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天，紅旗糧站的大鐵門從里面鎖上了。

站長趙德柱站在辦公室窗前，手指把窗簾掀開一條縫。

院子里停了四輛吉普車，穿制服的人正從糧倉里一袋袋往外拖公糧。

他后背的汗衫濕透了一大片。

桌上的電話突然響了。

趙德柱盯著那臺黑色電話機，手伸出去，又縮回來。

他抬頭，看向窗外。

一個穿制服的年輕人正站在糧倉門口，手里舉著一把裁紙刀，劃開了一袋公糧的封口。

趙德柱手里的打火機“啪”地掉在地上。

01

1985年秋天，紅旗糧站的院子里堆滿了剛收上來的公糧。

我正拿扦樣器往麻袋里插，趙德柱從辦公室窗戶探出頭來，喊我進去。

我放下手里的活，擦了把汗，推門進了他的辦公室。

趙德柱把門關上，窗簾也拉了一半。

他坐到辦公桌后面，從抽屜里摸出一個本子，封面寫著“入庫記錄”四個字，但翻開后我一眼就看見第一頁頂上用鋼筆寫著“摻沙記錄”四個小字。

“志強，今年入庫缺口大，上面催得緊。”

趙德柱把本子推到我面前，手指點了點那行字，“每袋公糧摻二兩沙，你簽字確認一下。”

我手心一下子冒出汗來。

驗糧員干了三年，我知道摻沙是什么性質。

公糧是要進國庫的，摻了沙就是變相貪污，查出來是要坐牢的。

“趙科長，這是犯法的事。”

我壓低聲音說。

趙德柱冷笑了一聲，把本子收回去，靠在椅背上看著我：“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但你以后別想在糧站混了。

你自己想想，你一個臨時工轉正才兩年，沒我罩著，你連這碗飯都吃不上。”

我沒說話。

他又補了一句：“就摻二兩，沒人看得出來。

今年缺口補上了，明年我自有辦法。

你簽個字就行。”

我說讓我考慮考慮，轉身出了辦公室。

回到驗糧臺前，我拿著扦樣器的手都在抖。

旁邊的小王問我怎么了，我說沒事，中暑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林秀英已經做好了飯。

我坐在桌前扒拉了兩口米飯，一口菜都咽不下去。

秀英問我是不是身體不舒服，我說工作上的事，有點煩。

她沒再追問，給我倒了杯水，自己去哄孩子睡覺了。

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

腦子里全是趙德柱那張臉和那個本子。

摻沙的事他肯定不是第一次干，那個本子上寫的是“記錄”，說明之前就有過。

我要是簽了字，以后出了事我就是從犯；我要是不簽，這飯碗就真砸了。

一直熬到凌晨三點多，我起來上了趟廁所，路過客廳看見桌上放著我配鑰匙的舊模具——那是以前給家里配大門鑰匙時剩下的。

我腦子里突然閃過一個念頭：趙德柱今天給我看本子時，抽屜沒鎖嚴，露了一條縫。

那個抽屜的鑰匙我見過，是一種老式的三環鎖，型號很普通。

我回到床上，心跳得厲害。

那個本子，必須拿到手。

第二天一早，我比平時早到了半小時。

糧站院子里還沒什么人，我走到趙德柱辦公室門口，門鎖著。

我蹲下身子，假裝系鞋帶，仔細看了一眼那把鎖——三環牌，型號是305，跟我想的一樣。

我記下了鑰匙的齒形輪廓，然后起身去開門打掃衛生。

八點整，趙德柱來了。

他看見我已經在驗糧臺前忙活，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志強，考慮得怎么樣了？”

我說再給我一天時間，這事我得想清楚。

趙德柱點點頭，進了辦公室。

我透過窗戶看見他把抽屜鎖上，鑰匙揣進了褲兜里。

那天中午，我趁大家吃飯的工夫，騎著自行車去了縣城唯一一家配鑰匙的鋪子。

我把記在腦子里的齒形畫在紙上，讓師傅照著配了一把。

師傅問是什么鎖，我說家里的柜子鑰匙丟了，配把備用的。

師傅沒多問，收了五毛錢。

回到家，我把那把新配的鑰匙藏在鞋盒里。

秀英問我今天怎么回來這么早，我說肚子不舒服，請了半天假。

她沒再問，轉身去廚房給我下了碗面條。

我端著碗，眼睛盯著鞋盒的方向。

那個本子就在趙德柱的抽屜里，鑰匙我已經有了，只差一個機會把它拿出來。

晚上躺下后，我對秀英說我可能不想在糧站干了。

她愣了一下，問我為什么。

我說工作不順心，想換個活法。

秀英沉默了很久，最后說了一句：“你看著辦吧，我和孩子跟著你。”

