舉止親昵，甚至有人私下議論他們關系不正當。

掌握這一關鍵線索后，牛仲水立刻返回駐地，決定提審袁海鳴。此時已是深夜十點多，袁海鳴早已入睡，被警察從睡夢中喚醒，一臉倦容地坐在那里揉著眼睛，不耐煩地嘟囔道：“得了！就這么點事，值得搞夜審嗎？”

牛仲水冷笑一聲，語氣嚴肅地說道：“就這么點事？袁海鳴，你說得也太輕松了！”

袁海鳴瞬間警惕地抬起頭，緊盯著牛仲水：“怎么？我還有什么問題？”

牛仲水問道：“那好，那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自己解釋清楚一下，你用來購買白銀焊條，以及給王升笠的‘賞金’，加起來一共820元，全是連號的新拾元鈔票，這些錢是從哪里來的？”

袁海鳴臉色一變，瞬間愣住了，支支吾吾地說道：“這……這是從銀行取出來的。”

牛仲水步步緊逼道：“你家的存折登記的是你妻子的名字，而且從未有過支取記錄。你的錢到底在哪里？”

袁海鳴張口結舌，再也說不出一句話。牛仲水停頓了片刻，放緩了語氣，又開口說道：“你說不上來，也可以先好好想想。我再給你點一個情況：有一個女人，也在杭州工作，和你有著不為人知的神秘關系。我就點到這里，你自己掂量著辦。交代不交代，交代得徹底不徹底，到最后處理時，我們都會按照政策和法律區別對待，你要三思而后行。”

袁海鳴沉默不語，將臂肘擱在大腿上，雙手緊緊捂住臉龐，看得出來，他正在進行激烈的思想斗爭。

牛仲水見狀，說道：“袁海鳴，你好好想一想，我給你半小時時間。”說完，他站起身，轉身走出了審訊室。

后來，這位資深偵察員回憶起此事時，仍心有余悸：“我當時想趁著這個間隙去吃點東西，我已經17個小時沒吃過任何東西了，我想著屋里有四名干警看守，應該出不了什么事。可我萬萬沒想到，剛出門下樓，意外就發生了！”

未完待續。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