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生活著約3000萬華人，分布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等國。

每個國家的華人經歷了不同的歷史命運，其中印度尼西亞的華人經歷了最為劇烈的起起落落，特別是90年代印尼蘇哈托統治時期對華人的系統性迫害與強制同化，1998年印尼華人在排華暴亂中遭受有預謀的打砸搶殺。

▲1998年印尼暴動

印尼華人的這種劇烈動蕩，也反映在印尼語對中國和華人（中華）的稱呼上。1950年中國與印尼建交時，印尼官方文件使用“Tiongkok”（中國）和“Tionghoa”（中華、華人），這是尊重的中性稱呼。

但1967年，印尼政府強制將官方稱呼改為“Cina”，這個詞在印尼當時已經被賦予了“外來者”“剝削者”“不忠誠”等強烈的歧視性含義。

▲華人在東南亞的分布

直到2014年，印尼政府才正式廢除用“Cina”稱呼中國，并且恢復和強制使用“Tiongkok”和“Tionghoa”。

與此同時，印尼語與馬來西亞的馬來語本質上是同一種語言，相似度超過八成。在馬來西亞，馬來語中同樣使用“Cina”稱呼中國和華人，但這個詞在當地純屬中性指代，毫無歧視意味，也從未有任何法律禁止其使用。

為什么同一個詞在印尼經歷從中性到侮辱再到被禁的歷程，在馬來西亞卻始終安然無恙？

一、華人下南洋與“Cina”一詞的傳播

華人下南洋的歷史早于歐洲殖民者到達東南亞。早在15世紀，鄭和下西洋的時代，就已經有華人商賈和船員在爪哇、蘇門答臘、馬來半島等地定居。他們與當地婦女通婚，形成了獨特的“土生華人”文化。

在馬六甲，華人建立了獨立的居住區，擔任港務長官，與當地蘇丹保持良好關系。在爪哇，華人參與了香料貿易，一些華人甚至被蘇丹任命為稅收官員。這個時期的華人，雖然被視為“外來者”，但因為帶來了貿易網絡和經濟活力，總體上受到當地統治者的接納。

▲華人下南洋

16世紀以后，歐洲殖民者陸續到達東南亞。葡萄牙人占領馬六甲，西班牙人占領菲律賓，荷蘭人則逐步控制了整個印尼群島。

與此同時，在全球范圍內，歐洲國家對中國的稱呼出現了一個基本規律。大部分歐洲語言中，“China”“Chine”“Cina”等詞匯，都源自梵語中的“Cina”（支那、震旦），這一稱呼早在印度史詩中就用來指代中國。

▲列強瓜分東南亞

另一類稱呼如“Kitai”“Khitan”（契丹）等，則源自北方游牧民族。這兩類稱呼在中世紀就已形成，在殖民時代被歐洲人帶到了全世界。

因此，當荷蘭殖民者在印尼使用“Cina”稱呼華人和中國時，這個詞本身并不帶有歧視色彩，只是一個地理和文化上的中性指代。

現今歐洲諸多國家的語言，依舊把中國稱呼為“Cina”，馬來西亞的馬來語中同樣使用“Cina”，也是這個全球傳播的結果。

▲荷蘭的擴張

但是，雖然“Cina”一詞本身不帶有歧視，荷蘭殖民者在印尼的統治方式，卻為這個詞日后蒙上陰影埋下了伏筆。

荷蘭東印度公司從1619年占領雅加達開始，就在印尼群島推行嚴格的種族等級制度。他們將社會劃分為三個階層：最上層是歐洲殖民者，中間層是華人，最底層是當地土著。

荷蘭人這樣做不是出于文化偏好，而是出于經濟統治的需要。華人有商業網絡、勤勞、有組織能力，被殖民者選中充當“經濟中間人”。荷蘭人將收稅、包稅、經營當鋪和鴉片貿易等容易招致當地人反感的行業，大量承包給華人。

▲華人甲必丹家庭充當“經濟中間人”

