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中國開啟歷史的轉折。

轉折年代最初幾年，思想氣候幾經起伏。知識分子大都謹慎，甚至沉默。文學卻偏偏被推上前臺，替時代發聲，替現實負重。它一度熾熱，也因此格外危險。昨天還被叫好的作品，明天也許就成了靶子；昨天還被捧上高處的作家，轉眼就可能跌入谷底。

葉文福的詩《將軍，不能這樣做》，正落在這樣的風口上。

這首詩一度聲名大噪。它擊中了現實，觸到了痛處，也說出了許多人想說卻不敢說的話。可也正因為說得太直，鋒芒畢露，最后反倒難以自保。

圍繞這這首詩引發的爭論，不只是一次普通的文壇公案。它更像一面鏡子，照見了當時文藝與政治之間的糾纏，也照見了官方話語擠壓之下，獨立批評空間的狹窄與缺席。

詩人，應該這樣說

《將軍，不能這樣做》發表于《詩刊》1979年第8期。

詩前有一則小序。葉文福寫道：“據說，一位遭‘四人幫’殘酷迫害的高級將領，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兒園，為自己蓋樓房；全部現代化設備，耗用了幾十萬元外匯。”

整首詩，就是圍繞“將軍的特權”展開的批評。語氣熱烈，節奏鮮明，朗朗上口。它所指向的，不只是某一個人，而是一種現實中的官僚習氣與特權現象。尤其結尾那一句：

“將軍，不能這樣做！”

這一聲勸諫，來得重，來得直，也來得響。它很快就和那個年代反特權、反腐敗的公共情緒連在了一起。

據葉文福后來回憶，這首詩的靈感，起于一次很偶然的飯局。那天，他到一個朋友家吃飯。朋友家離中 南 海不遠，住處卻極其局促，是“一進大雜院就挪不了腳”的一間小屋，不到十平方米，破破爛爛。而從新華門一直到西單，外面都是灰墻。朋友對他說：“里面在修房子呢，花了兩個億。”又解釋這兩個億意味著什么：相當于那時“全國所有的干部提三級”。

葉文福說，自己當時“就傻了”。

也就在那一刻，詩意襲來。他在公共汽車上開始構思，回到家后一氣呵成，寫下了《將軍，不能這樣做》。

詩里的“將軍”當然是虛構的。可問題在于，詩前那則小序用了“據說”的口吻，又寫得極近現實，涉及的還是“高級將領”和“特權”。這就使它天然帶上了政治諷刺詩的性質。葉文福自己也明白，這樣的詩，不是那么容易發的。

他后來回憶，當時他一直猶豫。直到《詩刊》1979年第5期刊發了駱耕野的《不滿》，他才覺得，風向似乎松了一點。他說：

在當時的情況下，誰也不敢說對這個時代不滿。但是社會和歷史就是在不滿中前進的。駱耕野的詩發出來以后，我特別激動。我想把《將軍，不能這樣做》拿到《詩刊》去給朋友們看看，但還是有顧慮。一直到7月，我要去中越反擊戰前線采風，就給已經在《詩刊》工作的韓作榮打電話。他說可以，拿過來看看吧。李瑛的女兒李小雨那時在《詩刊》做編輯。她看后說：“這詩寫得好，可你送晚了，8月號明天就送印廠了，要發只能等9月號。”第二天，韓作榮打電話告訴我：“好消息。昨晚連夜把排好的8月號撤了，把你這首詩放上去了。因為這首詩長，還拿下去好幾首詩。為了平衡，還專門補了一首歌頌首長的詩《師長下連來》。”我一聽，就激動了。

時任《詩刊》編輯部主任的邵燕祥，也記得這件事。他回憶說，這首詩是他“經手最后編排發稿”的，具體操作，多半是韓作榮等人完成的。韓作榮是作品組編輯，負責部隊來稿，又和葉文福在工程兵時就是詩友。所以，葉文福的說法，大體可信。

當年的《詩刊》，是詩歌界毫無爭議的頭牌。能發在這里，不只是“發表”兩個字那么簡單。它意味著一種文學上的背書，也意味著一種思想上的默認。葉文福“一下就激動了”，并不難理解。

而這首詩一經發表，震動也很快來了。

《詩刊》第8期于8月27日出版。9月4日，《解放軍報》轉載；9月8日，《文匯報》轉載；9月13日，《遼寧日報》轉載，并配發詩人白樺的評論；9月23日，《青海日報》轉載，并配有評論《勸君莫當大渡河》……

