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brainnews

• 一項納入37項研究、涉及超過50萬例孕期抗抑郁藥物使用人群的meta分析發現，在校正母親心理健康狀況及其他影響因素后，孕期常用抗抑郁藥物使用與子女孤獨癥/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之間并無顯著關聯。

• 在未校正混雜因素前，研究曾發現孕期抗抑郁藥物使用與子女孤獨癥或ADHD之間存在微弱關聯；然而，在母親孕前使用抗抑郁藥物、以及父親在母親孕期使用抗抑郁藥物的情況下也觀察到同樣關聯，表明實際反映的是父母心理健康及遺傳因素的影響，而非藥物本身作用。

• 研究作者指出，對于中重度抑郁癥孕婦患者，考慮到抑郁復發的潛在危害，醫生與患者應充分權衡孕期抗抑郁藥物使用的利弊。研究者強調，保障父母雙方維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狀態，對兒童的神經發育具有積極意義。

《柳葉刀-精神病學》（The Lancet Psychiatry）發表的一項系統綜述與meta分析指出，現有研究證據并不足以支持孕期絕大多數抗抑郁藥物使用與子女神經發育障礙（包括孤獨癥及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即ADHD）風險增加之間存在因果關聯。

此前有關孕期抗抑郁藥物使用與子女神經發育障礙風險的meta分析研究開展于近十年前，受限于研究數量較少、且未能充分控制相關影響因素。本項最新meta分析提供了迄今為止最佳證據，表明許多研究中觀察到的“孕期服用抗抑郁藥物女性所生子女患孤獨癥或ADHD風險略有增加”，并非由藥物本身引起。

研究作者、香港大學張颕宗博士表示：“我們知道，許多準父母對孕期服藥可能帶來的影響感到擔憂；我們的研究則提供了令人安心的證據：常用抗抑郁藥物并不會增加子女患孤獨癥、ADHD等神經發育障礙的風險。盡管所有藥物都具有一定風險，但孕期停用抗抑郁藥同樣存在抑郁復發的風險。因此，對于中重度抑郁癥女性患者，醫生和患者必須仔細權衡：繼續抗抑郁治療的潛在風險，與停止治療可能帶來的危害之間，究竟哪一種影響更大。”

他進一步說明：“雖然我們的研究發現，孕期使用抗抑郁藥物的女性所生子女患孤獨癥與ADHD的風險略有增加，但在校正其他相關因素后，這一風險便消失了。這種風險增加同樣出現在父親服用抗抑郁藥物、以及母親在孕前（而非孕期）服用抗抑郁藥物的子女中。這些發現共同表明，并非抗抑郁藥物本身導致了孤獨癥與ADHD風險的增加，而更可能是其他因素所致，包括對ADHD、孤獨癥和精神障礙等疾病的遺傳易感性。”

研究者匯總了37項研究的相關數據，涵蓋了超過60萬名服用抗抑郁藥物的孕婦，以及近2500萬例未使用抗抑郁藥物的孕婦妊娠情況。

在未控制心理健康狀況等關鍵因素前，分析發現母親孕期抗抑郁藥物使用與子女ADHD風險增加35%、孤獨癥風險增加69%相關。但在混雜因素得到更好控制的分析中，這一關聯大幅減弱甚至不再顯著。父親在母親孕期使用抗抑郁藥物，與子女ADHD風險增加46%、孤獨癥風險增加28%相關。

在針對患有精神健康障礙孕婦的分析研究中，所有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s）均未顯示出相關性，僅阿米替林/去甲替林（amitriptyline/nortriptyline）仍與ADHD及孤獨癥風險增加相關。阿米替林/去甲替林目前被視為抑郁治療的二線或三線選擇，通常用于難治性抑郁癥。因此，接受這類藥物治療的女性，可能比使用更常見抗抑郁藥物的患者存在更嚴重、慢性且復雜的潛在心理健康問題，這也可能影響阿米替林/去甲替林與子女ADHD及孤獨癥風險增加之間的關聯。

研究同時顯示，抗抑郁藥物使用的劑量高低在風險關聯方面并無差異。

香港大學陳冠南博士表示：“證據表明，父母任何一方患有心理健康問題，均與子女患ADHD或孤獨癥的風險略微增加存在關聯。除遺傳因素外，這種關聯也可能通過家庭與社會環境加以解釋：持續的家庭壓力、家庭運作方式的變化，以及父母行為與育兒方式的差異，都可能影響神經發育。我們需要確保父母雙方都能獲得精神健康方面的支持與治療，既是為了他們自身的健康，也有利于子女的神經發育。”

作者也指出了研究存在的若干局限性，包括相關研究中缺少有關社會經濟狀況、生活方式風險因素以及低出生體重等重要因素的數據。此外，只有少數研究關注了特定妊娠階段的抗抑郁藥物使用、具體劑量及劑量變化情況，使得得出相關結論更加困難。最后，接受抗抑郁藥物治療的女性通常比未接受治療的女性患有更嚴重的抑郁癥，因此即使在控制了心理健康狀況因素之后，仍可能存在一定偏倚。

法國魯昂大學Lisa Vitte、Emmanuel Devouche和Gisele Apter（未參與本研究）在同期發表的評論文章中寫道：“此項研究進一步豐富并驗證了我們此前對于孕期抗抑郁藥物使用的認識：此類藥物應持續服用，因其既能保護母親的心理健康，且不會損害胎兒發育。在經歷了眾多相互矛盾且爭議不斷的研究之后，這一結論具有重要意義。”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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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016/S2215-0366(26)00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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