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休那年，組織上原本想讓我留下來再干兩年，做做顧問。我擺擺手，說算了，干了一輩子，連女兒結婚我都缺席了一半，再不回家，連孫子都不認識我。

回到老家那座南方小城，我在巷子口盤下一間不到四十平的鋪面，掛了塊木牌子，"陳記小館"。沒什么花哨的招牌菜，就是紅燒肉、清蒸魚、一碗手工面，外加幾樣時令小炒。老伴會做菜，我打打下手，端端盤子，收收錢。

街坊鄰居都喊我老陳。沒有人知道我之前是干什么的。我跟誰都說，我以前在外地做點小生意，做累了，回來開個館子養老。

這話也不算全錯。只是我那"生意"做得辛苦，跑了大半個中國，三十多年沒睡過一個安穩覺。

開店第三年的初夏，下了一整天雨。

那天生意冷清，到下午四點多，我正坐在柜臺后面戴著老花鏡看報紙。門口的風鈴響了一聲。

我抬頭。

一個穿米色風衣的老頭站在門口，手里撐著一把黑色的折疊傘，傘面上還在滴水。他個子不高，背微微有點駝，頭發白得很徹底，干干凈凈地梳到腦后。臉上有幾塊老年斑，但眼睛很亮。

我看了他一眼，又低下頭去看報紙。三秒鐘之后，我把報紙放下了。

我重新抬起頭，慢慢摘下老花鏡。

他也在看我，嘴角帶著一點笑意，那種笑意我太熟悉了。

"陳先生。"他開口，普通話很標準，帶一點點不容易察覺的尾音，"打擾了。"

我沒有立刻說話。我注意到他左手扶著門框，指節有點發白，那是他在用力。他站不太穩。

"進來吧。"我說，"外面雨大。"

他把傘收了，仔仔細細抖干凈，靠在門邊的傘架上。他走路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我看見他在第三張桌子前停了一下，扶住椅背喘了口氣，才坐下。

我給他倒了一杯熱茶。

"想吃點什么？"我問。

"隨便。"他說，"陳先生做的，都行。"

我轉身進了廚房。老伴正在剝豆子，抬頭看了我一眼。我說，做碗面，加個荷包蛋，。

她"嗯"了一聲，沒抬頭。

我自己拎著一壺酒和兩個杯子出去，坐在他對面。

"二十六年了。"他說。

"二十七。"我糾正他，"九六年冬天，深圳。"

他笑了，眼睛瞇起來，皺紋一層疊一層："是我記錯了。陳先生記性還是好。"

"你那次差一點。"我說。

"我那次是故意的。"他端起茶杯，手有點抖，"陳先生，你不會不知道吧。"

我沒說話，我當然知道。九六年冬天，我們在羅湖一帶布了三層崗，他從我們眼皮底下走過去，轉身又走回來，最后在一個士多店買了包煙，慢慢走開了。那是他在向我示意，他知道我們在那里，他不打算硬闖。

我那時候三十六歲，氣得在車里抽了一夜煙。

"你為什么來？"我問。

"我快死了。"他說得很平淡，像在說今天天氣不錯，"胰腺，三個月前發現的，晚期。醫生說，我頂多還有半年。"

"我想在死之前，跟陳先生吃一碗面。"他說，"不為別的。我這一輩子，除了我太太，最了解我的人，就是陳先生你了。"

我沒說話。屋子外面雨聲很密。

老伴把面端了上來。她瞄了一眼那個老頭，把面放下，又默默退回了廚房。

他低頭吃面，吃得很慢。我看見他喝湯的時候，眼眶有點紅。

"咸了？"我問。

"剛好。"他說，"我太太走了三年，沒人給我做這種家常的味道了。"

我給自己倒了一杯酒。

"你怎么知道我在這里？"

"我托人查的。"他說，"陳先生別生氣，是我一個老朋友幫的忙，他在你們體系里做過事，現在也退休了。我求了他三次，他才告訴我陳先生在這里開館子。"

"你現在可以舉報我。"他說，"雖然我沒什么價值了，但程序上你應該報。"

"程序上我退休了。"我說。

他笑了一下，低頭繼續吃面。

吃完面，他把碗放下，用紙巾擦了擦嘴，姿態很講究。這個習慣幾十年沒變。我在監視錄像里看過他無數次擦嘴。

"陳先生，"他說，"我有件事想跟你說。"

"你說。"

"零三年，香港，那個碼頭。"

我心里"咯噔"一下。

零三年那次，我們差一點就抓到他。他坐了一艘小漁船跑了，我們的人在碼頭上眼睜睜看著船開出去。那次，我還失去了一個兄弟，跟了我五年，叫小林。

"那不是我們的人開的槍。"他說，"陳先生，那不是我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