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常洛聞】

特朗普專機在北京降落的那一刻，首爾已經提前把實惠裝進了口袋。

5月13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在仁川國際機場的VIP休息室舉行了閉門磋商，為次日的中美元首峰會做最后的技術性鋪墊。中美經貿磋商選在第三國舉行并不罕見，但這次選在韓國，而且是在仁川機場這個算不上“中立”的地點，味道就完全變了。

中國駐韓大使戴兵在磋商前一天對韓聯社說得很直白：“選擇韓國作為場地，體現了我們對韓國的友誼和信任。”這句話的潛臺詞，東京聽懂了，華盛頓也聽懂了。

2025年10月慶州APEC峰會時，中美已經在金海機場有過一次類似的第三國會晤。從金海到仁川，從一次性偶遇到機制化選擇，韓國正在成為中美大國博弈中那個“繞不開的第三方”。曾幾何時，韓日兩國曾經都在三方合作項目上，為“韓日中”還是“日韓中”大費心思，現在中韓日三國在亞洲權力版圖上的座次，已經重排完畢。

這次有關中美經貿的前期協調，全部在首爾完成。這等于將亞洲的巴黎、日內瓦的特殊桂冠戴在了首爾而不是東京頭上，韓國成了中美博弈的“前哨站”。李在明政府的長袖善舞有了回報：韓國吃到的不再是宴會之后的殘羹冷炙，而是頭道開胃點心。

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抵達仁川國際機場ICphoto

李在明的“務實外交”：從“韓國需要日本”到“日本需要韓國”

5月1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將抵達韓國慶尚北道安東市，與韓國總統李在明舉行會談。這將是韓日領導人首次實現互訪對方故鄉——今年1月李在明先去了高市的家鄉奈良，現在高市來回訪。

乍一看，這是韓日“穿梭外交”的延續。但細看之下，風向已變。

尹錫悅執政時期，韓日關系的改善是在華盛頓的壓力下推進的，韓國處于“有求于人”的位置。彼時尹錫悅政府在歷史問題上做出單方面讓步，換來了與日本的安全合作升級，快速穩固了在保守派內的統治根基。但李在明上臺后，打法完全不同。

李在明將外交政策定位為“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務實外交”。今年1月他訪華，中韓關系全面回暖；同月訪日，與高市就深化雙邊合作達成共識；5月7日，韓日首次舉行“2+2”副外長和副防長級安全對話。而此次中美選擇首爾作為峰會前最后的磋商地點，更讓李在明在與高市的會晤中有了更多籌碼。

韓國《朝鮮日報》援引青瓦臺消息稱，李在明在與貝森特會面時，當面提出建立韓美貨幣互換機制的建議。韓國作為被美國長期壓榨的“最聽話”盟友，居然在貿易談判的前夜，向美國財長提出金融合作方案。李在明手里的牌，確實比他的前任多。

高市此次訪韓的議題包括中東局勢、能源安全和供應鏈合作。日本超過95%的原油依賴中東進口，韓國也有61%的原油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在美以對伊朗戰爭持續、霍爾木茲海峽安全岌岌可危的背景下，韓日在能源通道安全上的利益高度重疊——而韓國處于地理上的優勢位置。日本需要韓國，已經不只是外交辭令。

美國的“擁抱”與“鉗制”并行

然而，如果在首爾吃到的“實惠”面前過于樂觀，就會犯致命的戰略誤判。美國對韓國的壓榨從未放松，甚至可以說，特朗普政府正在從軍事、貿易、經濟三個維度同時施壓。

軍事方面，根據拜登時期達成的《防衛費分擔特別協定》，韓國從2026年起每年支付12億美元駐韓美軍費用，較此前協議增加2億美元。但特朗普并不滿足于此，他在社交媒體上透露，自己第一個任期內曾通過一通電話就“敲定了30億美元”。美國《星條旗報》報道，特朗普政府正試圖將駐軍費用與關稅談判打包成“一攬子協議”。

駐韓美軍基地部署愛國者導彈防御系統。ICphoto

貿易方面，特朗普4月2日宣布對韓國商品征收25%關稅，后在壓力下降至10%，但此舉已經讓韓國對美出口在4月同比下跌5.2%，損失約20億美元。美國媒體Korea Pro評論道，特朗普的“關稅180度大轉彎”暴露了韓國對同盟關系穩定性的假設是多么危險。

經濟方面，韓國被迫通過“對美投資特別法”，承諾對美投資3500億美元。美國還施壓韓國將國防預算提高至GDP的3.5%，并以轉讓戰時作戰指揮權和增加購買美國武器作為交換。

美國智庫CSDS在一份報告中直言，特朗普將同盟定義為“純粹的交易關系”，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自我防衛責任，這是在“美國絕對實力優勢衰落”背景下的必然選擇。

