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江蘇蘇州。一個九十一歲的老人在睡夢中走了。他的名字叫劉金山。走的時候，肚子里面還帶著一截羊腸子。那是六十年前一個叫白求恩的加拿大醫生給他換上去的，從一只剛宰的山羊身上取下來，縫進了他被刺刀挑爛的腹腔。

很少有人知道他走了。更少有人知道他肚里那截羊腸的來歷。直到幾年之后，瀘定縣一個叫王永模的老人，花了半輩子時間在全國各地尋找飛奪瀘定橋二十二個勇士的身份，找到了劉金山的女兒劉蘇芳，劉蘇芳翻出父親壓在箱底幾十年的舊公文包，這段往事才一塊一塊拼了起來。

劉金山這輩子留下的遺物不多。一套列寧服早就穿爛了，一個搪瓷碗磕得坑坑洼洼，一雙筷子磨得發亮，一支鋼筆沒舍得用，筆桿上的漆還泛著光。這是1935年打完瀘定橋之后中革軍委發給十八個幸存勇士的獎品，每人五樣東西。鋼筆劉金山一直留著，后來傳給了兒女。劉蘇芳拿去給王永模看，老人摸了半天，沒說話。

1908年，江西贛縣田村鎮紅衛村。那年是光緒三十四年，中國最后的皇帝還坐在龍椅上。一個男孩出生在村里最窮的一戶人家，沒有名字，村里人隨口叫他“劉伢子”。三歲那年母親病死了，他被送到外婆家寄養。七歲那年父親也死了，家里窮得買不起棺材，村里老人牽著他的手，沿街磕頭求人幫忙，討來一張破席子，把父親卷起來埋了。

他成了孤兒。一個連名字都沒有的孤兒。被地主領回去放牛，白天趕著牛上山，晚上住在牛棚里，跟牛一起睡。人還沒有牛高，每天回來還得砍一捆柴交給東家，才能換一口吃的。稍大一些開始干粗活當長工，地主看不順眼就打，不給飯吃。他餓慌了偷地主家狗盆里的飯吃，被地主兒子撞見了，打了一架，之后逃到贛州鐵匠鋪當學徒。老板嫌他手腳慢，用燒紅的鐵棍打他，他又逃回了老家。

地主見他長高了，讓他當挑夫。每月挑著百來斤的擔子翻一百多里山路，把鄉下的山貨送到贛州城，再把城里的東西挑回來。一根扁擔壓在一個沒爹沒娘的孩子肩上，壓了好幾年。

1929年春天，井岡山下來的紅軍經過他的家鄉。二十一歲的劉伢子喝了血酒、結了盟友，參加贛南農民暴動，扛起梭鏢鬧革命。1930年1月，他正式編入紅三十五軍三零八團。幾個月后他回到村里，帶了二十多個老表一起參加紅軍。

這時候他還沒有“劉金山”這個名字。他所在的部隊有個團長叫楊金山，看中了這個打仗不要命的年輕人，器重他，提拔他。后來楊金山在戰斗中犧牲，臨終前把“金山”兩個字鄭重地傳給了他。從那天起，劉伢子有了一個正式的名字——劉金山。這個名字他用了一輩子，再也沒有改過。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開始長征。劉金山隨主力從于都渡河，一路向西。湘江血戰，紅一軍團在覺山鋪阻擊湘軍四個師的輪番沖鋒，劉金山趴在陣地上打了整整三天，身邊的戰友一個接一個倒下。1935年1月土城戰役，他身負重傷，走路都走不了，部隊準備把他留在老鄉家養傷。他不肯，說“我是個孤兒，是紅軍讓我翻身做人，部隊就是我的家”，連拖帶架地跟著部隊往前走。傷沒好利索，他就又回到了隊列里。

1935年5月，紅軍到了大渡河畔。安順場渡口只有幾條小船，幾萬大軍全靠這幾條船擺渡過去，起碼要一個月。追兵就在身后，等不起。中革軍委把奪取上游瀘定橋的任務交給了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黃開湘，政委楊成武。

四團接到的命令是三天趕到三百二十里外的瀘定橋。結果走了一天，又接到新的命令——時限縮短到一天一夜。剩下的二百四十里山路，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跑完。四團一路急行，沿途還打了幾場遭遇戰，有的戰士在擊潰守軍之后，把敵人煮到半熟的雞腿撈起來插在皮帶上，一邊跑一邊啃。