僅《解放軍報》一家，就收到關于這首詩的“兩麻袋”讀者來信。更讓葉文福高興的是，《詩刊》副主編柯巖和編輯部主任邵燕祥還聯名給他寫信，說：“我們大家都認真地感謝你為中國的前途寫了一首高質量的負責任的詩。”

從1979年到1981年夏，評論界幾乎是一邊倒地贊揚這首詩。

《人民日報》在總結當時文學創作成績時，對《將軍，不能這樣做》評價很高，認為它“引起了社會上強烈的反響”，并將它與《人妖之間》等作品并列，說這類作品使人看到“腐蝕我們黨的肌體的毒菌”，同時也增強了戰勝它的決心。

《文學評論》刊發李拔的文章《詩人，應該這樣說——讀<將軍，不能這樣做>有感》。題目本身就說明態度。李拔稱贊這首詩抓住了“一個許多人敢怒不敢言、或者只敢私下小聲嘀咕而不敢在作品中大膽抒寫的新的課題”。在他看來，詩人對將軍并非沒有感情，相反，是因為有尊敬，有熱愛，所以才更應該說，更必須說。他特別強調，詩中一連串深沉有力的問句，正體現了詩人的擔當。

劉志洪在《詩人，應當這樣做》中，也肯定這首詩“正確處理了歌頌與暴露的關系”。他認為，詩中既有對將軍往昔功勛的深情歌頌，也有對其今日特權思想的有力揭露，可謂“愛之愈深，痛之愈切”。

高洪波在《展現這個火熱的時代——記葉文福》中，則引葉文福的話說：他之所以敢寫將軍，是因為“對黨的愛護”。“我要社會主義，但決不愛社會主義的各種弊病；我愛我們的黨，但決不愛由于歷史局限造成我們黨的某些缺點錯誤。”高洪波認為，正是這種責任感，促成了這首詩的誕生。

贊譽來得很快，也來得很猛。

《人民日報》等報刊陸續刊發葉文福的其他作品；《鴨綠江》《芒種》發表他談《將軍，不能這樣做》的創作體會；中央電視臺請他去朗誦；不少高校也邀請他演講。那一陣，葉文福在文壇上，確實像一顆突然升起的新星。

但就在滿堂喝彩之中，也不是沒有清醒人。

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態度就很老到。他對葉文福說：

“文福，這首詩是好詩。那個小序，我不是說它不好，而是距離太近了。你假如稍微朦朧一點就好了。詩是好的，誰也不敢說它不好。但是詩和政治是兩回事，你觸到了政治的痛處了。”

這句話很要緊。“觸到了政治的痛處。”這幾乎是后來所有風波的總注腳。

葉文福在主流媒體上的風光，只維持了一年多。到1981年，政治氣候驟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浪潮起來，他和這首詩一起，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風向變了

1981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是突然來的。早在1980年底，基調就已定下。

1980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題為《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再次重申“四項基本原則”。1981年1月29日和2月20日，中央又接連下發兩個文件：《中共中央關于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這兩個文件都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宣傳機構要認真進行相關宣傳。此后，“四項基本原則”被寫入憲法，成為“立國之本”。

問題隨之而來。

三中全會之后，思想解放成為時代口號；而四項基本原則，又給思想解放劃定了邊界。那么，兩者是什么關系？邊界在哪里？尺度怎么拿？

一時間，思想界、文藝界爭論四起。

有人強調，要繼續反“左”；有人強調，現在更要“反右”。所謂“三中全會路線”與“四項基本原則”之間的不同解釋，逐漸演變成一場不小的思想分歧。放到文壇上，就更具體了：對同一部作品，不同的人，往往有完全相反的判斷。

譬如劉賓雁的《人妖之間》，白樺的《苦戀》，還有葉文福的《將軍，不能這樣做》。表面看，是對幾篇作品的褒貶不同。其實背后，是對文藝和政治關系的根本理解不同。

《將軍，不能這樣做》的命運，也就在這時，開始轉向。

劉白羽的否定意見

真正把這場分歧公開化的，不是報紙上的批評文章，而是一場評獎。

這是中國作家協會委托《詩刊》編輯部舉辦的“1979—1980全國中青年詩人優秀詩歌評獎”活動。圍繞《將軍，不能這樣做》能否獲獎，爭論開始激化。

據葉文福回憶，這次評獎采取的是“專家評審加讀者投票”的方式。最終入選的三十七個獲獎者中，別人一般只有一首詩得獎，而他一個人有三首：第一名是《將軍，不能這樣做》，第四名是《祖國啊，我要燃燒》，第十一名則是一首寫景詩。按規則，一到三名為一等獎，四到十名為二等獎，十一名以后為三等獎。也就是說，葉文福在三個獎級里，都是排在最前面的。

