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在今天仍然談論梁思成和中國古建筑？

當然，這是一個大話題，什么時候都可以談，但是也有一些時機上的巧合。2022年是中國建筑史學的奠基人、中國營造學社的創始人朱啟鈐誕辰一百五十周年，也是梁思成逝世五十周年。這讓我們再次回憶起前輩學者們對中國建筑、中國建筑史和古建筑保護的貢獻。

本書共涉及十個部分：第一章從薊縣獨樂寺開始；第二章談到河北正定的隆興寺及正定周圍的古建筑群；第三章談到山西古建筑，包括大同華嚴寺、善化寺、太原晉祠；第四章是山西應縣木塔這個比較有特色和難度的專題；第五章的重點在石窟，特別是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第六章是浙江古建筑和江南園林；第七章是山東曲阜孔廟古建筑群；第八章講到五臺山佛光寺；第九章重點講解西南地區的古建筑，包括梁思成和劉敦楨發現的漢闕等重要遺址；最后一章是距今時間最近的北京古建筑群。

《這就是中國古建筑》內頁插圖：應縣木塔東-西剖面圖，中國文物研究所組織北京建筑工程學院測繪，王貴祥等繪

這樣的安排別具匠心，因為它基本上是按照梁思成和營造學社當時活動的時間、空間軌跡展開的。

1932年梁思成到薊縣獨樂寺，這是他研究的第一個古建筑。1933年4月到9月，他先后去了正定、大同、太原、應縣、云岡，考察過程中有很多重要發現。

1934年，梁思成受邀參與杭州六和塔的修復工作，借機對浙江的古建筑和江南園林進行了考察。

1935年，梁思成去往曲阜參與孔廟的修繕工作，同時對曲阜古建筑群做了系統考察。

最重要的是，在“七七事變”前夕的1937年7月5日，他發現了中國建筑史上最重要的一座建筑——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第八章就是根據這一時間順序來安排的。

隨后，梁思成開始了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由北京先后到了長沙、昆明，后來又到了四川。在生活非常艱難的情況下，梁思成和劉敦楨仍然考察了西南地區的古建筑。這是第九章的內容。

梁思成1934年就已著有《清式營造則例》，對北京古建筑有了相當深入的了解。新中國成立以后，他也為北京古建筑研究做了很多指導性工作。所以北京古建筑群是本書的最后一個專題。

梁思成與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人們（特別是劉敦楨、林徽因、莫宗江等先生）所開拓的中國古建筑研究道路，對于后輩認識、研究和保護中國古建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本篇總序主要介紹這些前輩學者對中國古建筑體系的詮釋，以及由他們建構的中國古代建筑史的基本面貌。同時立足世界建筑史，探討學習中國古代建筑史與中國古代建筑體系，了解中國建筑史學歷史的意義之所在。

梁思成如何走上研究中國古建筑之路

在20世紀初，建筑專業的學子很少有人從事古建筑相關工作，因為這是個坐冷板凳的事情，非常艱苦。梁思成作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啟超先生的長子，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碩士，完全可以選擇其他的道路，他是如何走上中國古建筑研究之路的呢？

首先，從大背景上講，中國古建筑雖然存在了幾千年，但是真正引起關注是在20世紀初，一些外國學者，如德國的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瑞典的喜龍仁（Osvald Sirén）、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及日本的關野貞、常盤大定、伊東忠太等來中國對古建筑進行了考察。

中國人關注古建筑稍晚了一些，是從一個很偶然的事件開始的。在1919年南北和談時，朱啟鈐作為北方的代表到南京談判，其間他去參觀了南京圖書館（時稱“江南圖書館”），在那里發現了宋代《營造法式》的一個抄本（即“丁本”）。

《營造法式》是由12世紀初一位名叫李誡的官員兼學者編修的有關中國古代建筑的百科全書，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公開印刷的建筑大書。歐洲人維特魯威（Vitruvius）的《建筑十書》（De architectura）雖然撰寫于公元1世紀，但一直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其正式印刷出版是在15世紀。而《營造法式》甫一問世，就得到皇帝的批準，“以小字鏤版”的形式“海行天下”。不過，后來因為戰亂，這本書沒能真正推廣開來。在南宋時期，曾經有過一次重新印刷流行的過程，歷代也出現過很多抄本。明清兩代，《營造法式》都曾被納入官方搜集整理的典籍。

