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人民論壇網-國家治理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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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遺產是輝煌燦爛中華文明的有力見證，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要秉持敬畏歷史、熱愛文化之心，堅持保護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預原則，推動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加強歷史文化名城、街區、村鎮的整體保護和活態傳承。”

文化遺產保護需要在系統性、整體性保護框架下，重構文化遺產、人與生活之間的內在聯系，讓文化遺產充分融入當代社會。新形勢下，文化遺產保護如何實現“透物見人見生活”？推薦閱讀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長聘教授杜曉帆在《國家治理》的最新刊文。

“透物見人見生活”是文化遺產保護的應有之義

推動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實現“透物見人見生活”，既是落實“以人為本”發展理念與“活態傳承”要求的必然舉措，又是推動文化遺產價值在當代社會深度闡釋與轉化的時代命題。

推動系統性保護與統一監管督察的戰略選擇。我國擁有豐富多樣的文化遺產資源。截至2026年1月，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41項，公布國家歷史文化名城144座，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近800個，中國傳統村落8155處，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1557個，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正在持續推進中。強調“透物見人見生活”，實質是以系統性思維統籌各類遺產要素與各級資源目錄，突破碎片化、零散化的認知局限，實現各類物質與非物質、自然與文化資源的統籌兼顧。唯有將這一理念貫穿于保護實踐的全過程，才能在系統性保護中實現遺產價值與當代生活的深度融合。

落實“以人為本”與“活態傳承”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文化遺產事業迎來重要發展契機，保護理念與實踐正逐步超越“點狀”的單體文物、單項非遺或單個城、鎮、村的認知局限，轉向全域統籌、要素關聯的大保護格局。在基層實踐中，“透物不見人”的問題依然存在。一方面，有的保護工作聚焦于非遺、建筑等單體要素，缺乏對各類要素的統籌兼顧，對其核心價值缺乏深入研究，導致相應遺產價值定位模糊；另一方面，關注靜態遺存本身，一定程度上忽視遺產所在地的關聯社區，公眾對遺產認知存在單一化傾向，歷史文化名城（街區、村鎮）、古建筑、古遺址等整體性保護力度不足，有的非遺因脫離其生存土壤而難以實現有效傳承。破解以上問題，需進一步貫通要素統籌、價值認知和活態傳承，推動保護理念從“透物”向“見人見生活”深化，將保護的對象拓展至“物—人—生活”所構成的文化生態。

推動遺產價值在當代社會的闡釋和轉化，增進文化自信、滿足人民群眾精神需求的時代命題。文化遺產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推動文化遺產“活起來”作出重要指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更多文物和文化遺產活起來，營造傳承中華文明的濃厚社會氛圍。”同時，近年來，隨著全社會“文博熱”“考古熱”“非遺熱”的升溫，有的遺產地出現過度商業化、旅游化傾向。有的遺產價值被簡化為觀賞對象或消費符號，甚至喪失其賴以生存的社區與生活語境，導致“物—人—生活”的有機聯系被割裂。這種“去生活化”的保護利用模式，難以形成系統集成的保護生態，也無法融入現代生活。因此，文化遺產保護“透物見人見生活”需找準著力點。一方面，堅持文化遺產的整體性、系統性，守護遺產本體及其環境的完整格局；另一方面，推動文化遺產發揮多種社會功能，使其在融入社會生活中釋放活力。只有通過鮮活的“透物見人見生活”，才能適應傳承中華文明的濃厚社會氛圍，糾偏單一化的保護利用傾向，讓文化遺產成為滋養當代社會、增強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

這是5月21日拍攝的金山嶺長城晨景。新華社發（周萬平 攝）

文化遺產保護“透物見人見生活”體現在三個維度

文化遺產保護“透物見人見生活”，其重點在于以價值為引領、以系統性思維為支撐，統籌文化遺產、人與生活之間的深層關聯，在高水平保護中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一理念可從三個維度加以闡釋。

在要素構成維度上，推動單一要素保護到多樣系統構成的轉變，整合物質與非物質、自然與文化諸要素之間的內在關系，筑牢文化遺產的安全底線。“物”是歷史文化的見證，是文明傳承的載體，既是保護工作的起點，又涵蓋物質與非物質、自然與文化要素等。文化遺產與其歷史地理、自然環境緊密相依，共同構成有機整體的文化景觀。因而，保護工作需超越文物本體，將周邊山水格局、賦存載體，以及與之共生的生活方式、地方知識等關聯要素一并納入視野。

