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是我父親的戰友，今年六十八了，退休前在刑警隊干了三十多年。

我第一次正經跟他坐下來喝酒，是在前年冬天。那天父親過生日，飯桌上人散得差不多了，就剩我陪老周在陽臺上抽煙。雪下得不大，零零星星地飄在窗玻璃上。

他抽完一根煙，忽然轉過頭看我，問我："你現在做什么工作？"

我說在做律師，剛入行三年。

他笑了笑，說："那好，我跟你說個事，你以后辦案子用得著。"

他說，干刑警這行，最忌諱的就是用常人的腦子去揣度嫌疑人。你以為他不會做的事，他偏偏做了；你以為他不敢下的手，他偏偏下了。人性這東西，深得很，黑得也很，你不親眼見過，永遠不知道底在哪兒。

他給我講了一個九十年代末的案子。

那時候他還在縣城刑警隊，三十多歲，正是能干的時候。秋天的一個早上，城郊的菜農在自家地頭發現一具女尸，年紀不大，二十出頭，脖子上有勒痕，身上的衣服整整齊齊，鞋也穿著，看樣子是從別處運過來的。

他們查了三天，把死者身份確認了。叫小芳，本地紡織廠的女工，失蹤了五天。家里人之前報過案，但派出所沒當回事，以為是跟人私奔了。

老周說，他第一次去小芳家，是在城西的家屬院。開門的是她媽，五十出頭，頭發花白，看見警察來就哭。她爸坐在堂屋里抽煙，一根接一根，眼睛紅得像兔子。家里還有一個弟弟，十六七歲，蹲在墻角不說話。

老周問了些常規的問題。小芳平時跟誰來往，有沒有男朋友，有沒有結過仇。她媽一邊哭一邊說，小芳是個老實孩子，從小聽話，下班就回家，沒什么朋友，更沒談過對象。她爸悶頭抽煙，偶爾補一句，說這孩子苦命。

老周注意到一個細節。他問家里最近有沒有什么異常，比如丟東西、爭吵、陌生人來訪。她媽說沒有，但她爸抽煙的手抖了一下。

老周沒聲張，回去把這家人的情況捋了一遍。父親是鋼廠的下崗工人，下崗三年了，靠打零工過日子。母親在菜市場賣豆腐，弟弟還在念高中。這家人不富裕，但也不算特別困難。

第二天他又去了一趟，專門找鄰居打聽。鄰居們說，這家人挺老實的，沒什么是非。但有個老太太悄悄拉著老周說，小芳那孩子可憐，她爸不是親爹，是后爹，從小就對她不好。

老周心里咯噔一下。

他回去查檔案，確認了一件事：小芳的生父在她兩歲那年因病去世，她媽兩年后改嫁，現在這個父親是繼父。繼父和她媽又生了一個兒子，就是那個十六七歲的弟弟。

老周說，他干這行久了，有種直覺。這種直覺不是迷信，是幾百個案子堆出來的經驗。他當時就覺得，這個繼父有問題。

但光有直覺沒用，得有證據。

他派了兩個人盯著這家人，自己去紡織廠查小芳的情況。廠里的工友說，小芳這幾年攢了點錢，本來打算開春就搬出去住，跟家里人說過好幾次。還有一個跟她要好的女工，猶豫了半天，告訴老周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