朱啟鈐發現丁本《營造法式》后非常興奮，馬上將這一抄本印刷、傳播。最初是石印版本，但是朱啟鈐發現其中有很多問題，于是請陶湘找來當時能獲得的其他版本對其加以修訂。據說，其中還有在故宮發現的一些殘頁。他們結合幾個不同的版本加以核對、校正，在1925年出版了陶本《營造法式》。

陶本《營造法式》的出版讓朱啟鈐意識到，中國建筑需要中國人自己來關注、研究。最初，朱啟鈐、陶湘都看不懂《營造法式》，只好請一些工匠來對《營造法式》中的圖樣進行注釋。這些清代工匠加注的名詞全是清代的術語，跟《營造法式》中的宋代建筑術語毫無關系，《營造法式》仿佛是一本天書。朱啟鈐成立營造學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本書。1929年，朱啟鈐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這是中國學者關注中國古建筑的開端。

那么，這件事是如何跟梁思成發生聯系的呢？

1924年，梁思成從清華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這所大學是常春藤盟校，并且受法國巴黎美術學院影響，有非常深厚的建筑史、藝術史研究傳統，其建筑系在當時全美領先。梁思成在這里受到了非常好的建筑學培養與訓練。陶本《營造法式》問世時，梁啟超先生認為正在學習建筑的兒子也應該了解中國的建筑，所以給梁思成寄去了一套。這是梁思成與中國古建筑最初的關聯。

拿到建筑學碩士學位以后，梁思成原準備進一步開展博士論文研究，但為了搜集資料，他需要先回國。于是，他與林徽因于1928年回國任教，在當時的東北大學創立了建筑系。完整接受了西方建筑學教育的梁思成認為，建筑系的學生也應具備藝術修養，所以任教第一年便計劃開設“中國雕塑史”課程。雕塑史與建筑史看似無關，但其實是相通的，梁思成在備課期間開始進一步留意中國古建筑。1930年，他完成了《中國雕塑史》課程講稿，并帶領學生對沈陽的清代建筑——北陵進行了測繪。梁思成由建筑教育切入，關注到中國藝術、中國建筑，并希望從中國藝術史研究進入中國建筑史研究。

1931年，受朱啟鈐的邀請，梁、林二人回到北平，加入中國營造學社。緊接著，劉敦楨也加入了營造學社。當時營造學社已經成立一年多，朱啟鈐邀請了一些學者，試圖從文獻的角度去弄清楚《營造法式》，也嘗試建立一套與之相關的中國建筑術語，但都沒有太多進展。這時的營造學社仍處于比較盲目的摸索狀態。此時，梁思成等人的加盟成為中國獨立開展古建筑學研究的開端，對中國營造學社的發展、對中國古代建筑和中國建筑史的學術體系的建構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也為之后的研究發展奠定了基礎。

梁思成

梁思成在營造學社的主要工作

梁思成進入營造學社以后，主要關注了四個方面的工作，這也是他在1931年至1937年特別用心去做的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梁先生經歷了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但仍然設法繼續這四方面的工作。

中國建筑史的建構

第一個方面，梁思成希望建構一部中國建筑史。

有些人批評梁思成和林徽因，說他們早期的文章中有一些觀點是借鑒自日本建筑史學家伊東忠太，比如將亞洲建筑分為三大脈絡——阿拉伯、印度和中國。其實，這樣說的人恰恰暴露了自己的知識貧乏。伊東忠太的這一觀點并不是由他首創的，而是源于著名世界建筑史學家弗萊徹在19世紀出版的《比較建筑史》。梁、林接受西方建筑學教育，受西方建筑思想影響，所以雖然觀點相似，但梁、林的觀點與伊東的觀點并無直接關聯。事實上，伊東忠太的書被翻譯成中文的時間也晚于梁、林二人文章發表的時間。

梁思成要建構中國建筑史的原因之一就是弗萊徹在書中居然把中國建筑列入了邊緣的“非歷史”建筑范疇中。這讓梁思成無法接受：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弗萊徹卻說我們的建筑沒有歷史。