我翻了個身，面朝墻壁。

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那個本子，必須拿到手。

02

三天后的午休時間，整個糧站靜悄悄的。

趙德柱去縣里開會，臨走前我親眼看見他把辦公室門鎖上，鑰匙掛在腰間的鑰匙串上。

但我知道，那把鎖我已經配了鑰匙。

十二點半，大伙兒都在食堂吃飯。

我說肚子不舒服，去了趟廁所，然后繞到糧站后院。

趙德柱辦公室的后窗有一扇玻璃松了，我輕輕一推就開了條縫。

我側著身子鉆進去，落地時盡量放輕腳步。

辦公桌的抽屜還是那把三環鎖。

我從口袋里掏出配好的鑰匙，插進去，輕輕一擰——咔噠一聲，鎖開了。

抽屜里放著幾本賬冊、一包煙、一個打火機，還有那個封面寫著“入庫記錄”的本子。

我拿出來翻到第一頁，上面確實寫著“摻沙記錄”四個字。

再往下翻，從去年秋天開始，每一次摻沙的日期、重量、經手人都記得清清楚楚。

最后一欄是簽名，全是趙德柱的筆跡。

我心跳快得幾乎要從嗓子眼里蹦出來。

我從口袋里掏出早就準備好的紙和筆，把關鍵幾頁的內容抄了下來——從去年九月到今年八月，一共十二次摻沙記錄，每次摻沙的重量從五十斤到一百斤不等，經手人那一欄寫著“趙德柱”三個字。

抄完最后一頁，我把本子放回原處，鎖好抽屜，又從后窗翻了出去。

整個過程不到十分鐘。

我回到驗糧臺前坐下，手還在抖，但心里踏實了不少。

下午四點多，趙德柱從縣里回來了。

他把我叫進辦公室，關上門，開門見山：“志強，考慮好了沒有？”

我深吸了一口氣，看著他的眼睛說：“趙科長，這事我做不了。”

趙德柱臉色一下子鐵青。

他拍了一下桌子，茶杯都跳了起來：“行，你有種！明天你就給我滾出糧站！”

我轉身往外走，走到門口時他喊了一句：“你要是敢出去亂說，別怪我不客氣！”

我沒回頭，直接走到自己的工位前。

桌角上放著那只用了三年的瓷飯碗，碗底磕掉了一塊瓷，但一直沒舍得換。

我拿起那只碗，看了最后一眼，然后狠狠往地上一摔。

啪的一聲，碎片四濺。

整個糧站的人都愣住了。

小王手里的扦樣器掉在地上，老劉端著茶缸子張大了嘴。

我彎腰撿起一塊碎片，揣進口袋里，然后走到自己的儲物柜前，把里面的東西一股腦倒進蛇皮袋里。

我扛著蛇皮袋往外走，路過趙德柱辦公室門口時，門開著一條縫，我看見他站在窗邊，背對著我，一動不動。

走出糧站大門時，我看見了林秀英。

她抱著孩子站在馬路對面，看見我出來，什么也沒問，只說了句：“回家吧。”

我點點頭，接過孩子，跟她一起往家走。

走出十幾步遠，我回頭看了一眼那個灰撲撲的院子。

糧站的煙囪還在冒煙，院子里的人還在愣愣地看著我。

我轉回頭，心里默念：三年后，咱們再見。

03

辭職后的第三天，我去了岳父家。

岳父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種了大半輩子地，攢了兩千塊錢準備給秀英弟弟娶媳婦用的。

我坐在他家的堂屋里，把糧站的事簡單說了一遍，沒提摻沙的事，只說干不下去了，想跑長途運輸。

岳母臉色很難看，說兩千塊是留給小舅子結婚的。

林秀英坐在旁邊，一直沒說話。

最后岳父抽完一根煙，把煙頭摁滅在煙灰缸里，說了句：“志強不是亂來的人，這錢借給他。”

