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開疆拓土的偉大事業，始于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盡管他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卻不是由他一個人辦成的，而是由一個帝王團隊前赴后繼完成的。自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同時出兵百越，拉開兩漢對外經略的序幕，一直到公元220年東漢滅亡這三百多年的時間里，兩漢的每一位帝王，包括新莽時期的王莽，都沒有放棄過經略天下的戰略，或多或少做出了他們的貢獻，這些帝王當中，成就卓著的當屬西漢的宣帝，東漢的明帝、章帝和和帝，本文講述的即是他們和他們手下的將軍團隊在開疆拓土事業中的主要貢獻（至于漢武帝和他的將軍們，本刊上期已有專文介紹，在此不再專門涉及）。

漢宣帝

漢宣帝像：漢宣帝劉詢（公元前91-公元前49年），本名劉病已，西漢第十位皇帝，漢武帝的曾孫。在位期間，對外大破匈奴和西羌，在西域設置西域都護府，進行有效管理，對內勵精圖治，發展生產，史稱“中興”。

公元前87年，漢武帝去世，年僅8歲的太子劉弗陵繼位，是為漢昭帝，霍光主政，漢昭帝在位13年，期間主要執行的是漢武帝《輪臺罪己詔》中宣布的休養生息政策。公元前74年漢昭帝去世，漢宣帝劉詢繼位。漢宣帝生于公元前91年，公元前49年去世，享年42歲，在位時間25年。執政期間，他一方面繼續執行與民休息的基本政策，另一方面再次開始打擊匈奴，在西域設置都護府等，漢朝的疆域進一步鞏固、擴大。歷史上將漢昭帝和漢宣帝統治的時期，稱之為“昭宣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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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昭帝病逝后，因無子，大司馬霍光立昌邑王劉賀為帝，劉賀是一個毫無節制的花花公子，踐位二十多天，劣跡斑斑，霍光等人廢劉賀，立漢武帝曾孫、戾太子劉據之孫、時年18歲的劉病已為帝，是為漢宣帝。宣帝即位后，改名為劉詢。

漢宣帝出生這年，即逢巫蠱之禍，尚在襁褓之中就被關進了大牢，但他受到了劉據的一些老部下的悉心照料，后來名字被列入宗室名冊。他的青少年時光在民間度過，喜游俠，好走馬斗雞，長安諸陵、三輔之間的地區是他經常游歷的地方，最流連忘返的地方是長安郊外的杜縣、鄠縣一帶的下杜城，他死后也埋在這一帶，陵號“杜陵”，與他患難與共的皇后許平君葬于杜陵南園，人稱“少陵”，唐代大詩人杜甫曾在這一帶居住，他自號“杜陵布衣”、“少陵野老”，皆依此而來。

身世變故和民間生活經歷，養成了漢宣帝處事深沉的性格特點，即位一年多之后，他下了一道全面頌揚曾祖父漢武帝的詔書，尊武帝的廟號為世宗，這是一個極有政治智慧的舉措，一方面表明了他是漢武帝的嫡系遺脈，繼承帝位是合法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他要繼承漢武帝的遺愿，完成漢武帝經略天下的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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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宣帝的對外功績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匈奴呼韓邪單于歸漢，二是在西域設立西域都護府，西域正式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三是降服西羌。

先來講匈奴呼韓邪單于歸漢的事情。

由于漢軍的連續打擊和內部動亂，匈奴實力大減，無力再與漢朝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昭帝時期，雖然漢匈在邊境地區屢有小摩擦、小沖突，但總的來說，雙方處于一個相對和平的狀態，匈奴多次向漢示好，最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終于放回了扣押十九年之久的漢使蘇武。匈奴此時將戰略重點轉向西域地區，昭帝末年，匈奴攻擊與漢關系密切的烏孫國，烏孫王及嫁到烏孫的漢家解憂公主向漢求援，此時恰逢昭帝駕崩，漢朝廷暫時無暇顧及烏孫。不過在公元前72年，漢朝即派兵與烏孫聯手，攻擊匈奴，以田廣明為祁連將軍，率四萬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友明率三萬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率三萬騎出云中，后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率三萬騎出酒泉，云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率三萬騎出五原，這幾路兵馬，連同校尉常惠節制的五萬烏孫騎兵，共二十余萬人，東西夾擊匈奴，這也是兩漢期間漢軍最大規模的一次騎兵出擊。匈奴聞漢軍出兵，往西奔逃，恰好遇上常惠率領的烏孫兵，慘敗。這一仗，匈奴損失牲畜總計近九十萬頭。公元前71年，不甘失敗的匈奴再次攻擊烏孫，但遇上一場大雪，再遭重大損失，同時，烏孫與烏桓又聯手夾擊匈奴，漢軍再出三千騎攻打匈奴，皆得勝，至此，匈奴實力大減，內部分崩離析。

這次漢軍的重大勝利，是漢武帝一直以來堅持聯合烏孫的政策，在宣帝時期所結出的一顆碩果。

匈奴遭此失敗，內亂加劇。公元前60年，日逐王率數萬人投降漢朝，宣帝派鄭吉前往迎接，一直護送至京城長安，日逐王被封為歸德侯。

公元前56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在內斗中失敗，公元前51年，親自前往長安朝見，漢王朝對其禮遇有加，賜予匈奴單于璽，從此，匈奴呼韓邪政權正式臣服于漢。這是漢匈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結束了雙方一百多年的戰爭狀態，大漠以南的廣大地區與中原進一步得到了統一。

