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省城街頭，一輛黑色轎車緩緩停在十字路口。

車窗外，一個蓬頭垢面的女人正跪在斑馬線邊上，手里舉著一個破搪瓷缸，朝著行人顫巍巍地晃動。

風吹起她灰白的亂發，露出一張瘦削得幾乎脫了形的臉。

車里的人猛地攥緊了方向盤。

那張臉太熟悉了。

就算過了十年，就算化成灰，她也認得——那是她的大姐。

01

1980年8月15日，我永遠記得這個日子。

農場的廣播喇叭正放著《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蹲在宿舍門口搓洗衣服，肥皂泡在手指間碎裂。

郵遞員老劉騎著破自行車從土路上顛過來，遠遠就喊：“林婉清，你家信！”

我甩了甩手上的水，接過那個牛皮紙信封。

信是媽寫的，字跡潦草，像是在趕時間。

我展開信紙，第一行字就讓我整個人僵住了。

“婉清，回城名額的事定了，你姐婉茹頂你的名字去了。

你別怨她，家里也沒辦法，你爸的老戰友在知青辦打了招呼，名單已經報上去了。”

我盯著“頂你的名字”那幾個字，手指開始發抖。

肥皂水順著胳膊往下淌，滴在信紙上，洇開一片灰暗的濕痕。

我不信。

我把信紙折好塞進口袋，拔腿就往知青辦跑。

土路被太陽曬得發硬，腳步砸上去悶悶的響。

我跑了整整二里地，沖到知青辦門口時，汗水已經把襯衫后背浸透了。

辦公室的木門虛掩著，我一把推開。

負責人老趙正坐在辦公桌前喝茶，看見我進來，眼皮都沒抬。

“趙主任，回城名額的事，我想問問清楚。”

我盡量讓自己的聲音平穩。

老趙放下茶杯，慢悠悠地嘆了口氣：“小林啊，名單已經報上去了，改不了了。

你爸的老戰友親自打的電話，我們也不好辦。”

“可那名額明明是我的！”我的聲音開始發顫，“我在農場待了五年，年年評優，憑什么說換就換？”

老趙從抽屜里抽出一張紙，隔著桌子推過來。

我低頭一看，是推薦信的復印件，署名欄寫著“林婉茹”三個字。

墨跡很新，像是剛寫上去不久。

“你姐已經拿著原件去新單位報到了，”老趙說，“這事就到此為止吧。”

我攥著那張復印件，指甲幾乎要掐進紙里。

我想大聲喊，想拍桌子，想把那張紙撕得粉碎。

可我只是站在那里，喉嚨像被什么堵住了，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走出知青辦，太陽已經偏西。

我漫無目的地走，最后走到農場后面的那座荒山腳下。

山不高，長滿了野草和荊棘，坡上幾棵歪脖子樹孤零零地立著。

我一屁股坐在一塊石頭上，看著天邊的火燒云一點一點暗下去。

風從山坳里吹過來，帶著泥土和草根的氣味。

我把那封家信從口袋里掏出來，紙角已經被汗水浸濕，字跡有些模糊了。

我盯著“婉茹”兩個字，眼淚終于掉下來。

我不知道在那里坐了多久。

天徹底黑了，星星一顆一顆冒出來。

遠處農場宿舍的燈亮起來，橘黃色的光在夜色里搖搖晃晃。

我攥著那封信，紙角在手里皺成一團。

我不知道，十年后我會感謝這個決定。

02

1985年3月12日，春寒料峭。

農場大禮堂里擠滿了人，黑壓壓的一片。

場長站在臺上，手里拿著擴音器，宣布農場推行承包制的消息。

底下嗡嗡的議論聲像一鍋滾開的水。

“荒山？那座鳥不拉屎的荒山？”有人扯著嗓子喊，“白送給我都不要！”

我坐在最后一排，手心里全是汗。

昨天晚上我已經想了一整夜，那座荒山，我要了。

散會后我直接去了場長辦公室。

場長姓王，四十多歲，正趴在桌上算賬。

我敲門進去，開門見山地說：“王場長，我想承包那座荒山。”

王場長抬起頭，上下打量了我幾眼：“林婉清，你瘋了？那座山連草都長不旺，你包它干什么？”

“我想試試種樹。”

我說，“山上雖然貧瘠，但種些耐旱的樹應該能活。”

“種樹？”王場長笑了，“你知道種樹要多少年才能見效益嗎？你有那個本錢嗎？”

“我可以貸款。”

王場長搖了搖頭，從抽屜里拿出一份合同，拍在桌上：“簽吧，反正也賣不出去。

一年承包費三百塊，先交三年。”

我拿起合同，逐字逐句地看。

條款很簡單，承包期三十年，每年三百塊，前三年一次付清。

我翻到最后一頁，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走出辦公室，風迎面吹過來，冷颼颼的。

我攥著那份合同，心里說不上是興奮還是害怕。

九百塊，我全部的積蓄只有五百，剩下的得去借。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鎮上的信用社。

