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德州籍名人兼具顯赫官聲與文壇宗匠地位的代表性人物，盧見曾當名列前茅。他既是政績卓著的循吏，兩任兩淮鹽運使，興利除弊，澤被一方；也是主盟東南的文壇宗匠，詩文成就斐然。鄭板橋曾詩贊盧見曾?：“?文章政績兩殊絕，磊落胸中萬卷書?”，直言其文才與吏治并卓。他的一生，一半在宦海浮沉，一半在詩文書卷中安放。今天，當我們拂去歷史的塵埃，重讀他的詩文，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時空的才情與溫度。

一生浮沉，詩文記之

盧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山人，出身德州望族，曾叔祖盧世?、父親盧道悅皆為飽學之士、山左詩壇大家，家學淵源使他自幼便浸潤在經史文辭之中；師從同鄉詩人田霢，承續了王士禛、田雯一脈的山左詩風，為日后的詩文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四十年宦海沉浮，充滿了戲劇性的起落。從四川洪雅知縣開始，先后出任安徽蒙城知縣、六安知州、亳州知州、廬州知州、江寧知府、潁州知州等，輾轉多地，治水、興學、清積弊，每到一處，都留下了勤政愛民的佳話。乾隆元年，他榮升兩淮鹽運使，本是施展抱負的良機，卻因維護灶民利益，得罪了鹽商與貪官，竟遭誣告革職，遠謫伊犁。這段經歷，成為他生命中最沉重的一筆，卻也淬煉出他最動人的詩篇。

乾隆八年（1743）冬，盧見曾結束了三年的塞外流放，先后任灤州知州、永平府知府、長蘆鹽運使等職，直至再掌兩淮鹽運。在揚州，他迎來了人生的又一個高峰，修河道、建園林、復興書院，更以其雅量與才情，廣納天下名士，成為東南文壇的一代盟主。然而，命運弄人，晚年的他再次卷入 “兩淮鹽引案” 的漩渦，最終冤死獄中，直到三年后才得以昭雪。

顛沛與顯赫交替，憂患與榮光并存。這跌宕起伏的人生，成為他詩文最深厚的情感土壤。邊塞的風雪，江南的煙雨，宦海的風波，文友的唱和，鄉關的思念，“先憂后樂”的境界，都被他熔鑄于筆端，化作一篇篇不朽的文字。

令人惋惜的是，盧見曾一生勤于著述，詩文創作宏富，晚年辭官家居時，將作品漸次編訂為詩集八卷、文集十余卷，但未及刊行，卻因鹽務案在查抄中被焚毀，令人扼腕。僅《雅雨山人出塞集》因早在乾隆十一年刊刻得以傳世，直到道光年間，其同里后學金立方和曾孫盧樞多方搜輯校梓，才編成《雅雨堂詩文遺集》刊印，分為詩集二卷、文集四卷傳世。現存三百余首詩、七十九篇文，雖非全貌，卻足以讓我們窺見這位文壇宗匠的卓越風采。

《雅雨山人出塞集》：他的詩，是山河也是人生

古羅馬詩人?尤維納利斯?有句著名的話叫“憤怒出詩人”。特定的環境、強烈的情感使得處江湖之遠的盧見曾創作了大量詩篇。在盧見曾的所有的詩作中，《雅雨山人出塞集》無疑是最璀璨的明珠。這部詩集有詩歌99首，其中七律35首、七絕49首、七言歌行7首、五律7首、五絕1首，另有《生祭蔣蘿村文》一篇散文。這是他貶謫伊犁期間的心血結晶，字里行間，盡是大漠風光的蒼涼壯闊與一位逐臣的寬闊胸襟。

他筆下的邊塞，是 “大漠風交疾，陰沉雪亂飛。手僵常散轡，淚凍不沾衣” 肅殺與苦寒，是 “浩浩風云亙沙漠，蕭蕭駝馬入斜陽” 壯美奇景，是“氊屯犬靜笳飛怨，草鋪燈昏雪打圍” 蕭瑟寂寥……在這冰天雪地之中，他展現給我們的是面對逆境依然要有“無礙研朱點周易，有時把酒讀離騷”的寵辱不驚;“遠信遲封封復開，每因家累重徘徊。何如萬里無家日，兩字平安口報來”和“驚心節序又重陽，萬里憑高斷客腸。胡燕有家仍向暖，岫云無系自還鄉”的悵然若失的鄉愁;“多情應信揚州月，直送征輪到塞垣”和“小聚極歡同一醉，哪教滿月照愁人”的相互砥礪的友人唱和；更讀到的是 “寒幕披吟興轉加，停編已見月輪斜。凄風偶入胡笳拍，湛露終回上相家”和“解網深仁且莫論，孤臣猶在識天恩。三年便許朝金闕，萬里何辭出玉門” 的悲壯與不屈。詩風既慷慨悲壯，氣勢雄渾奔放，又不乏清新細膩，樸實自然，頗有杜甫、陸游之風。時人沈起元評價其出塞詩 “今抱孫之出塞諸作，未嘗不跌蕩慷慨，而不失溫柔敦厚之音。固抱孫之工于詩，抑其器量識度有越尋常萬萬者哉！”

