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老科學家的婚姻愛情（7）周培源的故事》《周培源與王蒂澂：人家一輩子沒紅過臉》《追憶周培源：和愛因斯坦一起搞研究，與妻子相濡以沫61年》《相濡以沫六十載》《桃李滿園周培源》等相關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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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北京。

銀杏葉落了滿地，北京大學醫院某層走廊里，暖氣管道發出低沉的嗡鳴，深夜的安靜被這聲音拉得很長。

那天夜里，走廊突然出現了異動。

值班護士循聲看過去，那聲音來自一間病房的地板——一個老人從病床上挪下來，跪在冰涼的地磚上，兩臂撐地，一寸一寸向前爬。

老人叫周培源，九十一歲，中國理論物理學和流體力學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席，是愛因斯坦親自主持的廣義相對論討論班迄今已知唯一一位長期從事研究的中國人。

對面那間病房里，躺著他的妻子王蒂澂，吉林扶余人，比他小整整八歲，從1930年他第一次在照片里看見她，他就再沒有移開過目光。

那天夜里，整棟樓安靜了。因為他喊出了那句話。

【一】"八美圖"與一碗堆滿韭菜的飯

1929年，周培源學成歸國，被清華大學聘為物理系教授，二十七歲，清華當時最年輕的教授。

他的履歷在同一代人里是出了名的扎實。

1902年8月28日生于江蘇宜興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前清秀才，他三歲入私塾，后在上海圣約翰大學附屬中學讀書，1919年考入清華學校，1924年高等科畢業后赴美。

到芝加哥大學拿了學士和碩士，1927年轉入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1928年博士畢業，同年拿到加州理工最高榮譽獎。

此后繞道歐洲，先在德國萊比錫大學跟隨海森伯做博士后研究，又去瑞士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跟隨泡利，1929年才回到國內，進了清華物理系教書，二十七歲。

