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記者采訪了埃芙琳·德勒。她1997年出生于漢諾威，是明斯特的一名學生，也是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猶太學生聯合會副主席。她的父母原本來自烏克蘭。她在德國各地舉行演講，主要面向左翼群體。
問：為什么？答：德國左翼太常用一種非黑即白的世界觀來看問題。他們把一個自己并不了解的國家，硬塞進一個自己熟悉的分類里，因此不愿意幫助它，因為他們聲稱這不過是一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針對俄羅斯的戰爭。
問：這難道不更像是全球左翼共同面臨的問題嗎？答：在后蘇聯國家，人們對俄羅斯以及蘇聯過去的態度，整體上是不同的。在那里，無論左翼圈子還是無政府主義圈子，都不存在替普京辯護的傾向。而且，美化蘇聯那一套在那里也沒有群眾基礎，因為很多家庭至今仍受那段歷史創傷影響。
問：左翼應當如何支持？答：應當支持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左翼必須明白，和平主義不會帶來和平，只會帶來更多壓迫。因為一個人遭到攻擊時，就必須自衛。不這樣做，就會死。
所謂的反帝國主義者并不是天然反對暴力。他們甚至會把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的武裝襲擊，惡意地解釋成一種“抵抗行為”。問：這類左翼人士會說，提供武器只會延長戰爭，最終導致更多人死亡。
答：這完全是胡說。生活在壓迫、占領和俄羅斯化之下，根本不是好的生活，甚至未必還能稱得上是生活。占領本身就會造成大量死亡。我們在布恰、伊爾平和赫爾松已經看到了這一點：那些戰爭罪行進一步加重了外界對針對烏克蘭人的種族滅絕嫌疑的判斷。
問：還有一種批評認為，烏克蘭武裝部隊中也有極右翼和新納粹分子。比如臭名昭著的亞速旅。這個說法難道沒有道理嗎？答：這確實有一定道理，所以普京才會抓住這個議題大做宣傳，而且確實奏效了。但由此推斷整個烏克蘭民眾的政治傾向，是沒有道理的。這個旅——其中服役的也并不只有極右翼——只是烏克蘭軍隊眾多部隊中的一支。
答：那之后，我最先擔心的是父母會不會生我的氣：因為我太公開了，把自己暴露出來了，因為我沒有繼續把自己的身份藏起來。他們一直跟我講，自己作為猶太人在蘇聯經歷過什么。但他們也說，如果那樣的人這樣寫我，反而說明這是個好跡象。
但利維夫讓我震驚的原因還不止這個。問：是什么？答：我在那里看到很多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的正面指涉。這個組織曾參與納粹對波蘭和蘇聯的進攻。它的黑紅旗幟直到今天依然隨處可見。這種民族主義讓我感到擔憂，我對此有很多無法接受之處。
盡管如此，很多烏克蘭人紀念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時，在他們眼中紀念的不是罪犯，而是抵抗英雄。在利維夫，我沒有公開佩戴自己的大衛之星。不過說實話，如今我在世界上幾乎任何地方都很難再公開佩戴它了。
問：您的家人是什么時候來到德國的？答：1992年，他們因為在蘇聯以及后來在獨立后的烏克蘭遭遇反猶主義而逃到德國。在漢諾威的家里，我們仿佛一直生活在后蘇聯的過去之中：從家里的布置、當年帶來的物件、食物，到我們說的語言，都能看出來。而家門之外就是德國，那是另一個世界，在那里我是“外國人”。
問：您是如何感受到這一點的？答：一開始，其他孩子聽不懂我說話，因為我只會俄語。從那時起，我就一直有一種異鄉人的感覺。而且我從小就遭遇過反猶主義。所以我一直都知道，只要我說自己是猶太人，事情就會發生變化——而且大多是朝著負面的方向。
問：自從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動襲擊之后呢？答：我遭遇了很多仇恨。有人把加沙兒童的死亡歸咎于我，說我手上沾著鮮血。我在以色列和烏克蘭的親人卻都在躲避同樣的伊朗無人機。
由于反猶事件帶來的心理負擔，我已經不再去大學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四處演講，并為那些與俄羅斯作戰的反威權團體募捐。這就是我自己的抵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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