陜西省西安市杜陵：杜陵是漢宣帝劉詢的陵墓，位于陜西省西安市曲江街道三兆村南。漢宣帝少時流落民間，今杜陵一帶是他經常流連的地方，所以他死后就葬于此處。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杜陵在文學史亦很有名，唐代大詩人杜甫曾居住于此，自號“杜陵布衣”，李白也在此留下了《杜陵絕句》這樣的著名詩篇：“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間。秋水明落日，流光滅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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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時期漢在西域的經營，必須得提以下幾個人：

第一個是常惠，前文我們已經談及他，他在公元前72年漢匈之戰中，節制烏孫兵大敗匈奴。實際上，常惠在此之前，早就名聲在外，他是一名外交家，漢武帝時期，隨蘇武出使匈奴被扣押，與蘇武一樣，他也被扣押了十九年，昭帝時期隨蘇武一起歸漢，被拜為光祿大夫。漢匈戰事再起之時，宣帝正是看中了他的外交才能，才派他去節制烏孫兵馬，而他亦不負重托。在那一戰中，共繳獲匈奴牛羊近七十萬頭，常惠未留一頭，全部送與烏孫，宣帝認為他處理妥當，加強了漢與烏孫的聯合，封他為長羅侯。

常惠再次出使烏孫賞賜烏孫貴人，途經龜茲國時，想起了龜茲與漢朝之間的一件恩怨往事，覺得現在應該有個徹底了結，于是他派兵合圍龜茲，殺了龜茲國的貴人姑意。這段恩怨，還得從漢武帝時期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說起。龜茲在漢武帝時期臣屬漢朝，但它在西域是一個大國，一些西域小國也送質子給它，扜彌王太子賴丹就是其中的一名質子。李廣利征大宛回師之際，了解到了這種情況，指責龜茲王說：西域各國都臣屬漢朝，你怎么可以把賴丹當作人質，于是將賴丹帶回了長安。漢昭帝時期，西漢政府派賴丹在輪臺屯田，并負責控制西域各國。龜茲國貴人姑意不服賴丹，慫恿龜茲王殺了賴丹，從此與漢朝結下了梁子。常惠也是好事之人，他想起了這件事情，覺得現在為賴丹報仇、揚大漢國威的時候到了，于是請求攻打龜茲，宣帝沒有同意，但輔政大臣霍光暗示他便宜行事。常惠便聯合漢能控制的西域各國的兵馬，合圍龜茲，并派人質問新任龜茲王絳賓，你們過去為什么要殺賴丹？兵臨城下，絳賓害怕，又想與漢通好，就說殺賴丹不關我事，全是姑意慫恿老龜茲王干的，并把姑意交給常惠處理，常惠殺死姑意，替賴丹報了仇。絳賓經此打擊，決定與漢朝修好關系，當時，與漢朝關系最好的西域國家是烏孫國，烏孫國王的妻子就是漢朝的解憂公主，絳賓派人到烏孫國，請求解憂公主將女兒嫁給自己，得到了解憂公主的同意。公元前65年，解憂公主請以宗室身份讓其女入漢朝，絳賓也上書愿意一起入朝，得到宣帝的準許。他們在長安居留一年，歸國后將漢朝的禮儀制度和服飾等帶回到了龜茲，此后，龜茲歸附于漢。

第二個是鄭吉。這位第一任西域都護，今日知之者甚少，當記之。

鄭吉，今江蘇吳縣人，行伍出生，數出西域。宣帝時期，鄭吉以侍郎的身份去西域渠犁屯田，后車師國勾結匈奴，多次劫殺漢使，鄭吉帶屯田區的兵馬攻破車師，將其分為車師前國和車師后國。

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漢，宣帝派鄭吉前往迎降，當時，漢軍在屯田區只有幾百人，而日逐王有幾萬人，并且他指定鄭吉到他約定的地方去迎接他。鄭吉的部下有人提醒說，我們去他指定的地方去受降，萬一有變怎么辦？鄭吉回答說：日逐王之所以這么做，是在試探我們，如果我們不去，他投降的決心必定會動搖。我們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安危，而誤了國家的大事。你們不怕死的就跟我去。眾人一聽，紛紛表示愿意前往。但鄭吉也并非魯莽之人，考慮到屯田的士兵人少，特意借調了渠犁和龜茲諸國等五萬兵馬一同前往，順利招降了日逐王。

鄭吉破車師，招降日逐王，深得宣帝贊許，決定在西域設置西域都護府，委任鄭吉為第一任都護，選擇西域的中心地帶烏壘城（今新疆輪臺縣一帶）為府治，所謂“都護”，就是全部保護的意思，不僅負責西域的統一和安定，而且還負責調解所屬各國的內部糾紛和政務。西域都護府的設立，保障了當時絲綢之路的暢通，對國家的統一具有重要的意義，鄭吉因功被封為安遠侯，《漢書?鄭吉傳》贊曰：“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于鄭吉。”

