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陳默，今年四十二歲。十年前，我從國安局的一間沒有窗戶的會議室走出來，懷里揣著一張陌生的護照，護照上的名字不是我的，照片是我的，出生年月也不是我的。從那一刻起，"陳默"這個人就在戶籍系統里短暫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叫林正棠的人，常年往返于東南亞做木材生意。

"孤狼"這個代號，是處長親自給我起的，他說這兩個字很合適我。我那時三十二歲，未婚，父親早逝，母親患有輕度阿爾茲海默癥，住在杭州一家護理院里，每個月由我匯款。她有時認得我，有時把我當成已經去世的父親。處長翻著我的檔案，沉默了很久，問我，你確定嗎？我說確定。他沒再說話，只是把一杯溫水推到我面前。

任務的目標是一個境外情報組織在東南亞的中轉節點。這個組織過去十幾年一直在策反我們的技術人員，特別是某幾個核心研究所的中青年骨干。他們的手法不像電影里那樣刺激，更多是溫水煮青蛙——先是學術交流，再是高薪邀請，然后家庭、簽證、孩子的國際學校，一步一步把人拖進去。

我們抓過幾條小魚，但中轉節點始終摸不清。我的任務只有一個：潛進去，活下來。

出發前一晚，我去看了母親。護理院的院子里有一棵很老的桂花樹，那天沒開花，只有零星的葉子在風里抖。母親坐在輪椅上，看了我很久，突然伸手摸我的臉，說，你是不是又要出差。我點頭。她說，那你記得吃飯，外面的菜不干凈。我說好。她又問，什么時候回來。我說，過年就回。

林正棠這個身份是組織花了三年時間養出來的。在我接手之前，已經有真實的報稅記錄、真實的木材交易、真實的親屬關系——所有這些"真實"，背后都是另一些同事在默默搭建。我接過這個殼，要做的就是讓它變成我自己。

我學閩南話，學臺灣的口音和用詞，學怎么在檳榔攤前蹲下來跟人聊天。我把陳默的所有習慣都改掉了，陳默喜歡喝豆漿，林正棠每天早上喝黑咖啡。陳默左手寫字，林正棠改成右手。

第一年，我幾乎什么也沒做，只是在做生意。我經常在仰光、清邁、雅加達之間飛來飛去。有一次在緬甸北部的一個伐木場，遇到一伙武裝分子查車，我被按在引擎蓋上，槍頂著后腦勺。那個領頭的人聞了聞我，說你身上一股城里人的味道。我用臺灣腔跟他扯了半個小時，最后還塞了一沓錢給他，才算放過我。

第二年，我接觸到了第一個目標。一個姓周的男人，自稱做藝術品貿易，常年在曼谷和新加坡。我們是在一個紅酒品鑒會上認識的，他主動來跟我聊木材，聊得頭頭是道，后來我們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