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公共服務保障新政的關鍵，不只是“放開”，更是“落地”。

▲資料圖：工作人員在江蘇省海安市政務服務中心靠前指導辦事群眾。圖/新華社

文| 馮潤桓

我們常常問新朋友：“你是哪里人？” 我們對答案的期待，有風土人情，也有價值判斷。現實中，這不僅是籍貫的定義，更是你我所能享受到的政府公共服務的邊界。

國務院最近印發的《關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實施意見》，全文不長，但字字句句說到流動人口的心坎上——全面取消就業地參保戶籍限制、隨遷子女教育按常住地保障、未落戶人口納入公租房范圍……

而這也標志著我國公共服務供給邏輯正在發生一次重要轉變：從“以戶籍為中心”加快走向“以常住地為中心”。3億多在異鄉打拼的人，將有機會告別“身在一個城市，心卻在另一個城市”的撕裂感。

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政策微調，而是我國城鎮化進入新階段后，對人口流動、公共資源配置和社會治理方式的制度回應。對于承載著千千萬萬外來人口的城市而言，公共服務需要擺脫“你來自哪里”的負擔，轉而回答一個更有人文關懷的問題：“你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勞動、在哪里老去？”

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標志著我國正在從“管住人”轉向“服務人”，從“按身份分配資源”轉向“按實際居住和實際需要配置資源”。這既是新型城鎮化走向成熟的標志，也是社會保障制度邁向現代化的重要一步。

這輪改革的本質，是讓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從“戶籍本位”轉向“人本位”。當公共服務不再以“你是哪里人”為門檻，而只看“你在哪里生活”，這才是真正的以人為本。構建一個公正社會，正是我們國家發展到當前階段的必然選擇。

▲資料圖：大量旅客從哈爾濱火車站乘車出行。圖/新華社

打通人口流動障礙是道必答題

當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接近70%，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50%左右，兩者相差近20%，背后是超過3.5億的流動人口。

換句話說，我國14億人口中每4個就有一個不在戶籍地生活——外賣小哥在上海送餐，建筑工人在深圳建樓，快遞員在廣州穿街走巷，但曾經他們不被認可是“上海人”“深圳人”“廣州人”。

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人口大規模流動已是常態。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從中西部流向東部、從小城鎮流向都市圈，本質上是資源重新配置、產業持續升級的必然結果。過去靠低成本勞動力和土地擴張的增長模式已經過去，未來需要讓人跟著產業走、跟著機會走、跟著服務走。

經濟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人”。如果3億多人在城市里連基本安全感都沒有——孩子上學無門、生病報銷折騰、社保斷了接不上——他們怎么可能安心消費、放心買房、積極納稅？

這背后是一個樸素的經濟學邏輯：不安全感會凍住錢包。數據顯示，流動人口的預防性儲蓄率明顯偏高、消費率偏低，根源就在于對未來預期的不穩定。

公共服務均等化，其實也是“內需激活器”——當人們知道自己有“靠山”，才敢花錢。取消公共服務與戶籍掛鉤，才能穩定流動人口預期，釋放消費潛力。

所以，從公共服務保障上打通人口流動障礙，不僅是“政府做好事”，也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必答題。

▲資料圖：求職者在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零工服務中心內辦理業務。圖/新華社

社保難以轉移接續是核心痛點

如果說教育、醫療、住房是流動人口最直接感知的公共服務，那么社會保障則是最深層、最容易引發長期不公平感的制度環節。

畢竟，社保不是一次性消費，而是貫穿勞動生命周期的長期安排，任何中斷、錯配、損耗，都可能在退休、失業、疾病或工傷時集中暴露。

當前，我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兩大主要險種的覆蓋率均已達到95%，標志著我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因此，社會保障體系也從“量”的增長走向“質”的提升。

對于流動人口而言，問題的關鍵也不再是“有沒有參保”，而在于“參保能不能跟著人走、能不能不斷檔、能不能算得清”。但現實中，流動人口在此方面常常面臨多重困境。

比如，跨地區就業后，社保轉移接續手續復雜、周期長、信息不透明，容易讓人反復奔波。再如，單位繳費地、居住地、待遇領取地往往不一致，個人很難判斷自己到底在哪兒形成了完整權益。

此外，很多人職業經歷碎片化——靈活就業、平臺用工、季節性務工、多地流動——繳費鏈條斷斷續續，最后容易出現“繳了很多年，領得不充分”甚至“想領卻很難順利領”的情況。

更深一層看，社保問題關乎制度信任。對流動人口而言，社保不只是“保底”，更是對未來穩定性的確認。

如果一個人今天在A地工作，明天去B地生活，后天又在C地退休，制度必須回答：錢是不是白交了？權益能不能累計？待遇能不能銜接？若這些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人口流動就會從“主動選擇”變成“高成本冒險”。

轉移接續最核心的痛點，是“制度分割”與“人生流動”之間的不匹配。

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制度原本按行政區劃和地方財政責任組織，但人口遷移卻是跨區域、跨行業、跨身份的。于是出現了一個典型矛盾：人已經走了，權益卻還留在原地；工作已經換了，手續卻還要從頭來過。這也大致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是，跨省務工人員，年輕時在沿海地區繳費，后來回到中西部老家生活，若接續不順，養老金核算和待遇領取就會出現麻煩。