第二天，我用那兩千塊買了一輛二手的解放牌卡車。

車是八零年的，跑了六萬多公里，發動機聲音有點大，但底盤還算扎實。

我把車開回家，秀英抱著孩子站在門口看著我。

“以后就靠它了。”

我拍了拍方向盤。

頭一年，我吃住都在車上。

從縣城拉煤炭到省城，再從省城拉化肥回來，一趟來回四百公里，路況差得能把人的骨頭顛散架。

有一回在盤山公路上遇到下雨，路面打滑，差點連人帶車翻進山溝里。

我死死把住方向盤，車在路邊停住時，半個輪胎已經懸空了。

我坐在駕駛室里喘了半天，手抖得連根煙都點不著。

貨主也刁難。

有一回拉了一車西瓜到省城，貨主說瓜皮有裂紋，扣了我一半運費。

我蹲在車旁邊，看著那堆西瓜，心里憋屈得不行。

但想想秀英和孩子，咬咬牙還是忍了。

偶爾路過縣城，我能遠遠看見糧站的煙囪。

每次看見，心里都不是滋味，但我從沒跟秀英提起過。

她也不問，只是每次我出車回來，都會給我下一碗面條，臥兩個荷包蛋。

1986年底，我還清了岳父的借款。

1987年春天，我用攢下的錢又貸款買了一輛卡車。

我一個人開不了兩輛車，就雇了同村的張老三當司機。

張老三以前在部隊開過車，技術比我好，人也踏實。

到了1987年底，我已經有了三輛車，固定的貨源也拉上了。

我開始不用自己跑車了，每天在貨運站里聯系業務、安排調度。

1988年夏天，我又買了兩輛車，總共五輛卡車，注冊了“志強物流”的公司名字。

那天下午，我在貨運站的休息室里看報紙。

天熱，電風扇呼呼地吹，我靠在椅背上，翻到本地的社會新聞版。

一則消息讓我猛地站了起來——“紅旗糧站被查，站長趙德柱被帶走。”

我盯著那行字看了足足半分鐘，然后把報紙放下，走到窗邊點了根煙。

煙抽到一半，我掐滅了，轉身走進辦公室，抓起車鑰匙就往外走。

張老三在院子里洗車，看見我急匆匆的樣子，問我去哪兒。

我說回老家一趟，有點事。

我發動卡車，掛上檔，一腳油門踩下去。

車子駛出貨運站大門時，我看了眼后視鏡，志強物流的招牌在陽光下閃著光。

報紙上“趙德柱”三個字像針一樣扎進眼睛。

我握緊方向盤，心里只有一個念頭：那個記錄本，該派上用場了。

04

我從省城開車回老家，一路沒停。

四個小時的路程，我只用三個半小時就到了。

車停在村口時天已經黑透了。

我沒回家，直接拐進老屋那條巷子。

老屋三年沒人住，院門上的鎖銹得差點擰不動。

我推開門，院子里長滿了雜草，窗戶上的報紙破了大洞。

我走進臥室，墻角那張木床還在，被褥早就發霉了。

我把床挪開，蹲下身，手指在第三排磚縫里摸。

摸到那塊松動的磚時，我心里一緊。

磚抽出來，里面是個油布包。

我掏出油布包，打開。

里面裹著三層塑料布，塑料布里是那幾頁紙。

我的手指有點抖，把紙展開，湊到從窗外透進來的月光下看。

趙德柱的簽名還在。

每一頁都有他的簽名。

日期、重量、經手人，清清楚楚。

從1984年9月到1985年8月，十二次摻沙記錄，加起來摻了將近一千斤沙子。

這些沙子摻進公糧里，賣給了國家。

我把紙疊好，重新包進油布包里，塞進衣服內袋。

然后我把床推回原位，走出老屋，鎖上門。

那一夜我睡在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腦子里全是三年前的事——趙德柱把記錄本推過來的樣子，我翻窗抄錄時手抖得握不住筆的樣子，摔碗時碎片飛濺的樣子。

還有秀英站在馬路對面，抱著孩子，只說了一句“回家吧”。

天亮后，我去了鎮上郵局。

我想把這些紙匿名寄給縣里的調查組。

地址我從報紙上記住了，是縣紀委的辦公地點。

我買了個信封，把油布包拿出來，正要往里裝，郵局門口突然有人喊：“陳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