讓文化遺產“透物見人見生活”，首要的是確保“物”的安全存續。需系統梳理類型龐雜的遺產資源，統籌搶救性與預防性保護、本體與歷史環境保護、單點與集群保護，將龐雜的遺產資源整理成清晰有序的資源目錄，為后續價值闡釋與活態傳承奠定基礎。例如，環塔里木盆地的佛寺遺址見證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早期佛教本土化進程，是建設中華民族共同精神家園的重要文化資源。在保護中，不僅需關注開鑿于山體崖面的石窟寺，而且需統籌其與地面佛寺、自然環境與周邊城鄉的關系，在整體格局中彰顯絲路文化景觀的獨特價值。

在價值認知維度上，推動從“重物輕人”向人與遺產價值共生轉變，讓文化遺產更好滿足人的精神需求。價值認知是開展保護管理的前提，決定著“保護什么、為什么保護、如何保護”等基本問題。價值認知回應其價值要素的構成問題，避免“就物論物”的認知局限，著力提煉“人”在遺產價值中的地位與作用。人是文化遺產的靈魂，文化遺產是人的精神追求。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一方人孕育一方文脈。文化遺產由人創造，也應由人守護傳承，其關鍵在于遺存與人的精神聯結。遺產價值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主體實踐與客體屬性的交融互動中不斷生成。我國遺產價值構成不斷拓展，形成系統性的價值體系，彰顯出更為宏闊的認知視野。

以長城為例，作為跨越兩千多年歷史的復合型遺存，長城價值體系呈現多維度、多級別的豐富內涵。其修筑體現因地制宜的建筑技藝與工程智慧；與關隘、烽燧、屯戍體系配合，構成完整軍事防御體系，展現古代邊疆治理智慧；沿線各民族在戰爭、貿易、通婚與交流中互動，形成融合統一格局，并作為中西文明交流通道發揮橋梁作用；長城凝聚自強不息的精神與眾志成城的愛國情懷，在當代轉化為家國認同與文化自信的重要資源；不同級別、區段、類型的長城遺存，呈現各具特色的價值。這種“透物見人”的認知，正是推動長城保護從單體維護走向系統性保護、從物質保存走向精神傳承的重要基礎。

在保護實踐維度上，推動從“靜態保護”向“活態傳承”轉變，實現遺產保護與社區參與的互動，將文化遺產融入日常生活之中。“透物見人見生活”，意味著文化遺產不再是被封存的歷史遺存或者展陳對象，而是嵌入生產、生活、生態與文化之中的有機要素。遺產價值與當代生活并非彼此分離，而是在互動中生成：遺產為當代生活提供精神支撐與文化根脈，當代生活則通過持續的實踐賦予遺產新的意義與活力。從宗族祠堂到鄉村廟宇，從里弄街巷到歷史街區，其價值源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結構與社會網絡。文化遺產保護需重視人的價值，尊重社區的生活權利與發展需求，在保障人居品質與社會公平的同時實現文化延續。

在福建省永安市槐南鎮，社區成員對祖屋的情感聯結，使修繕行動成為凝聚鄉情、強化認同的公共實踐。依托“政府—民間協作”的工匠培養機制，祖屋修繕不僅推動傳統技藝實現代際傳承，而且培育出一批心懷故土的青年守護者。修繕后的祖屋，為非遺展演與祭祖儀式提供活態空間。槐南鎮通過社區深度參與，展現活態遺產的當代生命力，也為基層社會治理提供有益樣本。在石窟寺保護領域，麥積山歷代僧侶的參禪禮佛、士大夫的吟詠題刻、信眾的虔誠瞻仰，以及周邊居民的日常互動，共同塑造其豐富的物質形態與文化內涵。這種人與自然相互塑造的過程，正是石窟生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從中傳承延續至今的造像修復技藝、口頭文學、民俗節慶、觀景傳統等，已經成為當今麥積山石窟整體保護與活態傳承工作中重要的資源稟賦。面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是在尊重與延續遺產價值的前提下，使其在當代社會中持續發揮功能與作用，將遺產所承載的智慧、情感與精神傳遞下去。

2025年10月30日，在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游客使用AR設備在復制洞窟參觀體驗。新華社發

綜合施策實現文化遺產保護“透物見人見生活”

文化遺產保護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實現“透物見人見生活”要求打破“就物論物”、碎片化、去生活化的傳統認知與實踐模式，在要素整合、國土空間、價值認知、法治保障、多方參與、策略協同等方面綜合施策。

“透物”，首先意味著“物在”，需在要素整合與空間統籌中筑牢安全屏障，構建系統集成、全域覆蓋的大保護格局。守住文化遺產的安全底線，是一切價值轉化與活態延續的前提。在資源目錄層面，通過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等工作，全面摸清資源家底，并將新類型逐步納入文化遺產保護法律體系。在空間規劃層面，改變過往以單體文物保護單位為對象、各部門按要素分配管理的模式，在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中全面納入不可移動文物、非物質文化遺產及相關歷史文化資源，在國家—省—市縣多級規劃體系中形成系統集成、全域覆蓋的大保護格局。通過將文物保護納入“五級三類”國土空間規劃體系，落實“五納入”要求，優先保障文物保護所需國土空間，實現本體與周邊環境、文化生態的整體保護。