按他的說法，《將軍，不能這樣做》一路票數領先，他提前就知道結果了。

但就在頒獎前夕，他也得知：劉白羽寫信給作協，反對這首詩獲獎，理由是它“誹謗污蔑軍隊高級干部”。作協沒辦法，只好在頒獎前一晚，由七位副主席出面找他談心。帶頭的是張光年，還有艾青。他們告訴葉文福，《祖國啊，我要燃燒》獲獎了，向他祝賀；至于《將軍，不能這樣做》，“本來很好，但有些人有不同看法”。

這個“有些人”，正是劉白羽。

當時，劉白羽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同時也是中國作協副主席。葉文福則是工程兵政治部文工團創作員，屬于軍隊系統。正因為如此，劉白羽對這首寫“將軍”的詩尤其敏感，也尤其堅持。

1981年5月5日，他給詩歌評獎委員會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信中說，他此前已接受《詩刊》三位負責人嚴辰、鄒荻帆、柯巖的征求意見，曾通過李瑛轉達過看法，但評委會并未采納，所以有必要正式再次表態。

這封信的核心意思很明確：《將軍，不能這樣做》不宜評獎。理由主要有四層。

第一，他援引中央七號文件，強調對解放軍應“注意維護他們的尊嚴和榮譽，非確有必要不宜進行公開批評”。他認為，這首詩的小序所說“一位軍隊高級干部耗費幾十萬元外匯為自己蓋現代化樓房”，是“純屬無中生有”。既然用了近似新聞報道的方式，卻又不遵循真實原則，就不是小失誤，而是嚴重的政治態度問題。它誤導讀者，也損害了解放軍的榮譽。

劉白羽還特別提到，葉文福后來在《蓮池》1981年第1期發表《將軍，好好洗一洗》，小序中又寫“一位高級將領”動用施工連修地下室，連澡盆都花近萬元。他認為，這說明錯誤不但沒有收斂，反而“繼續惡性發展”。

第二，他主張不能孤立看這首詩，而應結合葉文福后來發表的兩篇談創作意圖的文章：《到底寫的誰——<將軍，不能這樣做>是怎樣寫出來的》和《解放思想的陣痛——<將軍，不能這樣做>發表之后》。在劉白羽看來，這兩篇文章中的一些說法——如把現實問題聯系到“秦二世”“楊廣”，談“黨的各級領導者”的“落后的階級屬性”，談“封閉式的政治，把人民當傻瓜”等——都已經超出了作品本身，甚至“不符合四項基本原則”。所以，這首詩若獲獎，整體上會模糊原則是非。

第三，他認為，這首詩的社會效果有問題。部分群眾，特別是一些青年，在反官僚主義、反特殊化時存在偏激情緒，而這首詩事實上助長了這種情緒。他舉例說，中國人民大學一些師生曾因要求二炮退還校舍而游行示威，把這首詩寫在大紙上張貼在街頭和宿舍門前。再加上境外刊物利用這首詩和葉文福的相關文章，挑撥黨群關系、軍民關系，因此在“安定團結”的大局下，不宜授獎。

第四，他說，這首詩發表后，“即受到中央和軍委一些領導同志的多次批評”，而在部隊內部，也已引起廣泛反感。如果這樣一首在軍內反響不佳的作品，還在全國首次詩歌評獎中獲獎，無論在社會上還是軍隊內部，都會造成不好的后果。

信寫得很重。語氣也很明確。劉白羽甚至說，總政方面準備近期對葉文福進行公開而嚴肅的批評，而這種批評“勢將部分涉及《將軍，不能這樣做》”。

換句話說，這已經不僅是評獎問題了。它很快就會升級為一次公開批判。

從這封信也能看出幾個細節。

其一，4月17日，《詩刊》編輯部三位負責人確實曾就四首部隊詩作征詢劉白羽意見，其中包括葉文福的《將軍，不能這樣做》、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紀鵬的《戰火中記事》、白樺的《春潮在望》。劉委托李瑛轉達了反對意見。

