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前天發布了《林彪墜機后，兩份手令現世，孰真孰假，40年后，知情人道出內情》一文到“覃仕勇說史”上，文中講到：1971年9月8日晚，林彪在北戴河 96 號樓，用紅鉛筆，分別用橫寫和豎寫的方式，在一張32開白紙、一張16 開白紙上寫下了“盼照立果、宇馳傳達的命令辦。林彪 九?八”和“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林彪 九月八日”兩份手令，是為著名的“九八手令”。

這兩份手令，一份留在96 號樓，一份由林立果帶到北京交給了周宇馳。

周宇馳自殺身亡后，周恩來命令衛戍區部隊把周宇馳自殺前撕碎的手令碎紙片全部撿回，小心拼接復原。

等到復原完成，全部內容出現在眼前，大家無不倒吸了一口涼氣。

這，分明就是一份政變手令！

這份手令，也成為了中央專案組認定林彪發動政變的一個重要罪證。

后來在中共中央公布的林彪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中，就有這份撕碎后拼接起來的手令的影印件。

話說回來，這份手令一旦被派上用場，它所發揮出來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

事實上，林立果在9月8日夜帶它回到北京時，先后給十幾個人看過，用它傳達了政變命令。

原林彪辦公室秘書關光烈深受林彪信任，于1968年任陸軍第 43 軍 127 師政委，屬于林彪集團外圍核心圈，1971 年 9 月，已內定升任 43 軍政治部主任（副軍職），只待宣布。

9月8日夜，林立果緊急將關光烈從洛陽召至北京，在“聯合艦隊”秘密會議上，出示林彪親筆手令，命令關光烈從 127 師調火焰噴射器、40 火箭筒到上海，交江騰蛟指揮，用于伏擊毛主席專列；另調 127 師一個營到北京，配合空軍警衛營攻打釣魚臺。

關光烈一聽，當場以“個人無權調部隊，要黨委討論、上級批準、作戰部門下達命令”為由，斷然拒絕。

關光烈所說，并非推托之辭，而是實際情況。

老覃在多年前發布過《張國燾叛逃，為何一個警衛員也帶不走？與毛主席早年的一舉措有關》一文，文中說了，在紅軍長征時期，張國燾狼子野心，明目張膽地非法另立中央，但是，等到他叛逃之日，他心中非常清楚，共產黨的軍隊，不是他張國燾的軍隊，也不是任何某一個人的私人軍隊，而是一支完全聽黨指揮，對黨絕對忠誠的軍隊，他是一個人也帶不走的，于是，他一個人“凈身出戶”，偷偷出走了。

與張國燾類似，叛徒余灑度、陳浩等人叛逃時，也是連一個排、一個班都帶不走。

為什么會這樣呢？

早在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八七會議”上，毛主席就提出了著名的“槍桿子里出政權”論斷，從而開始圍繞著由黨指揮槍展開建軍。

毛主席親自領導了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建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使我黨擁有了自己的“槍桿子”。

三灣改編，他做出了一項重大決策：把支部建在連上，班排建立黨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

在湖南省炎陵縣的水口鎮時，他全面落實了“支部建在連上”，使軍隊成為了“永遠跟黨走”的軍隊，永遠拖不垮，打不敗，對黨絕對忠誠。

李德生在《李德生回憶錄》中說，毛主席南巡回京在豐臺車站談話，要調動一個師到南口。

這個師的調動，也經過了周恩來與黃永勝、吳法憲、閻仲川和總參作戰部開會討論，最后才決定下來的。

也就是說，就算是毛主席要親自去調動軍隊，也得要經過“黨委討論、上級批準、作戰部門下達命令”這套程序，不然，也是調動不了的。

所以，林彪這個語焉不詳的“手令”，在調動軍隊的問題上，屁用沒有，基本上等于是廢紙一張。

老覃在昨天發布的《“九一三”事件唯一活口，僥幸躲過空難，在法庭揭露林立果的秘密》一文中說了，1971年9月13日凌晨三點多，周宇馳用這張手令臨時征用了陳士印、陳修文兩個飛行員。

其實，陳士印、陳修文之所以聽命，是因為周宇馳在沙河機場學開直升飛機，知道他是首長身邊的重要人物，稱他“二號樓首長”。

可以這樣說，周宇馳之所以能夠順利地騙走飛機，靠的不是手令，而是“臉熟”。

這不？陳士印、陳修文后來知道他們是要叛逃外國，馬上回航，駕駛飛機飛回到懷柔，手令根本不好使。

由此可見，這個手令只能是在林立果小圈子中起點作用，像是個哄孩子的東西，一旦用在一個陌生人的場合，沒有誰把它當回事。

林立果意圖拿這樣一個東西來號令天下，搞政變，只能是貽笑天下，自取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