《雅雨堂詩集》：詩以詠志，清醇雅正

《雅雨堂詩集》刊行于清道光二十年（庚子年，1840），分為卷上、卷下二卷，共收盧見曾詩127篇、235首，其中七言詩202首，五言詩33首（另有《紅橋修禊》序文1篇，卜算子詞1首）。這些詩歌包括盧見曾從赴任洪雅縣令到晚年致仕后賦閑期間所創作的詩歌作品（《雅雨山人出塞集》收錄作品除外），涵蓋了紀實述志、詠史懷古、山水紀行、友朋唱和、故土之思等領域，他以真情為筆，以學識為墨，將自身的人生體驗與情感思考融入每一首詩，讓詩文有了打動人心的力量，成為當時文壇一股清新的風氣。

第一類是記敘個人宦游經歷的詩作。他作為循吏的 “詩心日記”，用詩記錄自己的行程與政績，也抒發著內心的志向與感慨。在第一個任所四川洪雅縣，他發現當地教育落后，遂在城南懷山抱水、風景宜人之地建起了雅江書院，延納名儒任教，并親自授業，很快有學生金榜登科，名震洪雅。當地百姓要給盧見曾建生祠立碑，盧見曾寫下了 “望春閣下春光好，雅雨樓前碧水長。于此刊碑知有意，恐教槐柳亂甘棠”的詩句，婉言謝絕。在赴任潁州的途中，他寫下 “紅樹霜清霞近岸，碧云秋澹月行天，澄懷雅稱西湖長，恐少勛名繼四賢”，以清麗的秋景寄托自己追慕宋代晏殊、歐陽修、呂公著、蘇軾四位先賢、造福一方的決心。在歷經宦海風波后，他在《告休得請，留別揚州故人》中寫道：“長河一曲繞柴門，荒徑遙憐松菊存。從此風波消宦海，才知煙月足家園”，道盡了對官場的疲憊與對田園生活的向往，語淡而情濃。他關心民生，興修水利，這些政績也常常出現在他的詩中，以詩記政，體現了一位儒者官員的責任與情懷。這類詩作，不事雕琢，自然平實，卻以其真誠打動人心。

第二類是與友人名士的唱和類詩作。他一生交游廣泛，與當時的諸多文人雅士、官場同僚皆有往來，鄭燮、陳撰、厲鶚、惠棟、沈大成等名士皆為其好友，他們時常聚在一起，吟詠唱和，切磋詩藝，留下了大量的唱和詩作。在《贈鄭板橋》一詩中寫道：“板橋先生多才情，筆墨丹青冠盛名。胸有丘壑藏天地，筆底風雷動鬼神。不媚世俗守本心，獨留清氣滿乾坤。愿君此生長如意，笑看紅塵萬事輕。”這首詩，既贊美了鄭板橋的才情與品格，也表達了對友人的祝福與敬仰，情感真摯，寓意深遠。又如《與厲鶚同游平山堂》一詩：“平山堂下草青青，雅集清歡意自寧。共賞湖光山色美，同吟詩句寄幽情。風清月朗心無擾，酒淡茶香意自馨。愿得年年常相聚，笑談古今話平生。”這首詩，描繪了與友人同游平山堂的歡樂場景，抒發了與友人相聚的喜悅與對友情的珍視，語言質樸自然，情感真摯動人。再任揚州鹽運使期間，是盧見曾文學生涯最輝煌的時期。“修禊”是古代習俗，陰歷三月三日到水邊嬉游，以消除不祥，謂之“修禊”。盧見曾在揚州修建“紅橋二十四景”，一時游人如織，名流學士云集。乾隆二十二年(1757) 三月三日，盧見曾邀集名流雅士在紅橋舉行“修禊”活動，并作七律《紅橋修禊》四首，寫下了“十里畫圖新閬苑，二分明月舊揚州”、“雕欄曲曲生香霧，嫩綠紛紛拂畫船”、“月度重欄香細細，煙籠遠樹雨檬檬”和“紅桃水暖春偏好，綠稻香含秋最清”的經典絕唱，高度凝練地表現了當年虹橋美景和修禊活動的盛況。引得袁枚等眾多文人雅士的賦詩唱和，依韻“和者七千余人，編次得三百余卷”，并由畫家繪《虹橋覽勝圖》以紀其勝。