其二，《詩刊》并沒有接受，只是做了一些技術性調整，比如刪去原詩的小序；又因為這首詩票數第一，為避免過于突出，獲獎名單不按得票排序，而改按發表時間排序。

其三，劉白羽在信中專門提到：“李瑛同志自己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但這封信最終只有劉白羽署名，沒有李瑛聯署。這一點，很耐人尋味。

李瑛和葉文福關系很深。葉文福初寫詩時，模仿的對象就是李瑛。1972年，葉文福給《解放軍文藝》投稿，正是李瑛慧眼識珠，將其詩作刊出，還寫長信鼓勵他繼續寫。后來李瑛參與創辦《昆侖》，又把葉文福、雷抒雁、韓作榮等人借調來工作，著力培養青年詩人。再加上此時李瑛的女兒李小雨正在《詩刊》做編輯，且她看了《將軍，不能這樣做》后，明確表示“這詩寫得好”。在這種關系網里，李瑛確實不便公開站出來。

有些事，話雖沒說，位置已經說明了一切。

《詩刊》力爭

劉白羽的反對，并不讓人意外。

夏衍后來就曾擔心，葉文福和白樺的作品都進入《詩刊》這次評獎范圍，勢必會與劉白羽等人“矛盾激化”。但《詩刊》編輯部和評獎委員會，并不愿意輕易退讓。至少，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看來，劉白羽對《將軍》的判斷，是站不住腳的。

既然劉白羽在信中要求：如處理確有困難，可將意見上報作協黨組，再由黨組報告中宣部，以求妥善解決，那么，《詩刊》只得把問題往上送。

1981年5月11日下午，朱子奇、鄒荻帆、吳家瑾冒著風沙，去張光年家匯報。

張光年當時是作協黨組書記。總體看，他傾向于接受劉白羽意見。他的考慮，不是藝術判斷，而是局面判斷。劉白羽反對葉文福獲獎，卻沒有反對白樺那首歌頌三中全會的《春潮在望》獲獎。張光年認為，為了“維護團結，避免矛盾激化”，可以放棄《將軍，不能這樣做》。

這個思路其實很清楚：保住別的，不讓沖突全面升級。

鄒荻帆和吳家瑾則提出折中方案：可以放棄《將軍》，但葉文福必須獲獎，可以“另選葉的一首”。這既是對劉白羽的讓步，也是對《詩刊》內部意見的照顧。

張光年又進一步說：要說服評委，首先得說服艾青，使評委會最后一次會議不至于分裂。為此，他當場給賀敬之打電話，談自己的意見。賀敬之表示同意，認為這種設想“很周到”。

但是，事情并沒有就此定下來。因為《詩刊》內部的反彈，比想象中更強。

5月12日，《詩刊》編輯部召開會議，討論劉白羽來信。結果是一致不同意。很多人態度激烈。有人說，如果為群眾公認的好詩《將軍》不予評獎，那這次評獎就“毫無意義”，不如取消。也有人說，不評《將軍》，《詩刊》將來怎么面對讀者？還有人認為，這已經不是一首詩評不評的問題，而是“是否捍衛文學革命現實主義原則”的問題。

于是，5月14日，《詩刊》編輯部起草了一封給中國作協黨組的長信。5月15日下午，朱子奇、鄒荻帆、吳家瑾再次去見張光年。吳家瑾把“《詩刊》及作協內外許多同志對撤下《將軍》不能接受的意見”轉達給了張光年。張光年的口氣，比前一次稍微軟了一點：原則還是“避免分裂”，但具體如何處理，“可以討論”。

當天回去后，《詩刊》便正式把這封信報了上去。

這封信，幾乎是一份系統的反駁書。

首先，它強調：《將軍，不能這樣做》是近一二年來新詩創作的重要收獲之一，是打倒“四人幫”以來為廣大讀者公認的優秀詩篇。它發表后，不只在詩歌界有影響，而且“深入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世界”。作為一首詩，在新詩史上能引發如此廣泛的社會回響，是少見的。此次評獎中，它的讀者投票位居第一，恰恰說明這一點。

其次，信中指出，這首詩之所以被歡迎，是因為它觸及了特權思想和官僚主義問題，而這正是黨中央三中全會以來反復強調要克服的現實問題。詩人對將軍的批評并非惡意攻擊，而是同志式的規勸，是希望革命前輩珍惜榮譽、重新振作、繼續奮斗。這樣的作品，說真話，抒真情，和人民的愛憎相通，正體現了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也捍衛了黨和軍隊的光榮傳統，因此理應獲獎。