此外，梁思成也留意到早年來到中國的一些國外學者的文章。比如，德國學者恩斯特·柏石曼早在1902年就前來中國，在中國兩次暢游后寫成七本書，對中國建筑非常有感情，也非常用心。但是他多少還是受到歐洲人對中國建筑認識的影響，所以只把中國建筑看成具有東方特色的文化現象，主要關注中國的風水、風景、家具以及佛塔等建筑元素的象征性，唯獨沒有關注歷史。

日本人也對中國建筑做了很多考察，他們的研究缺乏中國史學的深厚基礎，雖然對中國建筑史的早期研究功不可沒，但是一些結論還欠嚴謹。例如，常盤大定和關野貞認為中國沒有遼宋以前的木結構建筑遺存，最早的木結構建筑遺存只有大同下華嚴寺的薄伽教藏殿，這座建筑是11世紀（1038年）建造的。

梁思成對此持懷疑態度，覺得他們的結論下得過早。他從外國人發表的研究圖片中看到了敦煌的窟檐，認為這種形制應比大同薄伽教藏殿要早，于是專門給法國學者伯希和寫信，請他幫助查閱窟檐的相關資料。伯希和告訴他，圖片中顯示的敦煌窟檐建造于宋初，這說明中國木結構的產生至少可以向前推至10世紀，比日本人判斷的時間要早。

當時伊東忠太也試圖構建中國建筑史，出版了他撰寫的《中國建筑史》。但其研究只涉及南北朝、明清的建筑，因為他對中國中古時代的建筑實例并不熟悉。而且伊東忠太在態度上也仿佛高人一等。他在中國營造學社演講時提出，應由日本人來做田野調查，中國人來做文獻研究。這讓梁思成感到無法接受，大家都是同行，中國人為什么不能考察、研究中國自己的建筑呢？

中國人應該在世界建筑史之林中確立中國建筑史的地位，并且應獨立建構本國的建筑史，而不是依賴外國人的研究。所以，建構一部中國建筑史在當時成為非常迫切的工作。

在營造學社，梁思成引入了現代田野考察、古建筑考古和測繪的體系，對中國古建筑進行了系統的實地考察，并用實例驗證的方法建構起中國建筑史。1943年，他基本完成了《中國建筑史》文稿。這是第一本由中國人完成的、比較科學和完整的中國建筑史，對自秦漢到明清的整個中國建筑史進行了系統的梳理，既有文獻也有實物，而且有大量實例支持。梁思成與營造學社的同人突破了中國傳統史學專于文獻梳理的建構模式，用科學的方法建構起一部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建筑史。

幾乎在同時，梁思成又完成了《圖像中國建筑史》（英文版），這反映出他希望把中國建筑史納入世界建筑史體系之中的構想。可惜的是，這部用英文撰寫的書稿幾經波折，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得以出版。

對中國古代建筑兩個營造體系的科學闡釋

梁思成工作的第二個方面是對中國古代建筑清代和宋代兩個營造體系的科學闡釋。

在這方面，梁思成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做出了更為漫長、艱苦的努力。可以說，他在1932年開始研究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詮釋中國古代建筑體系是一件必須做的事，因為傳統文人不屑于鉆到古建筑里去一個個地認知房屋的構建方式，歷代的工匠們又沒能把自己的實踐經驗書寫出來。普通百姓看到屋頂、斗栱、柱子，卻弄不懂中國建筑到底是怎么回事。后來在《中國建筑之兩部“文法課本”》中，梁思成也提到，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第一步是厘清古代建筑的法式制度，首先要弄清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內容，在此基礎上系統地理解明清建筑；其次就是要揭開宋代《營造法式》的奧秘，系統地理解這與詮釋唐宋時期的建筑。

朱啟鈐先生當時已經收集了一批老工匠的口傳秘籍。他將自己搜集的資料提供給梁思成，還為他引薦了一些老工匠。梁思成拜這些工匠為師，讓他們帶著自己進入古建筑中，一點一點地認知古建筑構件。然后憑借自己的建筑學專業素養繪制出詳細縝密的圖紙，并將現代術語與古代工匠的術語相結合，以一種容易使人理解的敘述方式，完成了《清式營造則例》一書。