5月29日凌晨，四團抵達瀘定橋西岸。眼前的橋面已經被守敵全部拆光，只剩下十三根光溜溜的鐵索，懸在咆哮的大渡河上。鐵索長一百零一點六七米，每根鐵索由八百六十二個鐵環扣成，重約兩噸半。河面寬近百米，水流湍急，人掉下去連個水花都看不到。對岸碉堡里，川軍的機槍槍口一字排開。守敵在橋頭喊話：有種你們飛過來。

紅四團決定從戰斗力最強的紅二連挑選突擊隊員。連長廖大珠擔任突擊隊隊長，全連抽調了二十一名黨員和積極分子組成奪橋突擊隊。名單里沒有劉金山。他是紅三連的黨支部書記，三連的任務是跟在突擊隊后面鋪橋板，不上最前線。

劉金山知道了，不干了。他找到團領導，說自己是三連黨支部書記，槍打得準，會耍大刀，憑什么不讓他上。他不會寫字，把食指咬破，在請戰書上按了一個血手印。楊成武考慮到他擅長近敵作戰、有勇有謀，最終增補他加入突擊隊，并且直接指定為指導員。二十二名勇士就此湊齊。

當天下午四點，戰斗打響了。

二十二個人，每人肩上斜挎一支駁殼槍，背上插一把大刀，手里提一挺沖鋒槍，腰間別滿手榴彈和子彈。劉金山沖在前面，抓住鐵索匍匐向前。大渡河在腳下翻騰，子彈打在鐵索上叮當作響，火星四濺。手抓在鐵索上燙得冒煙，他咬著牙不松手，一下一下往前爬。

四個勇士中彈，從鐵索上掉了下去，瞬間被河水吞沒。但剩下的人沒有停下來，反而爬得更快。快接近對岸橋頭的時候，守敵黔驢技窮，把煤油澆在堆在橋頭的木板上，一把火點著了。瞬間濃煙滾滾，烈焰沖天，鐵索被燒得通紅。突擊隊的前路被火海封死了。

就在這時候，政委楊成武在身后喊了一嗓子——為了黨的事業，為了最后的勝利，勇敢地沖。沖在最前面的劉金山伸手抓住了那根燒得發紅的鐵索，揮舞大刀沖進了火海。衣服燒著了，頭發眉毛燒焦了，他好像根本感覺不到疼。

二十二人奪下了瀘定橋，四人在橋上犧牲。

戰斗結束后，劉金山才感到疼。身上的皮膚大片大片地燙焦了，右手掌心被燒紅的鐵索燙得皮肉翻卷，和刀把粘連在一起，血肉模糊。醫護人員給他處理傷口的時候，要用刀片把粘住的皮肉一點一點割開。

這些疤痕在他身上留了一輩子。很多年以后他的兒女問他，胳膊到手心怎么全是疤，他從來不解釋。后來他們才知道，那是瀘定橋，那是鐵索。

1935年9月，紅軍長征走到甘肅迭部，被臘子口擋住了去路。

臘子口在甘南，是川甘通道的咽喉。兩山夾峙，隘口最窄處只有三十米，兩側絕壁陡峭，仰頭看天只剩一條縫。甘肅軍閥魯大昌在這里部署了兩個營的兵力，橋頭和山崖上修了碉堡，彈藥充足，以逸待勞。前兩次進攻都沒拿下，隘口的石壁上彈痕密得數不清。

這是長征路上的最后一道天險。打不開臘子口，紅軍北上就是一句空話。紅四團把任務交給了六連，同時從全團挑選了十五名黨員和團員組成敢死隊，分成三個突擊小組。劉金山再次主動請纓，擔任了敢死隊隊長。

這次不是鐵索橋，是絕壁。敢死隊要趁著夜色攀上崖頂，迂回到敵軍陣地背后發動突襲。臘子口兩側的山崖近乎垂直，石壁上長滿了濕滑的苔蘚，連落腳的地方都難找。劉金山帶著突擊組，抓著崖壁上橫生的小樹和荊棘往上攀，腳下就是深不見底的山澗。攀到半程，敵人發現了他們的動靜，子彈打在石壁上迸出火星。一顆子彈擊中了劉金山的右手食指，筋骨打斷，血順著胳膊往下淌，握在手里的槍掉進了懸崖。他沒有停下來，換左手抓住樹干，繼續往上爬。手上全是血，小樹的樹皮都被染紅了。