“見人”，并非將人的意愿簡單附加于遺產，而是在價值認知與法治保障中確立人的主體地位，實現人與遺產的共生共榮。在價值認知維度，文化遺產保護應圍繞“核心價值是什么、如何認知核心價值”展開，構建基于核心價值的城鄉歷史文化保護傳承體系，通過厘清“價值要素—價值主題—核心價值”的邏輯關系，在歷史研究與現場調查的基礎上，將具體遺產要素與抽象價值體系對應起來，使保護管理以遺產的價值為導向。尤其對于活態遺產，應將各類要素置于更廣闊的歷史與社會背景中，避免只關注當代社區的生活截面，在歷史性脈絡中妥善處理不同價值之間的張力。同樣，文化遺產類型廣泛，其價值認知也需分類深化，亟需加強針對不同類型遺產的專題性研究，并通過比較研究明確遺產的獨特性與定位，生成更為準確的價值表述。在法規建設層面，從1961年《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的初步探索，到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正式頒發，再到2002年和202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兩次全面修訂，法律體系的完善，不僅是對保護治理工具的強化，而且是對保護主體性問題的深層回應，為“透物見人見生活”提供有力的法治護航。未來一段時間，亟需統籌整合現有文物、非遺等領域法律法規，加快制定出臺更具綜合性與系統性的文化遺產法，為新時代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

“見生活”，要求文化遺產回歸社會生活，在多方參與和策略協同中延續遺產價值，做到統籌兼顧與因地制宜的統一。一方面，構建多方參與的治理格局。形成黨委領導、政府主導、部門協調、社會參與的治理格局，從單一文物部門管理轉向跨部門協同治理，尤其強化社區與村民的主體地位，使保護力量由“專業機構”逐步向“依靠人民群眾”延伸。通過政府引導到社區共治的銜接，制度安排與社會自覺的互動，頂層設計到基層執行的貫通，形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保護機制。此外，在推動文化遺產學、考古學與歷史學、城鄉規劃與歷史建筑、非遺與藝術設計等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基礎上，加快推動文化遺產學科建設，共同破解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老城老街更新、傳統村落改造等具體場景中的實際問題，以多學科協同賦能文化遺產的活態傳承；另一方面，堅持“保護—管理—利用”三位一體的保護策略。在確保遺產核心價值延續的前提下，合理激活遺產社會功能，實現社會功能的多樣性、延續性與動態性。“見生活”不應狹義理解為單一化和功利化，而是需看到遺產所在地生產生活的多樣性；保護的目的不在于單純“游覽開發”，而在于構建與現代生活相連接的路徑，使遺產在青少年教育、基層社區治理、公共文化生活中發揮作用。

在推進文化遺產“見生活”的過程中，堅持分類施策、因地制宜的原則。充分考慮遺產價值、保護類型、交通區位、區域發展水平等條件的差異，通過分級分類管理，在綜合評估的基礎上科學確定實現路徑。鄉村遺產、城市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等類型，因其與人的生產生活聯系緊密，活態傳承的基礎較好、社會需求較高；考古遺址、石窟寺等類型往往位于偏遠地區、環境承載力有限，保護要求較為嚴格。對于后者，當前的工作重心仍應放在本體保護與安全防護上，“見生活”的實現需要保持足夠的歷史耐心，等待條件成熟，不可急于求成。正如我國著名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先生所言：“人們對文物價值的認識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隨著社會發展，人們科學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而不斷深化的。”對于暫時不具備條件的遺產，不強求“見生活”；對于可以探索的，把握好節奏與深度，避免“去生活化”或者“過度化”的保護利用方式，確保生活化的方式不偏離文化遺產核心價值，在循序漸進中分類實現遺產保護與活態傳承的有機統一。

“透物見人見生活”，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在遺產、人與生活之間構建起完整的保護傳承生態。遺產本就源于生活，在世代相傳與一方水土的浸潤中不斷生長延續。其中，“物”是基礎，是守護文明的物質載體；“人”是關鍵，喚醒遺產背后的主體；“生活”是目標，讓文脈在當下與未來生生不息。三者相互支撐、不可偏廢。鮮活的“透物見人見生活”，不是簡單將人的意愿附加于保護對象之上，而是實現人與物、人與城、人與鄉、人與遺址的共生共存。讓“吾國吾民”成為歷史文脈持續流淌的守護者，使文化遺產成為滋養當代社會的精神源泉。

上文略有刪減

選自 | 《國家治理》雜志2026年第8期

原標題 | 文化遺產保護“透物見人見生活”

作者 |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長聘教授、博導 杜曉帆

新媒體編輯 | 趙光菊

原文責編 | 周小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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