第三類是懷古詠史與親情述懷之作。盧見曾博通經史，懷古之作往往識見高遠，意蘊深沉。他在《過張桓侯故里》中贊嘆張飛的雅量：“談笑降顏蜀道開，椎屠雅量亦奇哉。耒陽醉吏還能識，龐士元非百里才。” 詩中對三國時期張飛義釋嚴顏的雅量和張飛見龐統耒陽斷案后向劉備力薦龐統之才給予贊頌；七絕《李太守祠》贊頌漢代名將李廣英勇無比，戰功赫赫，對其“不在封侯骨格中”、不得朝廷重用深表不平。他還寫了大量鄉思、親情的詩篇，也非常質樸動人。主要有《柳湖》《懷堂》《寒綠堂》《見可圖》《振河閣》《陳公堤》等。其中的七絕《寒綠堂》寫道：“……最愛遺堂仍賜額，藏書萬卷到元孫。” 詩中對本朝同鄉先賢、著名詩人田雯的詩文成就和藏書之富及其榮獲康熙皇帝題賜“寒綠堂”匾額，深表敬慕之情。“黃菊秋高涼露芬，危樓極目思氤氳。宦情淡似雅江水，歸性濃于峨嶺云”。詩人重陽佳節倍思親，登樓遠眺，思鄉歸家之情比峨嶺之云還濃重，仕宦之情則淡如雅江之水。這些詩作，褪去了所有的華麗辭藻，以最本色的語言，書寫最真實的情感，溫潤動人。

《雅雨堂文集》：文以載心，平實之中見風骨

如果說盧見曾的詩是情感的奔涌，那么他的文字則是思想的沉淀。其《雅雨堂文集》存文七十九篇，涵蓋序、記、書、傳、碑志等多種體式，文風雅潔，條理清晰，在平實之中見風骨，兼具文學性與學術性。體現了一位儒者文人的中正與溫厚。

他的序跋文，是其思想的精華，多是為刊刻唐宋以來和當朝詩人詩集所作的序言。在這些序言中，盧見曾對詩集的編選和詩人詩作予以介紹和評論，并表達出自己的詩歌創作主張。如在《趙秋谷先生詩序》中，他肯定了趙秋谷（即趙執信）異于王士禛（王漁洋）的詩歌主張與詩風，認為作詩應當“自寫性真，力去浮靡”，“詩以道性情，詩作于千載以上，而能使千載以下讀其詩者可歌可泣，愾然想見其為人，此非緣飾之工，亦唯其性情之真，有以不朽于斯世而已。”他反對“不病而呻吟，處順而感慨”。這些序文，結構嚴謹，說理透徹，文辭雅潔，展現了他深厚的學術素養與文學見解。

他的記體文，多為盧見曾為歷宦各地所建書院、樓亭、祠堂、廟碑而作的記文。如《雅江書院記》記述任洪雅縣令時雅江書院興建的規模、用途等；《潁州重浚西湖記》是名篇之一，雍正十三年（1735）秋，盧見曾調任潁州知州，重新整修宋代歐陽修任潁州知州時興修的蓄水工程西湖，為百姓造福，于是作《潁州重浚西湖記》。《重建竹西亭記》則記述了他初任兩淮鹽運使時在揚州弘揚歷史文化、重建毀于宋代的古跡竹西亭之事。作于乾隆十七（1752）年的《重修德州奎星樓碑記》也頗有名。明末清初科舉場上德州文士多中高奎，堪稱文星燦爛，“實甲山左”。乾隆十六年八月，觀察使汪公捐俸重修明末州官劉公所建德州奎星樓，“偉乎一州之壯觀而彰文明之符”。盧見曾為家鄉文運昌盛而感驕傲，并盛贊汪公“善政造士愛民”之舉，于是在乾隆十七年二月奎星樓竣工后作《重修德州奎星樓碑記》記述此事，文風質樸莊重，既是美文，也是珍貴的地方史料。

他寫的《上宰相書》是他初任兩淮鹽運使遭鹽商誣告時寫給當朝大學士鄂爾泰的辯解書，并希望“閣下為朝廷愛惜人才，為斯世主持公道，……祈究其事之始終，一言昭雪，庶覆盆得白，公論得伸。其有關于圣明之治者，不獨見曾一人生死銜戴已也。”我們看到了一個風骨凜然的盧見曾，面對誣告，“滿腹怨抑憤懣，振筆淋漓”，言辭懇切，正氣凜然。

盧見曾的詩文創作，深深扎根于四十年宦海沉浮的人生體驗，他以循吏而行文宗之事，為官利民，為文求真，詩文與其人格高度統一。盡管歲月流轉，文稿散佚，但現存的作品已足以證明：盧見曾不僅是一位政績卓著的官員、一位推動學術興盛的功臣，更是一位當之無愧的清代中期一流詩文家。他的創作，聯結了廟堂與江湖，融合了北方的質實與南方的靈秀，交織著學術思辨與文學抒情，為我國清代文學留下了一筆寶貴的遺產。（德城區委宣傳部 李金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