華人收稅官面對憤怒的土著農民時，背后的荷蘭殖民者卻隱身在宮殿里。這種結構性的安排，使得華人在土著眼中逐漸成為殖民者的幫兇和剝削者。

與印尼不同，英國在馬來西亞的殖民政策相對寬松。英國人同樣引入了大量華工開發錫礦和橡膠園，但他們沒有采取嚴格的種族等級制。英國人實行“間接統治”，保留馬來蘇丹的名義權力，同時允許華人保留自己的語言、學校和社團。

▲馬來西亞華人獨立中學

華人在礦山和種植園中形成相對獨立的社區，馬來人則大多留在農村從事稻作，兩個族群之間雖然存在經濟差距，但沒有形成像印尼那樣被殖民者刻意強化的“中間人剝削者”形象。因此，馬來語中的“Cina”一詞，始終保留著其最初的中性含義。

二、排華浪潮與大印尼主義

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獨立，成為東南亞最早脫離殖民統治的國家。經過四年武裝斗爭，1949年荷蘭正式承認印尼獨立。

新中國則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1950年，中國與印尼正式建立外交關系，這是新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建立的最早的外交關系之一。建交初期，兩國關系相當友好。建交公報中，印尼使用“Republik Rakyat Tiongkok”來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Tionghoa”則用來指代華人/華裔族群。

“Tiongkok”（中國）和“Tionghoa”（中華），這兩個詞均源自閩南語中“中國”發音“Tiong-kok”，“中華”發音“Tiong-h?a。早期下南洋的華人多來自福建，閩南語成為當地華人的通用語言，印尼人遂借用了這一發音。

1955年的萬隆會議是亞非國家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與下舉行的國際會議，印尼是東道主，中國總理周恩來率團參加。會議期間，兩國領導人頻繁互動，確立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

印尼開國總統蘇加諾推行“新興力量”運動，試圖團結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對抗殖民主義，中國對此給予大力支持。

在這個時期，印尼官方使用“Tiongkok”和“Tionghoa”稱呼中國和華人，這是尊重的中性稱呼。

然而，印尼國內的政治生態卻并不穩定。蘇加諾推行“指導民主”制度，試圖在軍方、民族主義政黨、共產黨和伊斯蘭勢力之間維持平衡。

▲蘇加諾

與此同時，印尼內部興起了一種“大印尼主義”思想。這種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印尼應該成為東南亞的主導力量，恢復歷史上室利佛逝和滿者伯夷帝國的疆域。

大印尼主義的表現在于，印尼對馬來西亞的成立持敵視態度，認為英國支持的馬來西亞聯邦是對印尼的包圍。

1963年至1966年，印尼對馬來西亞發動“對抗政策”，在婆羅洲邊境進行軍事沖突?！按笥∧嶂髁x”的另一個表現是，印尼試圖將華人問題納入其民族構建的框架中，要求華人徹底同化，放棄自身的文化身份，以證明對印尼的忠誠。

▲大印尼主義

在印尼內部政治日趨緊張的背景下，1965年的“九三零事件”成為轉折點。印尼軍方宣稱印尼共產黨發動政變，蘇哈托將軍借機奪取了政權。

在隨后的大清洗中，超過50萬人被殺害，其中大量是印尼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也包括許多華人。蘇哈托將華人污蔑為印尼共產黨的同情者和“中國的第五縱隊”，開始了對華人的系統性迫害。

▲華人遇襲

1967年，蘇哈托政府頒布第6號通告，正式將官方對“中國”和“華人/中華”的稱呼，從原本的“Tiongkok”和“Tionghoa”強制改為“Cina”。

需要說明的是，在20世紀50年代，‘Cina’本身并不是一個侮辱性詞匯——當時它與‘Tiongkok’在印尼語中并存使用。

1967年10月，印尼指責中國支持印尼共產黨，兩國斷絕外交關系。此后20多年，兩國關系處于凍結狀態。這不是一次簡單的詞匯替換，而是一種政治操作。

蘇哈托政權通過改用“Cina”這個稱呼，有意將華人與“外來者”“剝削者”聯系在一起，煽動本地民眾對華人的仇恨。

▲蘇哈托

蘇哈托的“新秩序”政權代表的是軍人集團、大資本家和官僚的利益。在意識形態上，蘇哈托政權是強烈的反共主義者，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