第二種是，城市間頻繁跳轉的職業人群，在多個城市輪換就業，雖然累計繳費不少，但每一段都不夠長，最終容易在待遇歸集上遇到障礙。

第三種是，靈活就業者和平臺勞動者，他們的就業關系更分散、繳費更不穩定，最容易在轉移接續環節吃虧。

例如，流動人群實際在經濟發達地區打工，回經濟欠發達的流出地退休，就會出現退休金比在工作地退休領取待遇更低的問題。很多靈活就業人員并不了解，也算不清這筆賬。

種種問題，都亟待解決，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也才能真正從“量”的增長走向“質”的提升。

▲資料圖：某地便民服務大廳里的社保辦事窗口。圖/新華社

用“養老平權”推動社保制度改革

要解決當前社保制度面臨的這些現實問題，可能就需要“養老平權”。

我們過去的原生家庭不同、資源稟賦不同、人生經歷不同、社會境遇不同，但我們都終將面臨共同的經歷——疾病、衰老、依賴。

因此，我們需要為每一個社會成員提供“人生下半場”的幸福與尊嚴。

隨著我國社會文明更加進步，我們整個社會需要從政府、市場、社會到家庭推動公民的權益平等，包括社會保障、經濟契約、社會文化、知行能力等方方面面。

其中，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部分，獲取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是我們每個人的平等權利，不應因戶籍、居住地、流動經歷而被結構性區別對待。

當然，“養老平權”并不意味著全國所有養老待遇完全一刀切，也不是簡單把各地標準拉平，而是要求在這個最基礎、最剛性的民生領域，盡可能實現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和服務可及。

換句話說，一個人在城市里生活、繳費、養老，就應當能夠在這里獲得相應的制度支持，而不是因為沒有本地戶口而處處受限。其意義就在于，把“人在哪里生活”重新放回了制度中心。

對老年人而言，養老不僅是養老金領取，更包括就醫便利、照護服務、社區支持、失能照料和長期護理。對很多外來務工者來說，他們在一個城市貢獻了多年勞動，也在這里形成了家庭和社會聯系，晚年理應獲得與本地居民更接近的養老保障。

“養老平權”不是額外恩賜，而是公共服務均等化、共同富裕的自然延伸。更重要的是，“養老平權”表達了一種治理理念：不把人視為“流動的變量”，而把人視為“連續的主體”。

勞動是連續的，繳費是連續的，人生也是連續的，制度就應該盡量連續。只有這樣，公眾對養老制度的信任才會更穩固，消費和生育預期才更有支撐。

▲資料圖：山東省惠民縣孫武廣場，人社局工作人員向群眾介紹相關服務。圖/新華社

新政是民生改善更是制度升級

此次新政的關鍵，不只是“放開”，更是“落地”。

首先，要把“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真正落到基層政府的辦事流程中，形成可執行、可查詢、可監督的清單化標準，避免政策停留在原則表述上。

其次，要推動社保、醫保、教育、住房保障等部門之間的數據互聯和規則協同，讓群眾少跑腿、少證明、少反復提交材料。政策已經明確：推進全國統一社保服務平臺建設，推廣居住證互通互認、常住年限可轉換。

同時，要在養老、醫療等高頻民生領域優先突破。尤其是養老保險轉移接續、異地就醫直接結算、長期護理服務銜接等事項，最能直接影響流動人口的獲得感。

比如，對靈活就業者、跨省務工者、平臺從業者等群體，應設計更簡潔的接續流程和更清晰的權益確認機制，減少因就業碎片化帶來的保障斷層。如果未來社保關系跨省轉移能像微信轉賬一樣便捷，流動人口的獲得感會直線上升。

此外，也要兼顧財力承受能力和公平目標。

長期以來，地方政府的潛意識里是“財政優先服務戶籍人口”，因為轉移支付按戶籍算、政績考核也按戶籍算。打破這個慣性必須調整激勵機制——讓服務“新市民”成為地方發展的“加分項”，而不是“包袱”。

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不能簡單理解為地方財政無限兜底，而應通過中央與地方事權、支出責任、轉移支付和人口流入地公共資源的動態配置，形成“錢隨人走、事隨責走”的可持續機制。

只有把“人隨服務走”與“錢隨人走”協調起來，政策才能真正穩住。

對流動人口而言，真正重要的不只是能不能進城，而是能不能在城市里安心生活、連續參保、體面養老；對中國經濟而言，真正重要的不只是人流動起來，更是制度能不能把這些流動穩穩接住。

如果把這份意見落到實處，我國的公共服務體系就會從“人口管理的配套”逐步走向“人的發展平臺”。這不僅是民生改善，更是制度升級。

接下來，各地都應將這份“紙面紅利”逐步變成每個人手中實實在在的“養老錢”“看病錢”“讀書指標”。無論如何，3億多“新市民”的期待，不應再落空。

撰稿 / 馮潤桓（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席教授）

編輯 / 何睿

校對 / 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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