當然，這種變化不會一蹴而就，韓國還有相當長的時間，需要處在搖擺和遷就的循環中。就在5月15日，據韓國外交安全消息人士（實際就是政府以非官方形式放風）透露，韓國政府正在推進最早于本月底發布“韓國版核潛艇基本規劃”的方案。規劃將涵蓋核潛艇作為防御性戰略資產的任務和作用、具體引進時間表、燃料及資金籌措方案，以及遵守《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框架的原則等內容。

受電商酷澎（coupang）爭端、對美投資履約延遲等因素影響，韓美圍繞核潛艇的后續磋商進展得非常不順利，特朗普任內最重磅的一張軍備訂單一直無法落地。這一消息這時候放出，也可以理解為是韓國對美國投桃報李。

從這也能看出，李在明想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走出第三條路，需要極大的耐心和高超的藝術，甚至需要一些運氣。

2026：中韓關系的關鍵之年

中美元首北京峰會結束后，韓國如何開展對華關系，已經有了更明確的指向。

今年1月，李在明對華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簽署了十幾份諒解備忘錄和二十多份對華出口合同，覆蓋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綠色產業等領域。李在明當時表示，此次訪問將“推動2026年成為韓中關系全面恢復元年的關鍵契機”。

5月7日，韓中友好合作與未來發展研討會在北京舉行。韓國駐華大使盧載憲表示，隨著兩國領導人互訪，雙邊關系“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韓方專家提議簡化簽證、加強青年交流。4月，韓中經貿聯委會在北京召開，雙方同意加快推進自貿協定第二階段談判，并編制《中韓經貿合作聯合規劃（2026—2030年）》。

這些信號表明，中韓關系的回暖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雙方在經歷薩德風波和尹錫悅時期的低谷后，重新校準的戰略選擇。而且兩國都做了充分的具體鋪墊和準備，只是需要美國對盟國的動態有所首肯。

但這并不意味著中韓關系將一帆風順。韓國是美國盟友，面對特朗普的經濟壓力回旋余地有限。中韓在半導體、電池等領域的產業競爭也在加劇。更關鍵的是，特朗普政府班底回國后將采取什么樣的對華后續態度，將深刻影響韓國的取態。

畢竟特朗普上次訪華，也是一回到華盛頓，就連出對華狠手，韓國也需要時間“聽其言、觀其行”。李在明的“務實外交”如何過關，現在說定還為時過早。

高市早苗的“沉默賭注”

在所有相關方中，日本是最受傷的那一個。

高市早苗自上臺以來，推行被稱為“早苗經濟學”的激進財政擴張政策。她承諾取消食品消費稅，將防衛預算提高至9萬億日元，同時維持寬松貨幣環境。

但市場的反應是殘酷的。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4月30日盤中升至2.52%，為1997年以來最高。日元兌美元匯率跌破160關口，創數十年來新低。日本政府負債總額截至2025年底已達1342萬億日元，為全球發達經濟體之最。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評論稱，中美在韓國舉行經貿磋商，意味著中美在亞太的博弈格局中給了韓國一個特殊位置，而日本被邊緣化了。共同社在報道中提到了日韓首腦會談，但連篇累牘的重點都放在高市需要從韓國獲得能源安全合作上——這本身就是日本處于被動位置的真實寫照。

更嚴峻的是，日本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優勢正在被中美和域內國家系統性瓜分。美國推動制造業回流，中國加速自主創新，韓國在半導體和電池領域持續追趕，俄羅斯在能源市場上另辟蹊徑，朝鮮則在核導問題上持續增加要價籌碼。各方在中美競爭的大背景下形成了一種“默契”——日本的市場份額和產業鏈優勢，是可以被分食的蛋糕。

高市集團2月選舉獲勝后，東京大學多位專家警告說，高市“并不是要問政于民，而是向選民索要無限授權”，這種“空白委任狀”式的執政將使日本“成為世界的不穩定因素”。

但“不穩定因素”最終反噬的不是世界，而是日本社會自身，甚至日本也并不具備二戰之前，舉國癲狂，為了經濟利益而“暴走”的實力基礎。國債利率上升意味著政府付息壓力劇增，目前利息支出已吞噬近四分之一的一般財政預算。日元貶值推高進口成本，實際工資持續下降，中小企業面臨倒閉潮。日本社會的實際購買力正在被持續侵蝕。

高市早苗在選舉期間曾說“日元貶值對出口企業來說是巨大機遇”，被市場解讀為容忍日元繼續走弱，其政治冒險、軍事賭博也都受到了日本社會的默許甚至支持。日本民眾的集體沉默成了這場必輸豪賭的籌碼——而這個賬單，遲早會寄到每個日本家庭的餐桌上，這次日本的“失蹤”只是前奏。雖然韓日都是強國，不至于很快就“要么上桌吃飯，要么被端上桌”，但現在兩國地位的調轉，可能僅僅是未來幾十年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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