信貸員是個戴眼鏡的中年人，翻著我的合同看了半天，最后勉強答應貸給我四百塊，利息一分五。

從信用社出來，我直接去了苗圃場。

買了三千棵松樹苗，又買了鐵鍬、鎬頭、水桶。

樹苗裝在三輪車上，我推著車走了十幾里路回農場。

接下來的日子，我幾乎住在山上。

天不亮就起來挖坑，一棵一棵地把樹苗栽下去。

土硬得像石頭，一鎬頭下去，虎口震得發麻。

我咬著牙，一下一下地挖，手上磨出了血泡，破了結痂，再破了再結痂。

井是請人打的，打了整整半個月，終于在三十米深處見了水。

我趴在井沿上，看著底下渾濁的水面，笑得眼淚都出來了。

就在我忙著種樹的那段時間，有一天傍晚，知青辦以前的同事老劉來找我。

他是我在農場時唯一處得來的朋友，去年剛調回城里。

“婉清，有樣東西給你。”

老劉從公文包里抽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遞給我。

我打開信封，里面是一張紙的復印件。

我湊到煤油燈下仔細看，是當年那份推薦信的復印件。

我的目光落在署名欄上，心臟猛地一縮。

原本寫著“林婉清”的地方，有明顯的涂改痕跡，墨跡覆蓋了好幾層，最后改成“林婉茹”。

兩處的筆跡明顯不同，“林婉清”三個字筆畫工整，“林婉茹”則有些歪斜，像是刻意模仿又沒模仿好。

“這是我從知青辦的老檔案里翻出來的，”老劉壓低聲音說，“原件已經找不到了，只剩這份存檔的復印件。”

我把復印件舉到燈下，反復看了好幾遍。

涂改的痕跡很粗糙，如果用放大鏡看，應該能看出原來的字跡。

“你打算怎么辦？”老劉問。

我把復印件折好，重新裝進信封：“不怎么辦。”

“不怎么辦？”老劉瞪大眼睛，“你就這么算了？”

“算了。”

我把信封鎖進一個鐵盒里，壓在箱底。

鐵盒落鎖的瞬間，我聽到咔嗒一聲響，心里也像落了鎖。

我告訴自己，不提不代表忘記。

03

1990年4月16日，特區規劃公告正式發布。

那天上午我正在山上給樹苗澆水，突然聽見山腳下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直起腰，看見王場長帶著幾個人正往山上爬。

為首的是個穿西裝的中年人，手里拿著公文包。

“林婉清，大喜事！”王場長氣喘吁吁地爬上來，臉上的笑藏都藏不住，“特區規劃范圍擴展了，你這座山被劃進開發區了！”

我愣了一下，沒反應過來。

穿西裝的中年人走過來，掏出證件給我看：“林婉清同志，我是特區規劃辦的，姓張。

根據最新規劃，您承包的這片荒山將被征收用于建設，政府會按規定給予補償。”

“補償？”我聽見自己的聲音有點發飄。

“是的，”張同志從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根據評估，您將獲得補償款一千二百萬，外加開發區百分之三的股權。

另外，您承包期內的樹苗、水井等投入，也會按市場價另行補償。”

一千二百萬。

我站在山坡上，風把我的頭發吹得亂七八糟。

山下那些我親手栽下的松樹，已經長到一人多高，在風里嘩嘩地響。

簽約儀式定在三天后，地點在特區規劃辦的大會議室。

我穿上唯一一件沒有補丁的襯衫，提前半小時到了。

會議室里擺著長桌，桌上鋪著紅布，文件擺得整整齊齊。

我坐在椅子上，手里握著那個鐵盒。

鐵盒里裝著承包合同和那份推薦信復印件，我不知道為什么要把它們帶來，只是覺得應該帶著。

簽約很順利，我在補償協議上一筆一劃地簽下自己的名字。

張同志握著我的手說：“林婉清同志，恭喜你。”

走出規劃辦的大樓，天已經快中午了。

陽光很好，照在街道兩旁的法國梧桐上，葉子綠得發亮。

我站在路邊，看著來來往往的車流，忽然覺得不真實。

司機老周把車開過來，我上了車。

車子沿著主街慢慢往前開，我靠在座椅上，閉著眼睛，腦子里亂糟糟的。

“林總，您看那邊。”

老周突然放慢了車速。

我睜開眼睛，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

街角的人行道上，跪著一個女人。

她穿著一件灰撲撲的舊棉襖，頭發亂糟糟地披散著，面前放著一個搪瓷碗。

碗里零散地躺著幾枚硬幣。

女人低著頭，我看不清她的臉。

但那個輪廓，那個跪著的姿勢，讓我心臟猛地抽緊。

“停車。”

我的聲音發干。

老周把車停在路邊。

我透過車窗看過去，女人恰好抬起頭，朝路過的行人乞討。

那張臉，瘦削、蠟黃，眼窩深陷，嘴角起了干皮。

但我一眼就認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