第三個是馮奉世。

馮奉世，原籍山西潞城，后移居陜西杜陵。馮唐之孫，武帝末年為郎官，昭帝時被免職，在家閑居，三十多歲無所事事，熟讀兵法。前將軍韓增聽說馮奉世很有才能，與之交談，發現他真有真才實學，于是向宣帝舉薦他做了軍司空。

公元前71年，馮奉世隨軍攻打匈奴，隨后回宮當衛士。韓增這時再一次推薦他出使西域。他被宣帝授以衛侯，奉命持節出使大宛。當馮奉世行至今新疆鄯善境內時，得知莎車國的貴族集團叛漢，不僅殺死了與漢友好的國王萬年，還殺死了漢朝使者奚充國，新任莎車國王呼屠征宣稱莎車與匈奴已結成聯盟，以西域霸主的身份與漢朝對抗，因此，由鄯善西去的道路已被他們切斷。

西域都護府都護鄭吉建議漢使走北道。馮奉世卻決定鎮壓莎車。然而，要想鎮壓莎車，須有軍隊，調動軍隊又需上報朝廷，路途遙遠，往返費時，而眼前形勢卻讓他等不起。于是馮奉世與副使嚴昌決定，不待奏聞朝廷，立即采取行動，他自任統帥，使用符節調集起西域各國兵馬一萬五千人，聯合進攻莎車，一舉攻克其都城，新任莎車王呼屠征自殺。馮奉世讓莎車另選前王的支裔為國王，莎車國復歸安定。戰后馮奉世將平定莎車的前因后果詳細奏告朝廷。漢宣帝聽到報告后，當即召見前將軍韓增，夸獎他舉薦馮奉世：“賀將軍所舉得其人。”

平定莎車之亂后，馮奉世繼續前行，抵達大宛。大宛早就聽說了他在莎車的事跡，隆重接待了他，并在臨別時贈送名馬象龍，表示愿與漢朝交好。馮奉世回朝后，宣帝準備封賞他，但遭到反對，反對者的理由是馮奉世擅自發動小國之兵，雖有大功，但是不可引人效法，如果人人都像他一樣私用兵馬，在外為求功名而與他國滋事，恐怕會影響西域的安定團結。宣帝覺得有理，便未對馮奉世封爵，任命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漢元帝時期，馮奉世被任命為執金吾，職掌北軍。常惠死后，馮奉世調任為右將軍典屬國，掌管外交事務，幾年后再任光祿勛，后又平定隴西羌人叛亂，終被封為關內侯。

降服西北地區羌人的叛亂，也是漢宣帝時期的一件大事，這項工作主要是由名將趙充國來完成的。關于趙充國其人其事，本刊上期有專文詳細講敘，在此就不多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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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宣帝的身上，帝王的公共理性和平民主義的光輝兼而有之，公共理性表現在他雖然在主政期間，鏟除了霍氏集團，但并沒有廢掉霍光堅持執行的“與民休息”的方針政策；宣帝時期，司馬遷的《史記》正式刊行，盡管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漢高祖劉邦和漢武帝劉徹頗多微詞譏諷。平民主義的一大體現在于他對結發之妻許平君的念念不忘，漢宣帝當上皇帝后，立許平君為皇后，但遭到霍光等人的反對，為此他特意下了一道詔書，說我當年有一把劍，流落在了民間，誰能替我找回來呢？其實是表明他不能忘了結發之妻許平君，霍光等無奈，只得同意了他立許平君為皇后，“故劍情深”因此成為了一個著名的愛情典故，意為不喜新厭舊。不過許平君并沒有一個好結局，史載她后來被霍光之妻霍顯下毒毒死。

漢宣帝為政，王道、霸道兼而有之。他有民間生活的經歷，對百姓疾苦了解頗多，對吏治腐敗有過深刻體會，因此他的為政，對老百姓很寬和，對貪腐官員卻用刑嚴酷，比如大司農田延年，在尊立漢宣帝的過程中，有過很大的功勞，后來田延年在給漢昭帝修陵之時因貪污公款被告發，有大臣為他求情，但宣帝不許，田延年畏罪自殺。大概正因如此，太子劉奭（后來的漢元帝）曾說漢宣帝“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漢宣帝聞此言臉色大變，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接著嘆息說：“亂我家者，太子也！”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王道、霸道之論，從中可以看出宣帝的深刻和元帝的書呆子氣，正是王道、霸道兼而有之，才使得漢宣帝主政期間，漢朝內部安定團結，對外漢文明進一步得到傳播。

漢明帝

漢明帝：漢明帝劉莊（公元28-75年），東漢第二位皇帝，為政剛毅嚴酷，在位期間，他一方面繼承漢光武帝劉秀的休養生息政策，另一方面重啟對匈奴的戰爭，在西域重設西域都護府。

西漢末年，國力衰退，中央政府對周邊地區的控制力減弱，王莽當政時期，由于對周邊地區采取了非常形式化、甚至錯誤的政策，加之內亂，到東漢初年，“四夷”都脫離了中央政權的控制，東漢建立后，光武帝劉秀將主要精力放在了內部統一和休養生息、發展生產方面，對外方面，基本采取守勢，雖然在光武帝后期，對南越地區的叛亂進行了鎮壓，但總的來說，對北方的匈奴還有其它地區都采取的是守勢，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東漢第二位皇帝漢明帝時期。

