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都說"官場如戰場"，這話不是隨便說說的。在體制內待過的人都懂，有時候你得罪一個人，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么，恰恰是因為你做對了。做對了，就擋了別人的路。擋了路，你就成了別人的敵人。

這個道理，我用了整整一年才真正學會。

我叫周正廷，三十八歲那年當上了縣長。今天說的這些事，每一個字都是真的。

那天下午，常委會散了不到十分鐘，我辦公室的門被推開了。

推門的人是縣委書記錢伯元。

六十一歲，花白頭發，臉上常年掛著一種"什么都見過"的淡定表情。在這個縣經營了十二年，從副書記干到書記，根深蒂固，說他是這個縣的"土皇帝"一點不為過。

他進門沒敲門。

這是第一個信號。

在體制內，敲不敲門是一種語言。平級之間客客氣氣會敲，上對下不敲，說明他根本沒把你當回事。

錢伯元坐在我對面的沙發上，把茶杯往茶幾上一放，聲音不大，但那個"咚"的一下，像法官落槌。

"正廷，今天常委會上的事，你回去想想。"

他說的是我在會上投了反對票。

反對的議題是：提拔縣教育局副局長孫麗芳為局長。

孫麗芳，三十二歲。錢伯元的兒媳婦。

"錢書記，我的意見在會上已經說清楚了。"我盡量讓語氣平穩，"孫麗芳同志參加工作才八年，任副局長不到一年，資歷和經驗都不夠。按照干部選拔的程序——"

"程序的事，組織部會把關。"他打斷了我，"我問的不是程序。"

他身體往前傾了一點，眼神像兩顆釘子，直直地釘在我臉上。

"我問的是，你到底站哪邊。"

空氣一下子凝住了。

窗外傳來院子里的鳥叫，走廊上有人經過的腳步聲。可在這間辦公室里，安靜得能聽見墻上掛鐘的秒針走動。

"我站規矩這邊。"

這句話從嘴里出來的時候，我自己都覺得心跳快了半拍。

錢伯元看了我五秒鐘。

然后他站起來，拿起茶杯，走到門口。

"正廷，你還年輕。"

他背對著我，聲音不輕不重。

"年輕人，路還長，別把路走窄了。"

門關上了。

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手心全是汗。

"我是不是做錯了？"

這個念頭冒出來又被我按下去。我沒做錯。一個工作八年的人直接提到正科局長，跳過了多少比她資歷深的老同志？全縣上下誰不知道她是錢伯元的兒媳婦？我要是不反對，那我這個縣長跟橡皮圖章有什么區別？

可我也知道，從今天開始，我的日子不會好過了。

我不知道的是，錢伯元的報復，比我想象的來得更快、更狠。

說一下我來這個縣的背景。

我是市委組織部下派的。說白了，空降干部。

空降到一個地方當縣長，最大的問題不是能力，是根基。你人生地不熟，上上下下的干部全是書記的人，你說話有人聽才怪。

市里領導找我談話的時候說："那邊情況復雜，你去了要穩。"

我當時信心滿滿："我明白。"

可真到了地方才知道，"穩"這個字在這里是什么意思——不是讓你穩扎穩打，是讓你別亂動。別動錢伯元的人，別動錢伯元的盤子，別動錢伯元經營了十二年的那張網。

我到任第一個星期，副縣長常志明請我吃飯。

常志明五十出頭，圓臉，笑起來眼睛瞇成一條縫，看著挺隨和。他在這個縣干了九年，是錢伯元最信任的人之一。

飯桌上他跟我推心置腹："周縣長，我多說一句。錢書記這個人，你別看他平時笑呵呵的，他記性好，誰跟他不對付，他一輩子都記著。你新來乍到，別急著燒三把火，先站穩腳跟再說。"

我夾了一口菜，沒接話。

"還有一個事。"常志明壓低了聲音，"教育局長的位子，書記盯著呢。你要是聰明，這種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就行了。"

"常縣長，如果這次我閉了眼，下次呢？下下次呢？"

常志明看了我一眼，嘆了口氣。

"周縣長，你是個好官。但好官不一定有好下場。"

這話我沒放在心上。

那時候我覺得，只要我站得正、行得端，誰能奈何得了我？

太天真了。

我到任第三周，妻子葉舒寧從市里搬過來陪我。她在市里一所中學教語文，申請調到了縣里的中學。為了我，她放棄了市里的骨干教師名額，帶著六歲的女兒，住進了縣政府家屬院。

搬來那天晚上，女兒睡了，我跟葉舒寧坐在陽臺上。她靠在我肩膀上，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我的手背。

"這邊條件差點，你辛苦了。"我說。

她笑了一下："嫁給你的時候就知道會跟著你跑。"

我轉頭看她。她側臉在路燈的光里有一層柔和的輪廓，睫毛很長，投下一小片陰影。我低頭親了一下她的額頭，她沒動，但手指攥緊了我的手。

"正廷，你到了新地方，能不能別那么犟？"

"什么意思？"

"你那個性子我了解。看不慣的事你就要說，看不慣的人你就要頂。在市里的時候你是副職，有人替你擋著。現在你是一把手了——一把手沒人擋了。"

"你放心。"我攥了攥她的手，"我有分寸。"

她抬起頭看我，眼神里有信任，也有隱隱的擔憂。

那是到任后最安穩的一個夜晚。

可我不知道，錢伯元已經在布局了。

就在我否決提拔孫麗芳的第二天，我的辦公桌上多了一封匿名舉報信。

舉報的人，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