《清式營造則例》內頁

后來有學者對清代建筑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比如清代大木作與瓦作方面的一些專題研究，但成書于1934年的《清式營造則例》作為中國建筑史學的開篇之作、入門之作，仍然是所有中國建筑史研究者的必讀書。簡單來說，它是后輩學子了解與學習清代建筑的“語法書”。

對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研究，既有歷史文獻為依據，又有工匠為老師，還有故宮、天壇等大量清代古建筑實例為參照，所以進行得比較順利。1932年開始研究，1934年就完成了《清式營造則例》。但是對近千年前的宋代《營造法式》的研究就不容易了。

《營造法式》是一部大部頭古籍，共有34卷（陶本共八冊），并且使用了大量宋代建筑術語，在當時沒有哪位學者或工匠能完全讀懂它，堪稱天書。如何讀懂這部書并且與實物相結合，是梁思成在營造學社工作期間一直關注的問題。

梁思成在考察古建筑時不停地將建筑各部分構件與《營造法式》的記錄進行比對，將對《營造法式》的研究與古建筑實例考察相結合。從他發表的著作、文章也可以發現，在早期的文章中（比如寫薊縣獨樂寺時），他使用的是雜糅清式建筑術語的宋式建筑術語。這說明當時他還處于研究《營造法式》的初期階段。僅僅過了三年的時間，到關于佛光寺的文章中，他使用的就全部是《營造法式》中的宋式術語了。

1939年，梁思成和營造學社在戰亂之中來到了西南地區。那時已沒有條件再進行古建筑實例考察，于是他與莫宗江、陳明達等人開始系統研究《營造法式》：核對各版本，找出錯字，標出句讀，然后開始繪圖。在當時的條件下，能看懂這部書已屬不易，但到1945年，他們不僅弄清了《營造法式》中比較重要的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大木作制度，而且繪制出一部分質量相當高的圖樣。

1949年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梁先生的主要精力用在建筑教育、建筑設計、城市規劃、北京古城保護等工作上。直到1961年，他才重啟宋代《營造法式》研究，帶領助手們集中精力進行《營造法式》的注釋工作，并在1964年基本完成《〈營造法式〉注釋》上下卷。但遺憾的是，梁先生生前沒能看到這部書正式出版。因為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古建筑被納入“封、資、修”糟粕的范疇，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難得到認可。在20世紀80年代，《〈營造法式〉注釋》的上卷才得以出版，而直到2001年，全書才得以在《梁思成全集》第七卷中發表。

歷史建筑的保護與修繕

歷史建筑的保護與修繕是梁思成一直堅持在做的事情，直到現在，這也是建筑史學界最重要的一項工作。

梁先生為保留北京古城奔走呼號的事跡世人皆知，但其實在1929年他尚未加入營造學社時，就已經開始呼吁保留沈陽的鼓樓了。這項呼吁沒有成功，因為當時的沈陽處在張學良治下，在城市建設方面并沒有那么超前的意識。

1930年，梁思成帶領學生對沈陽的北陵進行測繪；1932年，他受故宮博物院委托制訂文淵閣樓面修復方案；1934年，他前往杭州參與六和塔重修項目。這些工作其實都具有建筑保護性質。

同時，因為擔心戰爭爆發后北平故宮將不復存在，梁思成還推動營造學社對北平故宮進行了考察與測繪。這套測繪圖非常珍貴，完整地保存了那個時代北平故宮的面貌。

1935年，梁思成參與了曲阜孔廟建筑的保護和修繕計劃。1937年，他又參與了西安小雁塔的保護計劃，并設計了西安碑林的保護工程。這些都說明他一直在積極地參與歷史建筑保護實踐。

1945年，梁思成編制完成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抗日戰爭剛結束，他就針對應該保護哪些戰區文物、萬一發生內戰應對文這物采取什么保護措施等問題，向當時的國民政府提出了建議。后來，他又為解放軍繪制了北平的古建筑地圖，為解放軍攻城時如何保護北平古跡提供了指導建議。1949年3月，他編制完成了《全國重要建筑文物簡目》，以備解放軍南下作戰時保護文物之用。

可以說，歷史建筑保護始終是梁先生的一大情結。

建筑設計和城市規劃

值得注意的是，梁思成最初對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也是很熱心的。很多人不理解，梁先生為什么不去做建筑設計呢？似乎梁先生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都沒有做過太多建筑設計，或者說對建筑設計不是那么關心。這種看法是片面的。