在民族政策上，蘇哈托推行強制同化政策：關閉所有華文學校，禁止華文報紙，禁止華人公開慶祝春節等傳統節日，強迫華人改印尼名字。華人被視為“二等公民”，必須出具“印尼公民證明”才能辦理證件。

▲印尼身份證件

在這個時期，“Cina”在印尼一詞徹底淪為侮辱性詞匯。政府宣傳機器反復使用“Cina”來指代華人，并配合“Cina是富有的”“Cina控制了印尼經濟”等刻板印象，將華人塑造為貪婪、排外、不忠誠的群體。

在國際層面，蘇哈托政權推行大印尼主義的擴張政策。1975年，印尼入侵東帝汶，次年宣布東帝汶為印尼第27個省。這一行動遭到聯合國和絕大多數國家的譴責，東帝汶獨立運動持續了20多年，導致十多萬東帝汶人死亡。

▲印尼入侵東帝汶

印尼在國際上日益孤立，東帝汶問題成為印尼外交的一個沉重包袱。這種國際壓力，加上國內經濟結構的脆弱，使得蘇哈托政權在1990年代初期就開始出現松動。

1980年代末，隨著國際冷戰格局的變化和印尼國內政治的需要，中國與印尼開始接觸。1990年8月8日，兩國正式恢復外交關系。復交后，兩國關系一度逐步改善，但蘇哈托政權對華人的歧視政策并未改變。

▲印尼人仍未停止對本國華人的攻擊

與此同時，與印尼相比，在馬來西亞族群關系保持了相對的和諧。雖然馬來西亞在1969年爆發了“五一三事件”，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發生了流血沖突，但沖突過后，馬來西亞政府沒有像印尼那樣將“Cina”污名化，而是在保障馬來人特權的同時，也承認華人的經濟貢獻，馬來西亞華人可以繼續說中文、讀中文學校、保留中文姓氏。

▲馬來西亞513事件

特別是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體系得到了良好的保留。從華文小學到獨立中學，再到華文大專院校，馬來西亞擁有中國以外最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華人可以自由慶祝春節、中秋節等傳統節日，華文報紙和社團活動也十分活躍。

這種相對包容的環境，使得“Cina”一詞在馬來西亞從未被賦予侮辱性含義。

▲馬來西亞華文課本，依舊是用“Cina”

三、從98暴亂到中印尼關系的新階段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印尼經濟遭受重創。印尼盾對美元匯率暴跌超過80%，通貨膨脹率飆升，糧食價格暴漲，大量企業倒閉，失業率急劇上升。

蘇哈托政權無力應對危機，反而試圖通過印鈔來彌補財政赤字，導致經濟進一步惡化。

在這種絕望的經濟環境下，蘇哈托政權中的某些勢力有意煽動排華暴亂來轉移民眾對政府無能的憤怒。他們將經濟崩潰的責任歸咎于華人商販和富人，散布華人囤積糧食、操縱匯率的謠言。

▲亞洲金融危機

1998年5月，雅加達等多個城市爆發了針對華人的大規模暴力事件。暴徒洗劫、焚燒華人商店、住宅和工廠，至少有1200人在暴亂中喪生。

這是印尼華人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也是“Cina”這個詞匯所承載的種族仇恨最慘烈的爆發。

▲黑色五月

1998年排華暴亂成為壓垮蘇哈托政權的最后一根稻草。暴亂發生后，國際社會強烈譴責印尼政府的暴行，西方國家考慮對印尼實施制裁。

在國內，大學生走上街頭抗議，要求蘇哈托下臺，印尼陷入政治動蕩。5月21日，執政32年的蘇哈托被迫宣布辭職，將權力移交給副總統哈比比。

▲哈比比

蘇哈托的下臺導火索，表面上是經濟崩潰和排華暴亂引發的社會動蕩，深層原因則是他長期獨裁統治積累的腐敗、裙帶資本主義和族群壓迫已經到了無法維持的地步。

1998年5月，印尼進入“改革時期”。改革時期的新政府面臨多重壓力：國內民主化運動的呼聲、國際上對印尼人權記錄的批評、東帝汶問題的持續發酵，以及1999年東帝汶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獨立公投的壓力。