東漢與周邊地區的關系，以漢和西域為重點展開，漢和西域之間，有著名的“三通三絕”之說。“一絕”指的就是新莽時期到東漢初年，西域各國與漢脫離了關系。東漢對西域的經營始于漢明帝時期的公元73年，通過戰爭手段，重新在西域設立管理機構，這就是所謂的“一通”。東漢在西域的經營，引起了北匈奴的反彈，他們聯合西域一些國家，對漢在西域的經營發起了反攻，由于漢明帝去世等一系列原因，漢章帝再次放棄西域，這就是“二絕”。雖然如此，但漢使班超等人，依舊留在西域，他在漢章帝的支持下，聯合親漢的西域國家，對抗北匈奴及親北匈奴的西域國家，到公元94年，西域各國納質內屬，漢與西域實現“二通”。漢和帝時期，漢在西域設立西域都護府，班超任西域都護，進行有效管理。班超離任后，繼任者任尚行事過于嚴峻，引起了西域各國不滿，公元107年，東漢政府派人領河西羌騎馳援西域，引起羌人反抗，通西域道路斷絕，這就是“三絕”。公元123年，漢安帝派班超的兒子班勇再次經營西域，經過四年時間努力，實現了“三通”。

在漢與西域的“三通三絕”、以及漢與北匈奴的戰爭中，東漢貢獻最為突出的皇帝是漢明帝、漢章帝和漢和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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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明帝劉莊，光武帝第四子，東漢第二位皇帝，生于公元28年，公元75年去世，公元57年繼位，在位時間18年。在位期間，他一方面對內發展生產，另一方面對外打擊匈奴和再通西域，雖然沒有完全取得成功，但卻走出了很關鍵的一步，為他的繼任者打開了局面。

漢明帝時期，東漢政府開始大力建設北方邊郡。光武前、中期，由于無力北顧，東漢政府放棄了一些邊郡，邊郡人民內遷，造成了邊郡的荒涼甚至廢棄，光武后期，隨著國力增強和形勢的變化，開始鼓勵滯留在內地的邊郡人民返回原地，不過沒有太多具體的措施。明帝采取一系列具體的措施大力推行這項政策，對返回邊郡從事生產的人民給予政策上的優惠，賞賜錢財等等，對在內地淪為奴婢的邊郡婦女，嚴令必須將其遣返邊郡，一方面解放了奴婢，另一方面充實了邊郡人口。同時，明帝還多次下詔，將弛刑徒派往邊郡，進行屯田戍邊。

所謂弛刑徒，是指得到皇帝赦令詔書，可以去掉刑具、罪衣的刑徒，刑徒變為弛刑徒以后，行動上有一定的自由，社會地位也相應有所提高，他們多被充軍，或被派往邊郡戍墾。弛刑徒在西漢時期就已經出現，光武時期也有，且有一部分被派往邊郡，但大規模將弛刑徒派往邊郡的，還是明帝，而且，他還允許這些弛刑徒攜帶家眷前往邊郡，這是與光武帝不一樣的地方，保證了這些弛刑徒在邊郡屯戍的穩定性。漢代法律還規定，邊人不得內遷，這樣就使這些弛刑徒的后代也只能長期居于邊郡，對邊郡人口的充實起了積極的作用，也為后來漢明帝對匈奴發起戰爭提供了兵源。

邊郡人口增加后，明帝從官員中選拔有能力的官員去進行管理，比如廉頗的后代廉范，就曾在云中郡、武威郡等做過太守，頗有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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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力的增強，邊郡的充實，讓明帝擁有了打擊匈奴的基礎。當然，他對匈奴的政策，也經歷了一個過程。

首先是在北匈奴再次請求和親時，漢明帝開始考慮與北匈奴和親的事情，公元65年，他派越騎司馬鄭眾出使北匈奴接洽此事（順便說一句，此鄭眾與和帝時期的宦官鄭眾并非同一人，同名而已）。鄭眾見北匈奴單于傲慢，認為其并無和親誠意，回來后向明帝明確表示他反對和親，在明帝再派他出使匈奴時，他又上書進言，說北匈奴的和親政策只是一個幌子，目的是得到一些物資和離間南匈奴和東漢的關系，但明帝依舊堅持派鄭眾前往北匈奴。

漢明帝為什么要與北匈奴和親？筆者分析有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這是光武時期與匈奴保持相對友好關系政策的延續；其二，明帝與北匈奴和親，是在綜合考慮了包括國力在內的多種因素之后做出的權宜之計，而且和親是北匈奴主動提出的，他也可以接受。后來，在漢朝國力進一步加強、形勢發生了變化的時候，漢明帝就改變了策略，主動進攻匈奴；其三，當時有人反對漢朝與北匈奴和親，主要是擔心一旦漢匈和親，內附的南匈奴會和北匈奴再次聯合起來，這對漢朝是不利的。漢明帝也考慮到了這一點，也對此有所防備，他專門設置了一個度遼營，駐屯于五原曼柏，斷絕南北匈奴的交通，度遼營里的軍隊也是經過精心挑選的，是一支精銳之師，后來，又派了大量的弛刑徒去充實度遼營，使其成為長期駐軍。度遼營后來果然成功地斷絕了南北匈奴企圖再次聯合的意圖。