這樣的履歷，放在1929年的清華，是那個校園里最稀罕的東西之一。

但這個人在個人問題上，一直是空白。

清華是理工男的天下，女生稀少，他忙著做研究，耽誤了幾年，到1930年，進了二十八歲，還是孤家寡人。身邊的朋友按捺不住，開始給他操心。

1930年，某個普通星期天，他去清華同學劉孝錦家做客。

劉孝錦的妻子聊了沒兩句，就把話題繞到他的個人問題上，說清華女生太少，不如從北平女子師范大學里介紹幾位認識，說著便拿出一沓同學照片，擺在桌上讓他挑。

周培源一張張翻過去，翻到某一張，手停下來了。

照片里是一個女孩，纖瘦，瓜子臉，柳葉眉，氣質里帶著種書讀多了才有的聰慧和爽朗。

這張照片有來歷——那天她和七位好友同游頤和園，拍照留念，隨后照片流出被刊登到了報紙上，時人稱之"八美圖"，北平的年輕人爭相傳看。

照片里八位女生，王蒂澂是公認的第一。

周培源盯著那張照片看了一會兒，說：就是她了。

朋友告訴他，追這個女孩的人可不少，其中有哈佛博士出身的經濟學家陳岱孫，還有物理學家葉企孫，都是當時知識界里數一數二的人物。

周培源聽完，沒說別的，只是讓朋友安排見個面。

劉孝錦安排了一次便宴，讓兩人見面。

王蒂澂來了，1910年9月出生，吉林扶余人，十七歲以全縣前三名成績被保送讀中學，之后再保送入北平女子師范大學英文系，當時正好二十歲，比照片里更好看，氣質更足。

席間，王蒂澂沒怎么動筷子，那天的菜色不合她的口味。

周培源看她不吃東西，以為她認生不好意思，殷勤地給她夾菜，一筷子一筷子地夾，夾的全是韭菜。

王蒂澂不吃韭菜，但不好意思開口說，任由他夾，碗里的韭菜越堆越高。

后來她回憶起這件事，說：那天的菜只是不合胃口，這人真真的傻氣，我明明不吃韭菜，他卻使勁夾給我，碗里的韭菜都堆起來了。

傻氣歸傻氣，此后周培源常去北平女師大找她，宿舍門房的阿姨對他印象頗深，每次見他遠遠走來，就沖里面喊：王蒂澂小姐，有人找。

兩年時間，他們來來去去，走得認真。

周培源是那種不善于花言巧語、但做事踏實到底的人，他追一個人的方式，就是該出現的時候出現，該做的事一件一件做到位，日積月累，讓她知道他是認真的。

王蒂澂后來選擇他，當時的同學都說，這個選擇不奇怪——她是那種有分辨力的人，知道什么樣的人是來真的，知道什么樣的人靠得住，這兩樣，周培源都占了。

1932年6月18日，兩人在北平歐美同學會舉行婚禮，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親自主持。

新房在清華園內，四壁全是書，鐵架床邊連鏡子都沒有，陳設極簡，但那張婚禮合影里，兩個人都是精氣神十足的樣子。

兩年的來往，從1930年那張照片開始，走到了1932年的婚禮，沒有任何意外，沒有任何波折，就是一步一步走到了該走的那個地方。

婚后雙雙出入清華園，成了校園里誰都認識的一對。

多年以后，戲劇家曹禺對周培源的四女兒如蘋說：當年，你媽媽真是個美人，你爸爸真夠瀟灑，那時他們一出門，我們這些青年學生就追著看。

大女兒如枚、二女兒如雁相繼出生，日子往平順的方向走。

那段婚后的日子，是那種清簡而有質感的生活。

周培源每天清早去物理系，王蒂澂料理家事之余也在外面教書，兩個人各做各的事，傍晚再回到同一張飯桌前。

清華園不大，他們共同出入的地方，從圖書館到教職工宿舍區，校園里誰都認識這對夫妻。

周培源的同事后來說，每次看到他們一起走路，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不是那種刻意表現出來的親密，而是那種走了很多路、不需要再解釋什么的篤定。

王蒂澂在北平女師大讀書期間，受新文化運動影響，思想很開闊。

那時魯迅曾在女師大任教，學校的氣氛不同于保守的傳統女校，重視思想獨立和知識積累。

王蒂澂在那里熟稔了中國歷史和古典文學，英文也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她是那種有主見的人，外貌出眾之外，在思考和判斷上也不輕易隨人起伏，追求她的人里頭，不是最年輕、最好看的那個她最后選了，而是她認為最靠得住的那個。

【二】騎車五十里，風雨不誤

好日子沒有延續太久，婚后第三年，變故落下來。

1935年前后，王蒂澂被確診為肺結核。

那個年代，肺結核沒有特效藥，感染上了幾乎等于拿到一張緩期執行的判決書。

林徽因晚年就是被這個病一點一點拖垮的。

王蒂澂那時才二十多歲，身體一向不算壯實，確診之后病情發展很快，周圍的人都知道這件事的嚴重程度。

為了隔離治療，不傳染給兩個年幼的孩子，周培源把她送進了香山眼鏡湖邊的療養院，單獨隔離，一隔就是一年多。

兩個年幼的女兒留在家里，全由周培源一人照料。

白天在清華上課、做研究，晚上回到家，喂孩子，洗衣，哄睡，一件一件全接了下來。

每到周末，他騎上那輛舊自行車，去香山探視王蒂澂。

從清華園到香山，當時只有一條坑洼土路，沿路的樹在風里嘩嘩響，往返將近五十里。

他每周去，刮風下雨都去，從來沒有間斷過，從來沒有找過一次借口說路太難走。

這件事，他自己從來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主動提起過，是孩子和身邊的人后來講出來的，講的方式很平淡，只是當一件普通的事在說：他就是這么做的，沒有別的理由。