攀上崖頂之后，他拔出大刀撲進敵陣，刀起刀落，硬是劈開了一道口子。另外兩個突擊小組趁正面敵軍火力被吸引的時機，從橋下摸過去，攀著橫木運動到對岸。兩個方向同時發起攻擊，前后夾擊，敵人腹背受敵，陣腳大亂。

臘子口被攻克了。從瀘定橋到臘子口，從鐵索到絕壁，劉金山完成了一個戰士到鐵血指揮員的蛻變。長征路上的兩場硬仗，他都在最前面。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后，劉金山隨八路軍一一五師奔赴華北前線，參加了平型關戰役。1938年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結業后到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先后任十二大隊一營營長、三支隊支隊長。1938年秋天日軍進犯山西五臺山地區，劉金山率領的營大部分時間擔任主攻任務，因為戰斗力強多次受到上級表揚。

也就是在五臺山地區的一次突圍戰中，發生了那件后來被反復提起的事。

劉金山所在的軍分區機關被日軍包圍。他奉命率全營拖住日軍主力，掩護機關和大部隊轉移。敵人的人數數倍于他，火力也猛得多。激戰持續了一整天，雙方傷亡都很大。打到后來，陣地上的彈藥快耗盡了，能站起來繼續戰斗的人越來越少。劉金山被五個日本兵團團圍住，他揮起刺刀捅倒了最前面的一個。另外兩個嚇得掉頭跑了，還剩兩個死纏著他不放。

拼殺中他的刺刀斷了，敵人的刺刀順勢劃開了他的腹部。血噴涌而出，腸子順著傷口流了出來，掛在肚皮外面。

換了一般人，看見自己的腸子流出來，當場就倒下了。可劉金山低頭看了一眼，把斷刀往嘴里一咬，右手抓起那截腸子，硬生生地塞回了肚子里。疼得他渾身哆嗦，牙咬得咯吱響，愣是沒吭一聲。然后他撕下一截衣袖，在腰上纏了兩圈，打了個死結。動作利索得像捆麻袋。

塞好腸子，他又揮起一根從地上撿的斷刀，和剩下的兩個日本兵繼續死戰，直到把他們都拼倒。簡單包扎之后，他沒有下陣地，繼續指揮作戰，一直堅持到機關所有人員安全撤離。

多年以后他回憶起這件事，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淌。他說當時眼前一陣陣發黑，就想躺下來睡一覺，再也不起來。能撐住，靠的是打了十幾年仗磨出來的本能，身體早就學會了在生死關頭多撐五分鐘。更要命的是他清楚，身后不遠處藏著還沒撤走的傷員和老鄉。他要是倒下了，他們就全完了。

戰斗結束后他被送到五臺山后方救治。戰地醫院的醫療條件極其簡陋，缺乏基本的消毒和縫合設備。腸子被打斷以后接不上，傷口反復化膿，持續高燒不退，人陷入了昏迷，生命垂危。

就在這時候，一個意外的人出現了。1939年10月，白求恩率領醫療隊到冀西前線巡回，途經五臺山，聽說了劉金山的事。護士告訴白求恩，這個傷員是飛奪瀘定橋的勇士，是從長征爬過來的紅軍干部。白求恩當即決定親自為他做手術，搶救這個“特別能打仗的人”。

手術地點在河北淶源縣孫家莊村一座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廟里。沒有無影燈，沒有消毒設備。手術臺是用兩個藥馱子架起一塊門板搭起來的，頭頂上日軍飛機隨時可能來轟炸。白求恩穿著灰土布軍裝，挽著袖子，系一條白圍裙，腳上穿的草鞋腳趾都露在外面。

最棘手的是沒有縫合腸子的手術材料。羊腸線是當時外科手術中用來縫合血管和腸道的標準材料，在戰地條件下極為稀缺。白求恩急中生智，請老鄉牽來一只山羊，當場殺羊取腸，消毒處理后親手為劉金山接好了被打斷的腸子。這一幕被隨軍攝影師吳印咸拍了下來，后來成了中國人家喻戶曉的照片——那個彎腰在手術臺前搶救傷員的背影，就是白求恩。

劉金山在白求恩的手術刀下撿回了一條命。那截羊腸留在了他肚子里，跟著他打過黃土嶺、打過百團大戰、打過反“掃蕩”，跟著他走完了解放戰爭，一直跟著他進了蘇州，跟了六十年。