河南洛陽孟津縣漢明帝陵或漢安帝陵：據眾多資料顯示，漢明帝顯節陵位于河南省洛陽市邙山以南，俗稱“大漢冢”。我們按圖索驥，在當地多方打聽，于洛陽孟津縣送莊鎮三十里鋪村西南處尋得“大漢冢”，目測墓冢高約十余米，周長約二三百米。從土路走向墓冢時，卻發現指向墓冢處立有一通全國重點文物保護碑，上面寫“漢安帝陵，國務院于2001年6月公布，河南省人民政府于2001年7月立”。我們以為找錯了墓冢，走近卻發現墓前又立有一通碑，上書“漢明帝顯節陵”。我們撥打了文物保護牌旁文物保護責任區牌上的聯系電話，詢問為何一墓立兩碑，其工作人員稱他們也不知道，是上面單位讓這樣立的。我們多方查找資料，得知此墓在清代被洛陽知縣龔松林考證為漢明帝顯節陵，曾被盜，從上世紀開始，一些學者提出反對意見，根據史料中記載的墓冢大小，認為“大漢冢”為漢安帝恭陵，所以現墓前立有兩立不同名號的石碑。“邙山陵墓群旅游產業化發展利用規劃建議”中的記載為：“大漢冢”漢明帝顯節陵，送莊鎮三十里鋪西南，或為漢安帝劉祜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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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與北匈奴之間真真假假的和親談判，始終沒有實質性結果，期間，雙方在邊境地區摩擦不斷，北匈奴聯合一部分叛逃的南匈奴人的行動失敗之后，曾派大軍對漢朝的河西邊郡進行侵擾。公元73年，明帝派兵分四路對北匈奴發起了主動進攻：祭彤出高闕、竇固出酒泉、耿秉出居延、來苗出平城，這四人都是當時的名將。結果，四路大軍中，三路無功而返，只有竇固有所斬獲，他率兵追擊到了蒲類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在占據了伊吾盧城（今新疆哈密）之后，設置了宜禾都尉，留下一部分軍隊在此屯田。

從直接戰果來看，此次漢軍并沒有對北匈奴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也沒有消滅其有生力量，這并不是漢軍無能，也不是北匈奴戰斗力強悍，而是除竇固帶領的軍隊與北匈奴有過交戰之外，其他幾路大軍，根本沒有與北匈奴交手，一看到漢軍過來，匈奴人就先跑了，漢軍有勁使不上，所以沒有斬獲。但是，竇固占領了伊吾盧城并在此駐軍屯田，卻在戰略上具有重大的意義，重新打通了自西漢末年以來閉絕的內地與西域的通道，一些西域國家開始派遣質子入侍，表示臣服東漢政府。

第二年，在竇固、耿秉、劉張率兵拿下車師前國和車師后國的基礎之上，東漢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陳睦擔任西域都護職務，坐鎮焉耆；耿恭擔任戊校尉，駐扎在車師后王的疆域金蒲城（今新疆奇臺西北），關寵擔任己校尉，駐扎在車師前王的疆域柳中城（今新疆艾丁湖）。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在西域地區一方面組織屯田，擴大漢的政治影響，另一方面與北匈奴勢力進行斗爭。

竇固的西征大軍中，有一人脫穎而出，就是班超，他后來在西域連續斗爭了三十多年，為維護祖國統一做出了杰出貢獻（竇固、耿恭和班超，本刊本期都有專文介紹）。

漢朝雖然在西域建立了統治機構，但此時統治力量比較薄弱，公元75年，焉耆與龜茲國聯合起來，殺了陳睦，耿恭和關寵也一度被匈奴人包圍，恰在此時，漢明帝因病去世，漢朝沒有再派大軍增援西域。漢章帝即位之后，迎回了耿恭，撤銷了西域都護，隨后不再在伊吾屯田，東漢與西域的官方聯系再次斷絕，直到漢和帝時期才正式得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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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親光武帝一樣，漢明帝很勤政，史載他經常工作到深夜，天未亮又起來工作，他在位的18年里，七次出外巡查工作，體察民情，考察官吏，檢查黃河治理工作等等。漢明帝也倡導節儉，反對奢侈，比如自己帶頭削減后宮開支，他的皇后是名將馬援的女兒，在這方面做了很好的表率，她穿的衣服是粗絲料做成，當有人認為她不必如此節儉時，她卻說：這種料子很適合染色，所以就用了它。

史載“明帝察察”，意思是說他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為政不寬和，主要表現在嚴防外戚、限制豪強、對官員嚴苛等方面。他先后以謀反罪處死了自己的同母弟劉荊、異母弟劉英，尤其是劉英一案，牽連之人遍布全國。他殺了開國功臣梁統的兒子梁松、竇融的兒子竇穆，其中梁松還是自己的姐夫。他的親舅舅陰就的兒子陰豐，因為殺了自己的妻子酈邑公主，也被他處死，其時，太后陰麗華還在世。他嚴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參政，他在位時，他的舅舅們都位不過九卿，館陶長公主想替他兒子求個郎官做，漢明帝寧可送給外甥一千萬錢，也不答應。大臣閻章才學出眾，工作突出，但因兩個妹妹是后宮嬪妃，漢明帝為不破壞外戚不封侯參政的規矩，一直不提拔閻章。

