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部地區，有的垃圾焚燒發電廠“等米下鍋”；中西部一些農村，垃圾卻“無處安放”。5月第四周是全國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宣傳周，近日，“垃圾不夠燒”“垃圾分類沒必要了”等議題引發廣泛關注。“不夠燒”與“圍城”并存，并非垃圾總量的供需失衡，而是治理體系升級中的結構性失調和轉型期陣痛，非但不能否定垃圾分類，反而更加凸顯垃圾分類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近年來，我國垃圾無害化處置能力實現跨越式提升。全國80%以上城市完成陳年“垃圾山”整治。垃圾不再簡單填埋，去哪兒了？焚燒發電廠。2012年，國務院印發《“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國家同步發放發電補貼。在政策紅利推動下，全國出現垃圾焚燒廠“興建潮”，2018年至2022年資本扎堆垃圾焚燒賽道，年均新增產能15萬噸/日，遠超規劃目標，直接造成焚燒設施產能冗余。截至2025年11月，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占比已達78.1%。

區域發展不平衡，進一步放大治理困境。生態環境部公開平臺顯示，垃圾焚燒廠分布與“胡煥庸線”走向大致趨同，呈現東密西疏、冷熱不均的鮮明特征。2024年，全國各省份生活垃圾焚燒廠數量前五名分別為山東、廣東、河北、浙江、河南，其中山東達102座；排名靠后的青海和西藏，各僅有1座。東部焚燒廠“吃不飽”、西部鄉村“堆成山”，已然成為常態。

城鄉垃圾收運壁壘未打破，導致城里“細糠”減量、鄉下“粗糧”亂放。城市垃圾分類持續深化、可回收物利用率穩步提升，焚燒原料愈發緊缺；農村地區，受地理條件、運輸成本、經費保障制約，“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的收運體系運轉不暢，大量生活垃圾陷入“收不起、運不出、處理難”的僵局。

更深層次看，重末端處置、輕源頭治理的路徑依賴尚未破除。過去，長期依靠焚燒廠末端兜底，忽視源頭減量、中端分類和資源化利用。外賣餐盒、快遞包裝等一次性廢棄物持續激增，加劇固廢處置壓力。垃圾分類落地不均，濕垃圾等雜質混入，拉低焚燒熱值、影響發電效率，也降低了資源循環利用率。垃圾焚燒廠“不夠燒”，缺的不是混合垃圾，而是純度高、熱值穩的規范可燃垃圾。

放眼國際，垃圾分類成熟國家均以源頭減量、資源循環為核心，焚燒僅作為兜底處置手段，通過嚴格分類與全鏈條資源化，使得垃圾焚燒量持續下降、資源回收率穩步提升。實踐證明，垃圾分類是垃圾治理的治本之策，而非可有可無的附加環節。

去年年底國務院印發的《固體廢物綜合治理行動計劃》提出，到2030年，大宗固體廢棄物年綜合利用量達到45億噸，主要再生資源年循環利用量達到5.1億噸。步入“十五五”，固廢治理的核心正從“規模擴張”轉向“高質量循環”。

垃圾處理行業正站在從無害化邁向資源化、減量化的關鍵拐點。5月25日召開的全國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現場會明確強調，堅持因地制宜、與時俱進，扎實推進垃圾分類工作提質增效。

破解“不夠燒”與“圍城”并存的治理難題，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全鏈條發力。首先要控制產能、優化布局，堅決淘汰利用率低、排放超標的焚燒設施，有序整合冗余產能，同時建立跨區域垃圾統籌調配平臺，按處理量結算，有效化解城市缺原料、農村垃圾堆積的空間錯配問題。中端要加快打通城鄉收運梗阻，完善農村垃圾收運基礎設施，通過“以獎代補”等方式降低清運成本，讓鄉村垃圾運得出、處理得了。源頭要持續深化垃圾分類提質增效，以積分激勵、智能投遞等便民舉措，推動群眾從“要我分”向“我要分”轉變。同時，嚴控商品過度包裝、限制一次性用品濫用，從源頭減少垃圾增量。伴隨技術進步與AI賦能，焚燒廠也可跳出單純焚燒垃圾發電的模式，轉向“城市礦產”綜合開發，實現綜合處置、資源回收、碳資產一體化運營，拓展處理費、發電、再生資源、碳減排等多元收益。

垃圾是城市發展的“鏡子”，更關乎民生福祉與生態安全。化解“不夠燒”與“圍城”并存的矛盾，必須樹立全局觀念、系統思維，以產能優化破解供需錯配，以城鄉協同打破二元分隔，以全鏈循環替代末端兜底，讓城市更宜居、鄉村更美麗、生態更優良，走出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垃圾治理新路。

原標題：《文匯時評 | 垃圾“不夠燒”與“圍城”并存，更要推進垃圾分類》

欄目主編：張裕

本文作者：文匯報 付鑫鑫

題圖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