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上個月，你終于做了那件拖了很久的事——從Kediri騎到Jogja，只為了見一次精神科醫生。六到七小時的車程，271公里，你一個人。
醫生把診斷書遞過來的時候，你聽見一個新詞：雙相情感障礙。藥單上寫著阿普唑侖，熟悉的藥名，陌生的標簽。你點頭說知道了，心里卻沒答應。診斷是別人的，路是自己的。
在Jogja的那幾天，你見了幾個老朋友。交換近況的時候，你笑著聽他們說新工作、新項目、新的人生進度。你替他們高興，真的。但同一秒，另一個聲音在問：你呢？你的路呢？
這個問題在腦子里轉了很久，久到你以為不會有答案。然后offer來了——醫藥代表，老本行。你明明這幾個月都在往創意方向掙扎，可宇宙沒選那條路。你試了，它沒開門。
5月28號，你要騎著那輛紅色Scoopy，從Kediri到Semarang。還是六到七小時，還是一個人，還是271公里。只是這次不是去看醫生，是去住下來。
準備清單長得讓人焦慮：租房、安置、錢。尤其是錢。你和父母吵過，關于誰該出多少，關于成年人的體面與狼狽。后來你決定不想了。斯多葛學派那套，控制你能控制的，放掉你不能的。準備度70%，夠了。剩下的四天，付清房租，然后出發。
你開始重新畫人生的草圖。穩定的收入，先還清債，一步一步來。這不是你幻想過的劇本，但它是你現在需要的——繼續走，繼續長。宇宙和上帝還在對你笑，你感覺到了。所以你也試著，對自己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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