漢明帝對違法的官員，嚴懲不貸，比如，北地太守廖信和交趾太守張恢都因貪污罪受到了嚴懲。有一次，內朝小吏誤記了西域屬國貢獻的供品，明帝親自查賬發現后，派人把犯錯的尚書郎招來，并親自手持木杖責打懲罰，直到尚書臺長官聞訊來說情，請求懲罰自己管教失職之罪，明帝才平息憤怒。有人認為明帝對臣下的態度過于嚴厲、督責過度苛刻，皇帝親手責打官員也是歷史上少見，這大概也是后世認為明帝嚴酷的一大理由。但同時也要看到，明帝對于老百姓，是主張輕刑的，一個皇帝，如果要對老百姓好，就必須對官員嚴酷，不可能兩面做好人，明帝對官員的嚴酷，恰恰對整頓吏治、治理天下有好處。

漢章帝

漢章帝像：漢章帝劉炟（公元57-88年），東漢第三位皇帝，為政比較寬厚，亦有被后世批評之處，比如他打破了東漢建國以來外戚不得封侯的慣例，開始給外戚封侯，對后來東漢政治帶來了負面影響。漢章帝最主要的歷史貢獻在于他支持了班超在西域的活動和斗爭，為西域統一于祖國打下了基礎。

公元75年，漢明帝劉莊去世，同年，他的第五子劉炟繼位，即漢章帝，東漢第三位皇帝。漢章帝生于公元57年，公元75年—公元88年在位，時間13年，在此期間，漢朝經濟繼續往前發展，國內政局穩定，史家將他與漢明帝的統治稱之為“明章之治”。對外經略方面，相比漢武帝、甚至漢明帝來說，他有些“溫吞”，但他能正確聽取意見、正確判斷形勢、正確用人，因而在他統治期間，雖然漢朝一度在西域經略不利，但最終還是扭轉了局勢，假如他能活得更久一點，或許對歷史的貢獻要更大，他未竟的事業，最終由他的兒子漢和帝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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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章帝繼位這一年，東漢在西域的經營極不順利，西域都護陳睦被西域叛軍所殺，己校尉關寵被北匈奴困于柳中城，后戰死，戊校尉耿恭被北匈奴圍困在疏勒城，堅持戰斗。漢章帝甫一即位，就面臨著這一嚴峻的問題，但他不愿勞師動眾，對西域用兵，只是派駐守在酒泉和敦煌的漢軍救回耿恭，不久后，又下令撤銷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的建制，實際上宣布放棄西域。

此時在疏勒國的軍司馬班超也接到了撤退回京的命令，但遭到與漢朝友好的西域人士竭力挽留，班超也覺得不能就這么放棄西域，上書漢章帝，請求繼續留在西域，漢章帝同意了他的請求。由此，東漢雖然表面上中止了與西域各國的官方聯系，但班超卻以漢朝代表的身份，一直在西域堅持活動和斗爭，并且卓有成效。

從以上所述來看，漢章帝并不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但他有一個長處，能虛心聽取意見，并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公元80年，班超在西域孤軍奮戰五年后，上書漢章帝，匯報并分析了現在西域各國的情況：西域北道各國基本被北匈奴控制，但是南道各國，只有龜茲國與漢朝為敵，其他各國和漢朝都比較友好。為此，班超提出了經營西域的建議，即聯合與漢朝友好的國家去攻打與漢朝為敵的國家。漢章帝同意了班超的建議，并且派徐干為假司馬（假司馬即軍司馬副手），率領弛刑徒和義從兵一千多人前往西域支援班超。徐干，今陜西咸陽人，自幼習武，慷慨勇猛，素有平定西域的雄心壯志，在得知班超奉旨平西域的消息之后，主動向漢章帝請纓前往西域，做班超的副手。徐干趕到疏勒國，與班超一起打敗了叛漢的疏勒都尉番辰，重新穩定了局面，班超升任為將兵長史，徐干升任為軍司馬。漢和帝時期，班超任西域都護，徐干為長史，駐于疏勒，此為后話。

公元84年，漢章帝又派假司馬和恭率八百士兵支援班超，班超就依靠這不到兩千人的漢軍，聯合西域與漢朝友好的國家，在西域展開了反攻，擊敗了莎車國和龜茲國，維護了祖國的統一。

在此期間，有人誣告班超在西域的活動，只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國家，所謂“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但漢章帝并不懷疑班超，反而斥責了誣告者。不偏聽偏信，這也是漢章帝的一大長處。

班超在西域不斷取得勝利的同時，北匈奴內部發生了動亂，不斷有匈奴人內附于漢朝，在這種有利的局面之下，公元88年，漢章帝派竇憲對北匈奴展開了進攻，可惜的是，他卻在這一年病逝了。

