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勛資料圖

文/識局智庫研究組

過去幾天，關于特朗普訪華隨行企業家的各種猜測就沒斷過。

名單傳了好幾版，有馬斯克，有庫克，有華爾街的大佬，有農業巨頭，唯獨少了那個最關鍵、最敏感的名字：英偉達的黃仁勛。

傳言甚囂塵上，說他不來了。

道理很簡單，他的公司正卡在中美科技戰最焦灼的火線上，H200高端AI芯片被禁止賣給中國，中國那邊又有采購審批這一關，兩邊夾擊，他來能談什么？

很多人覺得，不來反而是最理智的選擇。

可是現在，就在啟程前夕，路透社今天扔出消息：黃仁勛將隨同特朗普訪華。

這個“神轉折”的戲劇性，遠不止一份出訪隨性名單的臨時更新那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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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本周一披露的17人初始名單，幾乎囊括了美國商業世界的權力核心——蘋果庫克、特斯拉馬斯克、波音奧特伯格、高通阿蒙、貝萊德芬克、黑石蘇世民，總市值超過12萬億美元。

AI產業鏈的關鍵環節更是無一遺漏：高通代表端側算力，美光代表HBM內存，思科代表集群網絡，Meta代表開源模型。

但偏偏，驅動全球AI熱潮的英偉達創始人兼CEO黃仁勛，被留在了名單之外。

這種“缺席”絕非疏忽。

早在5月7日，黃仁勛就公開表態：“如果受邀，那將是我的榮幸。”語氣里帶著一種刻意的謙卑。然而彭博社隨即報道，他當時其實尚未收到邀請。

一個市值登頂全球、掌控著AI時代“核心發動機”制造命脈的企業領袖，竟然需要如此低聲下氣地等待一張外交隨行入場券，這本身就說明了一個殘酷現實：所有人都需要英偉達的芯片，但華盛頓的政治圈，并不敢輕易把黃仁勛帶上桌。

為什么？

因為，黃仁勛很可能在他們眼中是一個“麻煩制造者”。

他在過去幾個月里，不斷公開批評美國的對華芯片出口限制，警告持續收緊會讓華為等中國競爭對手搶占市場；他在3月宣稱英偉達“已獲得中美雙方許可”可向中方出售H200芯片，直接打臉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他甚至重啟了對華H200生產線，供應鏈已經啟動。

在華盛頓的強硬派眼中，黃仁勛不像庫克或馬斯克那樣“聽話”，他更像一個為了保住市場份額而不惜與白宮政策唱反調的商業異類。

所以，最初的名單排除，可以說是一種政治上的“冷凍”——既向北京展示美國科技巨頭的統一戰線，也向黃仁勛本人傳遞一個信號：在特朗普的棋盤上，你并非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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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勛最終能夠隨行，最直接的動力，估計還是那塊懸而未決的H200芯片。

這出戲碼的荒誕程度，足以寫入國際貿易教科書。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批準英偉達對華出口H200，但附加了近乎羞辱性的條件：出貨量設上限、強制第三方檢測、向美國政府繳納25%的銷售分成。

今年1月，美國商務部新規又要求美國國務院、國防部、能源部進行聯合審查，審批流程陷入部門內耗，國務院堅持更嚴格限制，讓英偉達“十分沮喪”。

好不容易政策“松綁”了，盧特尼克卻在4月22日的國會聽證會上親口承認：中國至今未采購任何H200芯片，一塊都沒有。他的解釋是，中方希望將投資重心放在本土產業自主發展上。

這就讓華盛頓陷入了一種尷尬的境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甚至不惜內部撕扯，終于給英偉達開了一條口子；中國那邊卻站在門外，卻連看一眼的興趣都沒有。

更尷尬的是，黃仁勛在3月還信誓旦旦地對CNBC表示，英偉達“已獲得中美雙方的許可”，中國客戶的訂單已經到手，供應鏈正在重啟。

結果盧特尼克一句“一塊也沒賣出去”，讓黃仁勛的言論瞬間變成了商業吹牛。民主黨參議員庫恩斯甚至專門致函盧特尼克，質問兩人說法為何相互矛盾。

其實兩人都沒撒謊，只是各自說了半句真話。許可確實是許可了，但許可不等于采購；訂單可能確實簽了，但簽單不等于通關。

美國政府可以卡出口許可，但中國政府也可以卡進口審批。

H200就像一件掛在櫥窗里的過季旗艦——基于上一代Hopper架構，單卡售價3到4萬美元，性能確實比此前的H20強六倍，但當美國批準它出口時，基于Blackwell架構的B200早已成為新一代頂流，H200已經“退居其次”。

