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假如歷史上沒有此人的存在，中國的發展或許將完全不同，他離休后究竟享受了哪些特殊待遇呢？
1931年冬，瑞金葉坪小學校的操場上，十五位年輕的指揮員同時宣誓就任中革軍委委員。名單里有后來家喻戶曉的領袖與元帥，也有名字很少出現在課本腳注的王盛榮。這位個頭并不高、說話帶著武漢口音的漢子，此刻不過24歲，卻已在時代洪流里摸爬滾打了十一年。
往前倒帶，他生于1907年武昌碼頭邊，12歲被父親送進上海一家英商紗廠。機器轟鳴，童工的清晨常伴著汽笛聲開始。正是這片車間，讓他見識到工人組織罷工的力量；1925年“五卅”槍聲，讓他正式遞交入黨申請。從此，日夜班表之外，他的時間留給地下印刷和糾察隊。
大革命失敗后，城市斗爭轉入低潮。黨組織把這批火種向農村送。1927年冬，王盛榮登上駛往海參崴的列車，最終抵莫斯科中山大學。課堂里系統的軍事理論課程，讓他第一次接觸整體作戰學。學成歸國，他主動要求去最危險的江西，于1931年在興國組織少年先鋒隊，團結起上萬名赤色娃娃。
不久，他被推選進新成立的中革軍委。那一年，贛南與福建交界山地形勢緊張，反“圍剿”剛剛打退第一波，但內部爭論并未平息。中革軍委委員要下到連隊蹲點，王盛榮也少不了背著干糧奔走。
1932年臘月夜冷風硬。毛澤東在尋烏一帶做調查，身邊不過幾十人。王盛榮帶一個排去接人，剛踏進村口就聽到急促槍聲。“跟上！”他低喝，手里駁殼槍已上膛。沖進院子，他兩槍撂倒逼近窗口的團丁，再大喊“撤”。戰士們抬著發高燒的毛澤東，從黑夜里闖過一道道籬笆。事后有人感慨：若再遲片刻，中央紅軍的前路或許完全不同。
抗戰爆發后，他放棄去武漢擔任聯絡高參的“清閑差”，掉頭奔赴河南確山。一支僅300人的游擊隊等著整編，槍械雜，糧秣短。他白天帶隊打伏擊，夜里挨家動員失散紅軍歸隊。半年過去，番號里的人數已漲到2000。1939年春，隊伍與李先念部合并，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成立，他任政委。此后，豫鄂邊區根據地拔地而起，為華中戰局留下一塊穩固根基。
1945年11月，他被調到齊齊哈爾整頓地方武裝。告別大會上警衛員擦槍走火，一顆子彈從小腿鉆出。傷口感染，無法采取現代手術，只能截肢。王盛榮咬著毛巾，堅持簽字證明槍支走火，保住了年輕警衛員的性命。許多人說他脾氣倔，他只是淡淡一句：“自己的兵，不能一出事就推出去。”
1949年南下武漢，他負責恢復破敗的軍工廠。倉庫里零配件成堆，卻缺卡車、缺汽油。周恩來批準后，他用對蘇貿易指標換回設備。1950年，香港被凍結的鎢砂成了急需硬通貨，他跑礦山、跑交通，把1000噸礦石送上輪船。設備到位了，訂單完成了，可1952年運動風向驟變，他被指“處理物資手續不當”，從副部級降到副處級。
跌落并未結束工作。5年后，毛澤東視察湖北，聽取匯報時忽然問：“那個獨腿的王盛榮在哪兒？”幾天后，他的級別恢復到副省。1979年，所有歷史結論重新核定，他取回了本應享有的待遇。那年他72歲，已習慣拄拐巡視車間。
進入80年代，公司改制，他主動交班。組織安排正省級醫療待遇，他卻仍住舊式單間。偶爾有青年軍工來請教，他會拍著殘肢，“別迷信頭銜，干事最重要。”
2006年9月1日，武漢初秋。王盛榮平靜離世，享年99歲。遺體告別那天，老同志們提到他，更多是那些不惹眼卻要命的節點：營救領袖那幾槍，豫鄂山區那幾次突圍，截肢后守住的生產線。有意思的是，這些細節并未寫進太多正式檔案，卻在戰友的口口相傳中，留下一條清晰脈絡——革命不只靠號角，也靠日日夜夜的硬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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