河南洛陽孟津縣漢章帝敬陵或漢順帝陵：據資料稱，漢章帝敬陵位于河南省洛陽市西北的邙山上，俗稱“二漢冢”。我們在洛陽孟津縣平樂鎮平樂村北找到此冢，高約五米多，周長約二百余米，整體比“大漢冢”小些，冢上已被修成梯田種上莊稼。和“大漢冢”一樣，此冢前也同時立有兩通石碑，一通為1980年代所立的市重點文物保護碑，上書“章帝敬陵”，已斜倒在雜草中；另一通為河南省人民政府2001年所立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碑，寫為“漢順帝陵”，兩碑相隔不到兩米。關于此陵的所屬，相關學者也存在學術爭議，故同時立有兩碑。“邙山陵墓群旅游產業化發展利用規劃建議”中的記載為：“二漢冢”漢章帝敬陵，或為順帝獻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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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載“明帝察察，章帝長者”，意思是與漢明帝為政為人嚴苛相比，漢章帝的為政為人都比較寬厚，有長者之風。漢章帝為政，的確比較寬和，比如禁用酷刑，去除刑法殘酷條文50余條，去除謀逆之罪親屬皆受牽連的禁令，等等。

漢章帝的長者之風，還表現在他教育子女身上，漢章帝最先立的太子，并不是后來的漢和帝劉肇，而是三兒子劉慶，后來他廢劉慶為清河王，封地在今山東臨清一帶，不過為了預防日后劉肇即位、猜忌兄長，他趁兩個兒子在幼年時，要求他們出則同車，入則共帳，培養他們的兄弟感情。這兄弟倆也一直很知心，后來同心協力，鏟除了以竇憲為首的竇氏勢力。

漢章帝的寬厚，表現過頭了也會演變成老好人，失去公共理性，給國家政治帶來負面的影響。比如他對東漢建國以來外戚不得為侯的規定的廢除就是如此。漢明帝在世時，嚴防外戚，并且得到了馬皇后的全力支持，這位歷史上著名的賢后，在限制外戚方面，比丈夫毫不遜色，漢章帝即位后，馬皇后被尊為馬太后，她削去了其兄馬防參與御醫為皇帝診病供藥等事情的權力，漢章帝覺得奇怪，問為什么，她說不愿意后世知道先帝親近皇后家屬的事情，這說明她深刻理解了明帝限制外戚的想法，漢章帝后來又要封舅舅們為侯，她多次拒絕，說不愿意把家事攪到國事里面來，在她去世前一年，漢章帝終于按自己的意愿，封馬寥、馬防、馬光為侯，她知道后，極不高興。漢章帝的這種做法，為后來東漢外戚專權埋下了遠因。

漢章帝還是一位書法家，“章草”的得名，有多種說法，有一種說法認為得名于漢章帝。或許他身上所具有的這種藝術家氣質，影響了他的治國，他喜用儒生，多少有些不務實，后世史家對他這一點批評較多。

漢和帝

漢和帝像：漢和帝劉肇（公元88-105年），東漢第四位皇帝，在位期間，漢朝徹底擊敗了匈奴，西域統一于祖國，甘英出使了大秦，蔡倫發明了造紙術，班固和班昭寫出了《漢書》，東漢的綜合國力一度達到了鼎盛。

公元88年，漢章帝去世，太子劉肇繼承皇位，是為漢和帝，東漢的第四位皇帝。漢和帝生于公元79年，繼位時不到十歲，去世于公元105年，年僅26歲，在位時間17年。在位期間，中國發生了幾件對世界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事情：在軍事上，竇憲徹底擊敗了匈奴；外交政治上，班超治理西域卓有成效，甘英出使大秦，漢文明傳播更遠；科技上，蔡倫發明了造紙術；文化上，班固和班昭寫出了《漢書》。總之，東漢的綜合國力一度達到了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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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章帝去世的這一年，他任命竇皇后的哥哥竇憲為車騎將軍，對北匈奴發起了進攻，因此漢和帝即位之初，可以說逢上了一個大時代，不過這個時候他還小，開始四年，朝政掌握在竇太后的手中，繼續執行漢章帝對北匈奴進行攻擊的政策。

公元89年，應南匈奴單于之邀，東漢政府派竇憲率軍與南匈奴一起，大敗北匈奴，這一次，漢軍出塞三千余里，至燕然山（今蒙古杭愛山）刻石記功而還。

公元90年，竇憲派副校尉閻詟率兵在在伊吾擊敗匈奴，取得了伊吾，而且使西域的車師國深感震撼，遣質子內附于漢。

公元91年，竇憲又派耿夔、任尚出兵居延塞，在阿爾泰山一帶俘獲包括單于母親在內的五千余人。這一次，漢軍出塞五千余里，徹底擊潰了匈奴，其主力從此走上了西遷之路，影響了歐洲和全世界歷史的發展。北單于率主力西遷之后，其弟于涂鞬自立為單于，在蒲類海遣使表示歸漢，被封為北單于，但在93年叛逃，漢和帝劉肇派長史王輔帶兵出關協同當時駐守伊吾的中郎將任尚聯兵追擊，殺了于涂鞬，漢軍立《漢平夷碑》（又名任尚碑），記載了這一史實。《任尚碑》是今天在新疆巴里坤地區發現的三大漢碑之一，另兩塊是《裴岑碑》和《煥彩碑》。任尚此人，《后漢書》沒有為他專門列傳，但他的確是一員勇將，值得一說。任尚因打擊北匈奴有功，被封為戊己校尉，公元100年，又接替班超任西域都護，班超臨走之時，囑咐他寬宏大量，要抓大事不要抓小事，但任尚沒有班超的政治智慧，任西域都護期間，因舉措不當，引起西域各國的不滿和反抗，于公元106年被朝廷召回，后因倒賣軍糧被斬首示眾。