更何況，25%的“保護費”抽成、繁瑣的多部門審查、以及芯片可能藏有安全后門的疑慮，讓中國企業在下單前不得不算一筆政治賬和安全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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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勛為什么非得擠進這次特朗普訪華隨行名單？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英偉達正站在一個危險的懸崖邊。

中國市場占英偉達全球總銷售額曾超過26%，在AI算力需求爆發期，字節跳動2026年的AI資本開支計劃已上調至逾2000億元人民幣，百度、阿里、騰訊的算力采購預算同樣驚人。

但與此同時，國產算力芯片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追趕。華為昇騰、寒武紀、海光信息等本土選手，已經在中國政府的扶持下快速蠶食英偉達的市場份額。

更致命的是，去年7月底國家網信辦曾就H20算力芯片漏洞后門安全風險約談英偉達，統籌發展與安全的基調下，“國產替代”已經從口號變成行政推力。

黃仁勛的焦慮，在3月的GTC大會上已經暴露無遺。他宣布Blackwell和Rubin系列將在2027年前創造超1萬億美元營收——但這個宏偉目標明確不包含中國H200銷售額。

換句話說，英偉達或許已經接受“正在失去中國市場的高端芯片份額”這一現實，但它絕不能接受被徹底踢出中國市場。因為一旦失去中國，英偉達就不再是那個能帶領華爾街“狂飆”的超級明星，它的估值邏輯將發生根本性動搖。

所以，黃仁勛必須想盡辦法擠進特朗普這次訪華隨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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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誰在最后一刻把黃仁勛放進了隨行名單？

答案只能是特朗普本人，或者他最核心的小圈子。

特朗普此行的商業議程，據美方貿易代表格里爾此前向國會透露，將聚焦于“非敏感商品”的貿易合作，刻意繞開科技等敏感領域。

但黃仁勛的臨時加入，恰恰說明特朗普并不打算真的繞開芯片議題——相反，他很可能要把黃仁勛當作一張活牌打出去。

這張牌的使用方式極為精巧。帶上黃仁勛，可以向中方展示“誠意”：你看，我連最棘手的芯片大佬都帶來了，美國是真心想做生意的。

而如果談判桌上需要籌碼，黃仁勛和那塊賣不出去的H200，又可以成為討價還價的道具——中方若在某些議題上讓步，美方或許可以“考慮”簡化H200的出口審批流程，或者降低那25%的抽成比例。

更深層地看，特朗普需要黃仁勛來平衡華盛頓內部的撕裂。商務部盧特尼克一派，傾向于通過有限度的技術出口換取商業利益；國務院和國會強硬派，則主張徹底斷供以維持對華技術代差。

特朗普把黃仁勛帶在身邊，等于向兩派同時喊話：芯片政策由我說了算，你們別吵了。

而對于黃仁勛個人而言，這趟行程是一次高風險的“政治站隊”。他必須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走鋼絲——既要讓中方相信英偉達愿意深度合作，又要讓特朗普覺得他沒有“通敵”。這種夾縫中的生存術，正是當今全球化企業家最痛苦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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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勛此行的最大懸念，是他能否說服中國客戶真正下單購買H200。

但從目前的態勢看，中國的“不采購”本身就是一種戰略武器。當盧特尼克在國會焦急地解釋“一塊都沒賣出去”時，他無意中道破了真相：中方并非沒有購買能力，而是主動選擇了不購買。

這種“需求端的沉默”比任何關稅反制都更具殺傷力。美國費盡心機設計了一套復雜的出口許可體系，結果卻發現市場并不買賬。

中國用“國產替代+安全審查+戰略耐心”的組合拳，把H200變成了一塊“有價無市”的芯片——許可擺在那里，但沒人下單。這不僅讓英偉達蒙受損失，更讓美國政府那套“以芯片換利益”的算計落了空。

黃仁勛在北京的每一頓飯局、每一場會談，本質上都將是試圖打破這種“需求沉默”的努力。但他面對的是一個越來越自信的買方市場——當中國自己的高性能AI芯片已經配套打造出國產操作系統、AI大模型和工業機器人時，H200的吸引力正在指數級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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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勛的匆匆登機，像是一個隱喻：在全球化退潮、技術民族主義崛起的時代，即便是最強大的科技巨頭掌門人，也只能在飛機起飛前的最后一刻，才被允許踏上甲板。

但這個“神轉折”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黃仁勛最終是否登上了飛機，而是他到北京之后，能談出什么。一塊H200芯片，承載著英偉達的市值、特朗普的籌碼、中國國產替代的底氣，以及全球AI產業鏈的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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