接著，《詩刊》編輯部逐條駁斥劉白羽的意見。

對于“違反中央七號文件”這一點，他們說：文藝作品不同于新聞報道，它是對社會生活的集中和概括。詩中雖寫將軍拆幼兒園蓋房子，但其思想意義在于批評“某些干部搞特殊化”這一社會現象，而黨本身也正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處理這種現象。再說，善意批評不等于損害威信和尊嚴，批評個別將軍，更不等于批評整個解放軍。

至于小序中“耗用了幾十萬元外匯”是否屬實，《詩刊》的意見是：既未指名道姓，也未明確指向生活中某單位某人，因此它不是新聞報道，而是作品組成部分，是一種藝術性的虛擬寫法。當然，從藝術效果看，刪去小序也許更完整；而其中提到“外匯”一句，確有不合情理之處，《新華文摘》轉載時也已刪去。但這不能據此認定整首詩“歪曲捏造事實”。

對于作者創作動機問題，《詩刊》編輯部承認，葉文福后來那兩篇談創作的文章，情緒上“有偏頗處”，對現實弊病看得“過重”，言辭也“過激”。但總體上，并不能簡單歸結為違反四項基本原則。何況，此次評獎主要是評作品，不是全面審判作者。不能因人廢文，也不能把作者別處說得不夠準確的話，反過來全盤否定這首已經得到廣泛認可的作品。

對于“助長偏激情緒、挑撥黨群軍民關系”這一點，《詩刊》更是明確反駁：真正損害黨群、軍民關系的，不是這種善意批評，而是少數干部的缺點錯誤本身。只要正視問題、揭示問題、解決問題，關系就能修復。《將軍，不能這樣做》不是挑撥，而是在維護這種關系。信中還舉例說，有部隊干部看了這首詩非常受觸動，專門把它剪下來壓在辦公桌玻璃板下，用來自警。

至于劉白羽說“中央和軍委一些領導同志多次批評”“部隊廣大同志反感”，《詩刊》編輯部則說：對此并不了解，也沒有聽到任何正式傳達；相反，他們聽到的，多是全國各地，包括部隊指戰員在內的普遍贊揚。

總之，《詩刊》的立場很清楚：這首詩應該得獎。

而且，他們還說了一句很硬的話：今天不能用新的標準去否定昨天已經產生過積極影響、起過積極作用的作品。給《將軍，不能這樣做》評獎，是對它的“歷史肯定”，是廣大讀者的意愿，也是生活本身的邏輯。否則，只會導致相反的結果。

這封信，措辭比劉白羽更直接，也更激烈。里面甚至有“如果《將軍》不評，這次評獎就建議取消”的強硬表態。

這已不是單純的文藝爭論，而是正面交鋒了。

而劉白羽信中那句“此詩發表后不久，即受到中央和軍委一些領導同志的多次批評”，也并非虛張聲勢。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確實有人對包括《將軍，不能這樣做》在內的一些文藝作品表示不滿。1981年1月7日，周揚在一次文藝界領導核心會議上就透露過：“中央工作會議大家對文藝批評相當強烈。對電影、報告文學、《將軍，不能這樣做》都有意見。”

換言之，圍繞這首詩的爭論，早已不是民間意見分歧，而是正式進入了高層視野。

彼此妥協

事情最終卡在作協黨組這里。

5月25日，就是“三項評獎”頒獎時間。時間很緊，局面很僵，誰也不愿意把事情拖成公開撕裂。

據張光年日記，5月21日，賀敬之到他家，談周揚和他自己對評獎篇目的意見。前兩個獎項基本敲定，但關于詩歌獲獎篇目，日記中沒有明確寫到《將軍》。倒是有一句很關鍵：“嚴辰來電話，說明天偕荻帆去看劉白羽。”這說明，最后關頭，還在繼續協調。

邵燕祥后來回憶，劉白羽的信是寫給《詩刊》三位主編的，具體周旋，多半是鄒荻帆出面，柯巖盡量避免與劉直接碰面，嚴辰年紀大了，也不大出面。可見，到了這個時候，為了說服劉白羽，嚴辰也不得不親自去。

