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劉伯承受到林彪批判時，葉劍英堅定支持劉伯承，稱他為國家和人民的重要寶貝！

1950年初春，中央在北京召集軍政會議，劉伯承主動提出卸下西南軍政委員會的繁重事務，前往南京籌建新的高級軍事學府。他的理由簡短而有力：戰場上的經驗必須通過課堂傳給后來人。這一決定與其說是調職，不如說是一次方向性的自選動作，也讓許多人意外——畢竟他此時已五十六歲，九處舊傷無一痊愈，右眼還是三十四年前在川東戰場上留下的假眼球。

往回追溯到1916年3月的豐都。護國軍夜攻城池失利，他帶隊死守西門，一顆流彈撕開了右眼。醫生提出全麻，他搖頭，“刀快點，別耽誤撤離”。三個小時后，包扎完畢，他拄槍返回前線。正是這種近乎倔強的硬氣，為后來“軍神”之名埋下伏筆，也注定了他對實戰和條令的雙重執念。

抗戰期間，他與鄧小平并肩指揮129師，在太行山以游擊戰拖住大量日軍；解放戰爭中，又領著十二萬人的劉鄧大軍于1947年6月30日強渡黃河，直插大別山。在那個彌漫硝煙的夏夜，他與參謀部僅憑粗略地圖踏勘地形，先敵人一步建立了中原根據地，對全國戰局的由守轉攻起了關鍵作用。

長期的浴血讓劉伯承愈發堅信“紙上得來終覺淺”。決意投身教育并非權宜，而是他在蘇聯留學時就種下的情結。當年在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他和葉劍英常在宿舍走廊“蹭燈”攻讀外文教材。燈一滅，兩人依舊低聲推演作戰題，“要把別人的長處變成我們的武器”，這是他們反復提到的共識。

正因如此，他到南京后力排眾議，把學院原定的“陸大”改名為“軍事學院”，增設山地、叢林、城市作戰等科目，并把淮海、孟良崮等自家血戰的案例寫進教材。“學蘇聯的長處，留中國的味道”，成了課堂里的口頭禪。有意思的是，為歡迎印尼總統蘇加諾到訪，他堅持全體教官穿禮服在雨中列隊，任雨水打濕肩章也不移到室內，只為向外國友人展示新軍隊的風紀。

轉折出現在1957年下半年。隨著“反教條主義”口號的高聲疾呼，外來教材與所謂“舊戰法”一并受到了質疑。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話鋒一轉：“有些同志一提學習，就離不開外國。”會場空氣頓時凝固，所有目光不約而同落在劉伯承身上。他沒有反駁，只是低頭在筆記本上寫寫刪刪。

1958年4月，南京軍事學院開全體師生大會，氣氛緊繃。葉劍英快步上臺，掃視四周：“劉伯承從前線帶著傷疤回到課堂，這是軍隊的幸事。有人把它叫教條主義，我倒覺得這正是我們部隊最寶貴的財富。”話音未落，掌聲不期然響起，也敲碎了許多揣測。會后，批判聲浪戛然而止，劉伯承卻只說一句：“得讓年輕人安心學下去。”

1971年，葉劍英赴南京主持軍務，再次到醫院看望舊友。兩位白發元帥隔著病房鐵欄回憶起當年課桌下的俄語單詞，笑聲止不住。十五年后，1986年10月7日，劉伯承因病逝世。10月16日的追悼禮上，中央領導人鄭重指出，當年對他的指責帶有片面性，應予糾正。十日后，葉劍英亦溘然長逝，兩位老戰友以另一種方式完成了并肩。

回望劉伯承的后半生，不難發現一條清晰主線：先用鮮血在戰場上寫戰例，再拿這部“活教材”去培養新軍。反教條主義運動的波折，雖讓他身陷漩渦，卻也推動了軍隊在照搬與創新之間尋找平衡。南京軍事學院后來擴展為國防大學，教材里的大量實戰章回沿用至今，都能追溯到那位獨眼元帥當年的課堂板書。這樣的積淀，比任何口號更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