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本該是最嚴謹的懷疑主義，如今卻充斥著無能、妄想和自欺欺人

最近，一位網名為“耿同學”的博主頻繁登上熱搜。他接連曝光多所高校學者論文造假、抄襲、一稿多投等學術不端行為，引發廣泛討論。

有人支持他，認為他是“學術圈的吹哨人”；也有人質疑他動機不純，是在“碰瓷”博流量。

但耿同學揭露的現象并非個案。實際上，學術圈的“敗壞”早已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這一點，一本名為《被敗壞的學術》的書中有著系統而深刻的揭示。

書名：被敗壞的學術

作者：【英】斯圖爾特·里奇

隱藏在頂刊之下的“死亡手術”

2008年，意大利外科醫生保羅·馬基亞里尼在《柳葉刀》上發表論文，聲稱成功進行了氣管移植。他的創新在于：用患者的干細胞在捐獻者氣管上“播種”，培養后再移植，從而防止排斥反應。

這項技術讓他聲名鵲起。2010年，他被聘為瑞典卡羅林斯卡學院的客座教授——這所學院正是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發源地。

2011年，卡羅林斯卡學院興奮地宣布：馬基亞里尼“歷史上首次”將全合成氣管成功移植給癌癥患者。隨后幾年，他又為多名患者施行了類似手術，相關論文多次發表于頂級期刊。

然而，光鮮的論文背后，是患者的慘死。

第一位患者術后不久去世，第二位僅存活3個月。在俄羅斯接受手術的芭蕾舞演員尤利婭向記者哭訴：“我的脖子開始腐爛……膿液氣味強烈，人們退避三舍。”她在手術后兩年去世，而她術前甚至沒有生命危險。

更令人發指的是，當卡羅林斯卡的醫生發現異常并匯報時，得到的不是關切，而是搪塞和封口。學院甚至以“侵犯患者隱私”為由向警方舉報吹哨人。

直到2016年，瑞典紀錄片《實驗》播出，將微型攝像頭送入患者氣管——結果顯示氣管充滿瘢痕、堵塞甚至穿孔，與論文中描述的“幾乎完全正常的氣道”相去甚遠。

真相大白后，馬基亞里尼終被解雇，多名支持他的高層辭職。《柳葉刀》最終撤稿。

為什么騙子能逍遙法外？

馬基亞里尼并非孤例。

2004年，韓國科學家黃禹錫在《科學》雜志宣稱成功克隆人類胚胎，舉國歡騰，韓國甚至發行了紀念郵票。然而調查發現，所謂11個干細胞系全是偽造，兩張關鍵圖片完全一致——只是復制粘貼。

更荒誕的是1974年的威廉·薩默林：他聲稱解決了皮膚移植排斥問題，將黑色小鼠皮膚移植到白色小鼠上。真相是，他用黑色氈頭筆涂黑了白鼠的皮膚。實驗員用酒精輕輕一擦，“科學突破”就消失了。

這些案例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科學體系建立在信任基礎上，而造假者正是利用這份信任。

耿同學：退學博士掀起的“學術地震”

回到當下。2026年4月，一位曾就讀于吉林大學本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階段退學的科普博主“耿同學講故事”引發了一場學術地震。

他接連舉報同濟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湖南大學等高校的5名國家杰青，在Nature正刊、子刊上發表的論文涉嫌嚴重數據造假。

他的打假手法與書中揭露的案例驚人一致：

第一，異常工整的數據。在同濟大學某院長團隊的論文中，他發現某列數據加0.3完全等于另一列；某列數據的末位數字幾乎全是“5”。他統計2400個原始數據，“5”出現212次，第二多的“6”僅16次。正如書中所說，真實數據存在噪聲，不會如此整齊。

第二，圖片重復使用。中山大學某論文中，兩張不同實驗的小鼠照片姿勢完全一致，只是熒光顏色被修改。

第三，跨類別數據雷同。另一篇論文中，基因表達數據與腫瘤體積數據高度相似，僅個別數值微調，“就像是隨機數生成器生成的數據”。

面對質疑，同濟大學5月6日通報：免去涉事院長職務，降低崗位等級兩級，第一作者被解除聘用關系。南開、中山等高校也相繼宣布啟動調查程序。

誰在造假？為什么敢造假？

耿同學在接受采訪時直言：“造假的人不是沒能力做實驗。之前小的不端行為一直沒被發現，膽子越來越大，最后連演都不演了。”

這與書中描述的欺詐者特征完全吻合：聰明、有抱負，在高度競爭的領域工作，研究成果有重大意義——杰青、“長江學者”、985高校院長，這些“帽子”正是他們的身份標簽。

耿同學專門挑“有人才‘帽子’的人”下手，因為“他們占著最好的實驗室和經費，卻用造假論文換取更多成果”。

至于期刊為何沒能發現問題？耿同學認為這不完全是審稿人的責任：“一篇能發Nature的論文有5個左右審稿人，他們會更注重創新度是否足夠，讓審稿人逐一核對上千個原始數據不現實。數據真實性應當是原始作者的責任。”

欺詐的危害遠不止撤稿

書中指出，欺詐的危害有四重：

第一，浪費時間和金錢。無數科學家耗費精力試圖復現不存在的實驗結果。黃禹錫侵吞的經費與浪費在虛假結果上的資金相比微不足道。

第二，污染科學文獻。研究發現，撤稿后的論文仍被大量引用，其中83%的引用是正面評價，幾乎沒人注意到論文已被宣告“死亡”。

第三，危及生命。安德魯·韋克菲爾德1998年在《柳葉刀》發表論文稱MMR疫苗可能導致自閉癥——這是一場蓄意的欺詐。他為了起訴疫苗廠商和申請專利，偽造了12名兒童的醫療數據。結果疫苗接 種率驟降，麻疹疫情爆發，至今每年仍有超過14萬人死于麻疹。

第四，辜負公眾信任。這或許是欺詐最惡劣之處。

我們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

書中提出了一個“細思極恐”的事實：我們抓到的只是那些不夠聰明、過于偷懶的騙子。那些更狡猾的造假者，可能永遠也不會被發現。

耿同學對此深有同感：“造假被發現的概率很低，我們查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他最初靠肉眼逐條比對數據，耗時費力。如今他利用AI工具初篩，再人工復核，效率大幅提升——但也僅能觸及少數論文。

唯一讓他稍感欣慰的是，此次事件后，“很多學校開始向學生要實驗的原始數據了” 。

《被敗壞的學術》第三章開頭引用了諾曼·麥克唐納的話：“盡管我們可能不希望發現欺詐行為，但我們不能因此對其視而不見……如果人們害怕無賴，他們也會鄙視傻瓜。”

無論是馬基亞里尼、黃禹錫，還是如今被揭露的“帽子”教授們，他們的故事都印證了一個道理：科學體系的信任不該是盲目的。同行評議不應只是“信任”，期刊編輯不應為了名氣而包庇，高校不應為短期利益犧牲誠信。

正如耿同學所說：“我真正想推動的，是實驗的重復驗證——這是判斷真假的唯一標準。”

也許，這正是杜絕學術造假的唯一出路：不再只是相信“他說他做了”，而是讓“再做一遍，給我看”成為新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