▲雅加達唐人街

在這種內外壓力下，印尼新政府開始清算前政權的罪行，華人的命運迎來了轉機。

1999年，瓦希德總統上臺后，廢除了部分歧視華人的法律，允許華人公開慶祝春節，并開始調查1998年排華暴亂。

這是30多年來，印尼政府首次對華人釋放和解信號。此后，梅加瓦蒂總統、蘇西洛總統和佐科總統延續了這一政策方向，逐步推動華人的平權進程。

▲梅加瓦蒂

最重要的轉折出現在2014年。時任總統蘇西洛簽署了第12號總統決定書，正式廢除1967年的第6號通告。法令明確規定，印尼官方文件和公共場合必須恢復使用“Tiongkok”和“Tionghoa”，“Cina”一詞被正式禁止在官方場合使用。

通過法律廢除“Cina”，印尼政府承認了過去30多年對華人的系統性歧視是錯誤的，是對一個族群尊嚴的踐踏。

這種將一個中性詞匯人為扭曲為蔑稱的做法，并非印尼獨有。

在東亞，日本曾經歷類似的語言政治化。甲午戰爭后，日本官方為貶低中國，將原本中性的“Cina”音譯詞“支那”強制推廣為對中國的標準稱呼，使其逐漸等同于“劣等”和“待征服之地”。

直到1945年戰敗后，在盟軍占領當局主導下，日本政府于1946年發布通知，明令禁用“支那”，恢復“中國”這一正式國名。

▲蘇西洛

進入21世紀后，印尼歷屆政府對中國的關系日益重視。

梅加瓦蒂總統（2001-2004）推動了兩國在貿易和投資領域的合作。蘇西洛總統（2004-2014）將中國視為戰略伙伴，兩國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佐科總統（2014-2024）更是將中印尼關系推向了新高度。

▲雅加達至萬隆的高鐵線路

雅萬高鐵是這一關系提升的象征性項目。這條連接雅加達和萬隆的高鐵全長約140公里，是中國高鐵首次全系統、全要素、全產業鏈在海外落地。

2016年項目開工，2023年正式開通運營，將兩地旅行時間從三個多小時縮短到四十分鐘。也代表著中印尼關系進入了一種新的階段。

▲東南亞第一條高鐵——印尼雅萬高鐵

印尼華人文化的恢復仍在進行中。經過30多年的強制同化和1998年的重創，華文教育在印尼尚未完全恢復。

雖然2000年以后華文補習班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一些大學也開設了華文系，但與馬來西亞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相比，印尼的華文教育基礎仍然薄弱。

老一輩華人經歷過被迫改名字、禁止說華語、關閉華校的年代，很多人的華文水平已經退化。年輕一代華人正在重新學習自己的母語和文化，但這需要時間。

▲印尼華人

春節雖然已經成為法定假日，但很多華人家庭已經幾代人沒有慶祝過春節，傳統節日的習俗需要重新學習和傳承。

相比之下，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化保存得相當完整，從華文媒體到華文文學，從華人戲曲到華人社團，文化傳承幾乎沒有斷層。

▲馬來西亞華人過春節

如今，印尼華人雖然已經獲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但“Cina”這個詞留下的創傷仍在。老一輩華人聽到這個詞時，仍然會想起被迫改名字的屈辱、商店被燒毀的絕望、親人被殺害的悲痛。

從2014年至今十多年間，印尼社會對“Cina”和“Tionghua”這兩個詞的使用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主流媒體均已在報道中改用“Tiongkok”和“Tionghoa”；學校的教材完成了修訂；政府也不再出現“Cina”。

可以說，在印尼的法律層面和正式場合，“Cina”已經被成功“清退”。但在社會心理層面，這個詞的陰影遠未消散。一些非華裔印尼人仍然無意中使用“Cina”，而華人聽到這個詞時，無論對方是否有惡意，往往仍會感到不適甚至憤怒。

一個詞匯從“官方禁用”到“全民自覺不用”，再到“徹底失去傷害性”，往往需要一代人甚至兩代人的時間。印尼華人的正名之路，法律上的里程碑已經達成，但社會心理上的修復，才剛剛走完半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