結果呢？

劉白羽沒有讓步。

于是，《詩刊》編輯部只好轉而做另一邊的工作：去說服評委和詩人，接受一個折中方案——撤下《將軍，不能這樣做》，改選葉文福另一首詩。

邵燕祥說，這種調解很難。舒婷還諷刺過他：“你們過去老是號召我們斗爭、斗爭，現在你們又告訴我們要妥協。”邵燕祥只能解釋：為了讓評獎繼續進行，有些妥協是必要的。

最后形成的方案是：《將軍，不能這樣做》退出；改由《祖國啊，我要燃燒》獲獎。而公布獲獎名單時，也不按得票多少排序，而按作品發表時間順序排列，以盡量淡化其中的痕跡。

從葉文福回憶看，他知道《將軍》是因為劉白羽反對而被撤下的，但他未必完全知道，《詩刊》編輯部和一些評委、詩人為保這首詩得獎，曾經做過怎樣的據理力爭。

作協方面顯然也知道葉文福性格激烈。邵燕祥就說，葉文福“渾不吝”，容易激動，言行常常情緒化。葉文福自己則說，那叫“發飆”。

所以，頒獎前一天，作協才會由七位副主席出面和他談心，提前做安撫工作。但葉文福并不接受。

他后來回憶說，自己當場就表示：第二天發獎大會上，我肯定要搗亂。你們誰也勸不動我。我還準備了劉白羽的《長江三日》、散文集，甚至帶了一副細紗手套，打算用書砸他的頭，然后揚長而去。艾青聽了，只輕輕說了一句：“打人犯法。”葉文福后來一直記得這句話，覺得很受觸動。

到了5月25日的頒獎大會，劉白羽沒有到場。

但葉文福還是“發飆”了一次。

據他回憶，當時他坐在前排，旁邊是一位武漢詩人。他事先說好，等會兒領獎時別叫他，他自有安排。會上，賀敬之和七位副主席站成一排發獎。喊到葉文福名字時，他站起來，把軍帽“啪”地一下甩在桌上，然后又坐下，一聲不吭。場面頓時僵住。大家都沒辦法，頒獎進行不下去了。

后來，很多人來勸。最后是諶容出面。她對他說：我以大姐的名義勸你。你剛才這樣做，已經夠了；你不這樣做，中國文壇也太沒骨氣了。但這會開得不容易，你得替中國作協想一步。你再這樣下去，就不是文學家的做法了。

這幾句話，終于把葉文福勸軟了。

他這才從側邊上臺。一路上，大家都給他讓路。他在臺角站了好一陣，然后說了一句：“我從寫第一行詩開始，我就不是沖著這講臺來的。”

說完，頒獎才得以繼續。

一句話，鋒芒未減，心氣未平。可局面，到底已經定了。

“將軍”退場，“祖國”上場。

退場之后

《將軍，不能這樣做》沒有獲獎，但風波并未因此結束。

1981年10月至1982年間，《解放軍報》《解放軍文藝》等報刊陸續展開對葉文福詩歌的批判。批評文章指責他“歪曲我軍將軍形象”，說他的寫作“違反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宗旨”，甚至認為他對黨、對國家、對社會制度“表露了懷疑和不滿”。

有時候，禁忌本身就是傳播。官方批評越來越重，民間反響卻并未冷卻。

葉文福在公眾中的影響，早已超出詩歌圈。北島回憶，1984年秋天，《星星》詩刊在成都舉辦“星星詩歌節”，葉文福受到的是“民族英雄式的歡迎”。他說，葉文福用那種革命朗誦法大聲吼叫時，現場有人高呼：“葉文福萬歲！”北島甚至感嘆，如果那時葉文福一聲招呼，聽眾恐怕真會跟著他沖鋒陷陣。

《星星》詩刊的朋友也提到，那次詩歌節因為葉文福而格外火爆，他的風頭甚至壓過了當時同被評為十佳青年詩人的北島、楊煉等人。

這并不奇怪。

葉文福的詩，明白如話，刀口朝前；它直接碰觸政治問題，也直接揭開體制弊病。這種寫法最容易點燃公眾情緒中積壓已久的火藥。它產生的，已不只是文學回響，而是一種社會性轟動。它甚至可能被轉化為群體性的情緒事件。

但也正因為太直，太猛，太針鋒相對，它的風險也很高。

現實的對抗性越強，詩意的曲折性就越少。它容易被壓制，也容易在強烈的現實消耗中損失自身的藝術生命。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新詩開始轉向語言內部，重新關注形式、經驗與個人表達。曾經洛陽紙貴的“將軍詩”，便慢慢淡出了時代中心。

一首詩，能不能得獎？這在當年，絕不僅僅是文學問題，更是廟堂與江湖的政治博弈。

一首詩的命運，就不再只是詩的命運；一個詩人的進退，也不只是一個詩人的進退。它們成了時代氣候的一部分，成了文藝與政治博弈的一段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