1939年11月，傷口還沒好利索，劉金山又上了戰場。河北淶源黃土嶺，日軍獨立混成第二旅團旅團長阿部規秀中將親率一千五百余人南下報復掃蕩。阿部規秀是日本陸軍中將，被稱為“名將之花”，擅長山地戰，1939年10月剛晉升為獨立混成第二旅團長，躊躇滿志。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司令員楊成武決定在黃土嶺峽谷設伏，誘敵深入，圍而殲之。

劉金山奉命率支隊在黃土嶺以東的狹谷地段設伏，擔任奪取山頭的主攻任務。戰斗從11月4日打到7日，八路軍五個團把日軍壓縮在一條狹長的山谷里。阿部規秀把指揮所設在黃土嶺東側一個小院中，被第一團指揮員從望遠鏡中發現后，迫擊炮連對準目標連發數炮，阿部規秀腹部和腿部多處中彈，三小時后斃命。這是八路軍在抗日戰場上擊斃的日軍最高級別將領。

日軍一直以為自己擊斃了阿部規秀，其實八路軍當時也不知道打死了誰。戰斗結束后從敵方的廣播里才知道，那天黃土嶺倒下的日軍最高指揮官，就是日本報紙上吹噓的“名將之花”。

此后劉金山還參加了百團大戰、五一反“掃蕩”等重大戰役，打滿抗戰全場。解放戰爭時期他隨部隊北上東北，1946年升任遼南一分區司令員，在海城、大石橋一帶和國民黨軍打硬仗。有一次部隊被敵人的強大火力壓在開闊地帶，他只身躲在一個大磨盤底下，熬到深夜奪了一匹馬，連闖三道封鎖線，渾身是血沖回我軍駐地報信。戰友們叫他“劉大膽”，妻子說他是“拼命三郎”，領導評價他“摧不垮、打不爛”。

1955年秋天，全軍授銜的時候，劉金山做了一件讓很多人不理解的事——主動要求降銜。按他的戰功和資歷，組織上準備授予他少將，他不干。他覺得自己文化水平低，沒法勝任高級指揮崗位的現代軍事要求，最終被授予大校軍銜。

授銜之后他要求轉業，到工廠去，到礦山去，到農村去。組織上安排他留在部隊，他婉拒了。后來他在山東湖西、菏澤、濟寧軍分區當過司令員，級別始終不高，但他沒有半句怨言。1964年提高老紅軍待遇時，他又一次主動要求降級。

他的子女們一直到長大成人，都不知道父親的真實身份。他們只知道父親身上有好多疤，胳膊和手心上全是燙傷的痕跡，手指有道很深的舊傷，問他怎么來的，他不說。家里從來不提打仗的事，不提瀘定橋，不提白求恩。有一次中央軍委派人來給他寫傳記，他連連擺手拒絕——戰斗不是我一個人打的，要寫就寫那些犧牲的戰士。

后來他的身份是怎么暴露的？是因為楊成武的回憶錄出版之后提到了他的名字，外界才慢慢對上號。瀘定縣的王永模老人花了四十多年在全國尋找二十二名勇士的身份，直到聯系上劉蘇芳，才最終確認劉金山就是其中之一。

二十二名勇士里，廖大珠、王海云于1935年在陜北犧牲。劉梓華1951年在天津病逝。楊田銘1963年在上海去世。李友林1997年在北京去世。劉金山1999年9月在蘇州辭世，享年九十一歲，是最后幾個離開的勇士之一。另外有十個人，至今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二十二根石柱中，有十根只刻著兩個字：戰士。

他的骨灰安放在蘇州。沒有隆重的儀式，沒有鋪天蓋地的報道。兒女們整理遺物時，翻出了一支鋼筆，筆桿上刻著中革軍委五個字。那是1935年5月29日傍晚，打完瀘定橋之后，軍委發的獎品。其他四樣東西——列寧服、筆記本、搪瓷碗、筷子——早就用壞了，只有鋼筆完好無損地留了下來。

劉蘇芳后來把鋼筆拿給王永模看，老人把筆握在手里，翻來覆去看了很久。筆是黑色的，筆桿細長，幾十年沒用過，擰開筆帽，墨囊早已干涸。

鋼筆干涸了。那截羊腸還在劉金山的肚子里，陪著他在蘇州又過了幾十年。他活到九十一歲，身體里的羊腸跟著他從五臺山走到黃土嶺，從華北走到東北，從戰場走到和平，一直走到最后。白求恩埋在中國，他腸子里那截羊腸是白求恩親手接上的，也埋在土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