梁思成對建筑設計與創作工作非常上心，而且有非常好的設計功力。有些著名的建筑，可能大家并不知道其設計者正是梁思成。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是由梁先生領銜設計的，具有豐富的建筑內涵和政治象征意義，也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也是梁先生設計的。還有揚州大明寺的鑒真紀念堂，它被梁先生設計成典型的唐代木構殿堂風格。

事實上，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梁先生有更多設計作品。比如他1929年曾經為吉林大學、交通大學錦州分校做過校舍設計，還負責過仁立地毯公司王府井鋪面的改造設計工程。此外，他還在1934年設計了北京大學地質館，在1935年與林徽因合作設計了北大女生宿舍，隨后又主持了南京中央博物館、中央圖書館的建筑設計競賽。

梁先生不但自己做設計，也關注設計創作。1934年，在梁先生的主持下，他安排他的學生劉致平從營造學社歷年收集的四千多張圖片中選擇出了有設計參考價值的圖片，編成專輯，供設計人員參考。此后，又先后出版了臺基、欄桿、斗栱以及雀替、藻井等相關書籍共十輯，專門為設計提供支持。可見他非常注意古建筑在設計中的應用。

梁先生也一直在關注城市規劃問題。1930年，他與張銳共同完成了天津歷史上第一份具有現代意義的城市規劃文件——《天津特別市物質建設方案》。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他就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市鎮的體系秩序》，提出“住者有其房”“一人一床”等社會理想。

所以，雖然梁思成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中國建筑史的研究和歷史建筑的保護上，但建筑設計與城市規劃仍是他關注的重要方面。

河北石家莊正定古城隆興寺航拍全景。視覺中國 圖

隆興寺摩尼殿中的倒坐觀音。視覺中國 圖

梁思成在20世紀50年代的主要工作

在20世紀50年代，梁思成承擔了大量社會工作，同時在建筑教育、城市規劃、古城保護與建筑設計方面，也做出了許多努力。

這一時期，梁先生仍在繼續研究中國古代建筑史。他多次推動和參與了中國古建筑的普查工作，以及對中國近代建筑、民居建筑等的考察研究。同時，他為清華大學建筑歷史教研室奠定了學術發展的基礎與框架，并為整個建筑學學科的教學與研究制定了發展方向。梁先生還與劉敦楨共同主持了《中國古代建筑史》的編寫，二人分別撰寫了第六稿與第八稿緒論。盡管這部《中國古代建筑史》最終的署名是劉敦楨，但梁思成也曾對這本書注入了大量心血。

這一時期，梁先生還承擔著發展建筑教育事業的重任。中國的建筑教育事業雖然在民國時期已經起步，但在20世紀50年代后才得到系統發展。此時，國內重點院校紛紛設立建筑系，并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大規模建設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優秀建筑師。梁思成的建筑教育思想在這一時期產生了重要影響。

例如，他提出了“體形環境論”的建筑教育和建筑設計思想，強調建筑與城市空間的聯系以及美觀性。也就是說，建筑師的任務不僅是建造房屋，更要留給社會一個令人愉悅的空間，為人們提供一個更為健康的生活環境。這一思想是對西方建筑史上維特魯威、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建筑思想的延續。

梁先生還一直關注建筑創作。在20世紀50年代，他提出了“社會主義內容與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理念，這可能受到當時蘇聯建筑思想的影響。50年代的“十大建筑”（例如北京火車站、民族文化宮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重要的是，在梁先生看來，中華民族經歷了太多苦難，在開始走向一個新時代的時候，有理由創作一批表達自己民族與時代精神的建筑。

梁先生希望能將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結構形式，以及現代建筑的形式語言結合起來進行創作。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農業展覽館等建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這一思想基礎上產生的。

遺憾的是，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年代，他的這些思想無可避免地受到了批判，所以中國現代建筑創作在這方面的探索很快就終止了。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設計建造的房屋，多數都非常簡陋，在造型與空間上沒有太多設計。現在真正能夠保留下來的，甚至被納入“文化遺產”“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優秀建筑，反而是梁先生提倡的那些經過建筑師精心設計的、具有探索意味又體現某種民族形式的現代建筑。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梁先生對這一時期中國建筑理論的重要貢獻。