在竇憲和任尚等將領徹底擊潰北匈奴的同時，班超也在西域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斗爭。公元91年，長期與東漢為敵的龜茲、姑墨、溫宿等國向班超投降，公元92年，漢和帝委任班超為西域都護，駐于龜茲，委任徐干為長史，駐于疏勒，委任任尚為戊己校尉，駐守高昌壁，對西域全面進行管理。

公元94年，班超征討焉耆，第二年焉耆歸附漢朝，至此，西域五十余國成為東漢帝國版圖的一部分，再次統一于中國。

西域的統一，使東漢的政治勢力和文明迅速向西擴展和傳播，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到達安息國的條支時，因遇到大海返回，雖未抵達大秦，但甘英卻是第一個到達波斯灣的中國人，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河南洛陽孟津縣漢和帝慎陵或漢沖帝懷陵：據資料稱，漢和帝慎陵在河南省洛陽市西北的邙山上，和敬陵相鄰，俗稱“三漢冢”。在“二漢冢”南不遠處（洛陽孟津縣平樂鎮平樂村北），我們很快找到了“三漢冢”，冢上已被修成梯田種地。清人龔松林考證其為漢和帝慎陵，后近現代學者提出不同觀點，認為其為漢沖帝懷陵。我們看到，資料上所稱墓前立有的“漢和帝慎陵”石碑一通現已不見蹤影，現在只立有2001年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碑“漢沖帝陵”一通。“邙山陵墓群旅游產業化發展利用規劃建議”中的記載為：“三漢冢”為漢和帝慎陵，或為沖帝劉炳懷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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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一朝，有兩件事情飽受后人詬病：

一是開漢代給宦官封侯之先河。宦官鄭眾因協助漢和帝殺竇憲、廢竇氏勢力有功，由鈞盾令（皇家花園管理員）升任大長秋，職掌皇帝詔書封誥之事，后又加封為鄛鄉侯。和帝駕崩后，鄧太后執掌朝政，繼續對鄭眾加封食邑，鄭眾平安度過一生，去世后，他的養子鄭閎承襲爵位。鄭閎死后，其子鄭安承襲爵位，后來封國不再存在。漢桓帝的時候，又繼續封鄭眾的曾孫鄭石讎為關內侯。

人們普遍認為，和帝對鄭眾封侯，大大提高宦官的地位，直接導致了后來東漢中后期的宦官專權和政局混亂。實際上，所謂的宦官專權有更多更復雜的原因，他們是不是真的專權、專了多大的權，也要做更深入的研究。僅就鄭眾而言，他沒有多少惡行劣跡，相反，他比較謹慎，和帝信任他，但他并沒有得意忘形，很守本分。

漢和帝時期，還有一個著名的、封了侯的宦官，就是蔡倫，此人曾一度卷入宮廷內斗當中，但他在歷史上留名，卻是因為改進了造紙術，對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公元105年，正是他把自己造的紙獻給漢和帝，漢和帝將其在全國推廣，造紙術才真正普及開來。關于紙誕生的時代，已有西漢時期的紙出土，說明早在100多年前紙已經造出來了，但作為一種大規模生產的日常用品，可能是在蔡倫之后。

二是對鄧皇后的不察。鄧皇后名綏，是東漢開國功臣鄧禹的孫女，漢和帝早逝后，她實際執掌朝政長達20年之久，人們普遍認為正是在這一時期，強大的東漢帝國開始走向衰落。在本文中，筆者不準備對鄧皇后的事跡展開敘述，也不對她做出詳細的評價，只是想說明，將東漢的走向衰落歸到她身上，并不公允。

東漢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還是回到我們的一個老觀點：人不行了。單從皇族成員的壽命上來看，漢和帝27歲就病死了，他的兩個兒子，小兒子即漢殤帝劉窿只活到兩歲，他的大兒子劉勝，也是自幼多病，這也就是鄧太后選皇位繼承人時，立幼不立長的原因。果然，劉勝未成年就死了。之所以如此，也許，是皇族有病了。病從何來？最大的可能是近親通婚導致的，比如，漢光武帝和南陽的鄧家、陰家，河西的竇家、梁家，隴西的馬家都曾聯姻，而且皇室的后人和這些家族的后人也繼續通婚，這其中的關系，要想理清楚，恐怕要費更多的周折。近親通婚的危害，在生物學上早就得到了證明。

總結

從以上對西漢宣帝，東漢明帝、章帝和和帝的介紹，可以看出，漢代的開疆拓土事業，雖然屢有波折，但卻是一個不斷持續深入的過程。究其原因，一方面自然是涌現出了杰出的君王和將軍，他們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又一個的團隊在奮斗；另一方面，也是由漢文明的性質決定的，漢文明本質上是開放的、包容的，她視天下之民均為自己的人民，平等待之，并以先進幫助落后的方式，促進其發展，而漢文明潤澤之處，那里的人民，不但心悅誠服接受、而且以自己文明的特點，豐富和發展了漢文明，這是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一個遼闊、穩定、統一國家的最重要的基礎。

《漢代開疆拓土的帝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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