梁先生對歷史建筑保護工作投入大量精力，也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他舉辦古建筑培訓班，為傳播古建筑知識、培養古建筑保護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令中國的建筑保護工作很快進入了正規化、系統化的階段。梁先生還與陳占祥先生一起為保護北京古城大聲疾呼，提出關于北京城市規劃的新思路——保留古城區，將行政區布置到古城之外。

此外，梁先生還提出了“整舊如舊”的理念，主張古建筑修繕應該“延年益壽”，要避免“返老還童”“煥然一新”。盡管現在也有人對此提出不同看法，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如果沒有梁先生提出的“整舊如舊”理念，中國的古建筑保護與修繕可能會走向另外一條路。

學習中國古代建筑史的意義

學習中國古代建筑史不僅可以使我們初步了解中國幾千年來的建筑精品，而且能夠認識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等老一輩中國建筑史學者，了解中國古建筑史學發展篳路藍縷的歷程。在那樣一個社會動蕩、人們對中國建筑的歷史毫無概念的時代里，雖然沒有便利的交通，缺少測繪的輔助儀器，為了測量屋架數據往往還要鉆到積聚了幾百年的厚厚塵垢中去，前輩學者們仍披荊斬棘地建構起了中國建筑史學。

學習中國古代建筑史還能使我們對中國建筑史的“家底”，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些古代建筑遺存，有一個大致了解。雖然本書介紹的中國古代建筑十分典型，但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因為梁、劉等學者從無到有建構出中國建筑史，首先要對當時能夠發現的最重要的一批古代建筑遺存進行集中考察、研究。很多重要的古建筑實例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才陸續被發現，比如位于山西芮城的元代建筑精髓、道教宮觀永樂宮。閱讀營造學社的古建研究案例可以幫助我們基本厘清中國建筑的歷史輪廓。這些古建筑遺存離我們并不遙遠，掌握了基礎知識，我們便可以親身去感受這些古建筑，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增強民族自信心。

建筑設計從業者也可以借由學習中國古代建筑史展開思考。毋庸諱言，近幾十年來中國人拿得出手的、能夠在世界上贏得贊嘆的原創性當代建筑作品太少了。有西方人尖刻地評論中國人當下的許多建筑設計是“Mindlessly Repeated”（漫不經心地重復）。即使有一些看起來還算新穎的建筑，基本上也是步外國建筑的后塵，既缺乏原創性，又缺乏中國元素的融入，這是令人感到非常遺憾的事。放眼世界，例如印度的現代建筑師柯里亞（Charles Correa）設計的建筑，既是現代的又是印度的。華裔建筑師貝聿銘先生設計的蘇州博物館也是“蘇而新”“中而新”，他探索的是一種既中國、蘇州又現代的建筑設計。

我們是否可以通過對建筑史的學習、對梁先生創作熱情和建筑思想的了解，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建筑設計水平呢？我們能否像梁先生、貝先生他們那樣，設計出兼具中國味道和現代理念的、能夠讓世界眼前一亮的作品呢？這是一個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這些前輩學者在建筑歷史研究和建筑設計實踐中，雖然關注、提倡的多是建筑藝術層面的東西，但是他們對建筑本質的理解并沒有簡單地停留在形式上。曾有人認為，做一些仿古建筑設計就是對中國建筑的傳承。但如果沒有特殊原因，這種做法并不值得提倡。現在畢竟是21世紀了，我們要設計中國自己的建筑，也要設計具有現代性或當代性的新建筑，既要傳承又要創新。其要點不僅在于外在形式，還在于精神與意義層面的“建筑意”。

“建筑意”這一概念是林徽因提出來的，與古代中國人提倡的畫意、詩意一樣，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如果一位建筑師能夠體會到中國建筑內在的某種意蘊，并以創造性的形式恰當地表現出來，那么他的作品就能既具備新穎、獨特的造型，又帶有中國建筑的風韻。這種作品就是值得我們提倡的好的建筑作品。

本文摘自《這就是中國古建筑》，為該書的總序，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原題為《梁思成與中國古建筑》，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這就是中國古建筑》，王澍、王貴祥、方擁 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6年4月版

來源：王貴祥（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