每次他騎車來探視，進門時臉上始終是笑的，無論那條土路有多難走，無論外面下了多大的雨，他進門就是那個樣子。

等他消失在山路盡頭，王蒂澂才會偷偷落淚。但第二周，他還是會再出現在門口。

一年多之后，王蒂澂的病情出現了轉機，肺部病灶開始穩定，最終完全康復。

在那個年代，這幾乎是奇跡。

她出院，回到清華園，兩人把那種平常的日子接了回來。此后三女兒、四女兒也相繼出生，家里越來越熱鬧。

那段肺結核的歲月，在整個家庭的記憶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王蒂澂后來在生活里極少談起那段時間，周培源也從來不把它拿出來說事，好像那件事從來都不值得被專門提及，只是兩個人一起經歷過的、已經過去了的一件事。

但那段歲月里周培源的做法，被女兒們記住了，也被那個時代的清華人記住了——不是因為他做了什么驚天動地的事，而是因為他把一件需要長期堅持的普通事情，做到了沒有瑕疵。

那五十里路，那一年多，那每一個周末，他從來沒有問過值不值得，從來沒有給自己找過一次不去的理由。

周培源編了一首順口溜：老大我最疼，老二我最愛，老三我最寵，老四我最喜歡。

但他對外說，周家有五朵金花，其中最大的那朵叫蒂澂花，是他最愛的那朵。

1936年，按照清華大學的休假制度，周培源赴美國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院，參加了愛因斯坦親自主持的廣義相對論討論班，研究相對論引力論和宇宙論。

那個討論班是當時世界上廣義相對論研究最重要的聚集地，參與者都是該領域的頂尖人物。

據史料記載，他是迄今已知唯一一位長期在愛因斯坦身邊從事相對論研究的中國人。

那一年多里，他和王蒂澂靠書信往來，異國的信件一來一去，要等上許多天。

1937年，假滿，他回國，那個夏天，形勢已經完全不同了。

【三】住在滇池邊，買了一匹叫華龍的馬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平津淪陷，日軍隨即開進清華園。

周培源受校長梅貽琦之托，參與安排學校南遷事宜。

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先遷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再遷昆明，三校合并，更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從北平到昆明，橫跨大半個中國，這一走就是八年。

周培源舉家隨校南遷，王蒂澂帶著四個孩子一路跟著隊伍，穿過湖南，進入云南，山路崎嶇，物資有限，隨時還要防備日軍飛機。

那段路走得相當艱辛，但王蒂澂一步沒有落下，跟著走到了昆明。

多年后，家里的孩子還記得她說過，那段路是真的難，但沒有人退出去，所有人都咬著牙走下來了。

到了昆明，情況依然緊繃。

日軍飛機頻繁轟炸，警報一響，師生就要往城外山坡上跑。

為了安全，教職人員被要求往城外疏散安家。

周培源在離聯大校區約十九公里的地方找到了落腳點——滇池邊龍王廟村的一棟小樓，附近只有田間土路相通。

十九公里，每天來回，靠腿走是走不了的。

周培源買了一匹馬，給它起名"華龍"。

從此，他每天騎著華龍出入西南聯大，在昆明土路上來回奔走，成了聯大校園里一道稀罕的風景，同事和學生們都叫他"周大將軍"。

但華龍沒能陪他走完整個聯大歲月。

昆明那幾年物價一年年上漲，漲到后來連馬的草料錢都快供不上，周培源只好把華龍賣掉，換了一輛自行車。

將軍變成了騎車人，繼續進城講課，一天沒有斷過。

那時的聯大是真的苦。

教室是臨時搭的草棚，宿舍是泥土墻的平房，學生吃紅米，教授們的薪水低到維持生活都費力。

但那里聚集了當時中國最頂尖的一批學者——葉企孫、吳有訓、饒毓泰、吳大猷、王竹溪，還有那時候還是學生的楊振寧和李政道，就在那片草棚教室里，奠定了他們后來在物理學上的方向。

周培源在聯大期間，主動把研究方向從廣義相對論轉向了流體力學湍流理論。

他認為戰時科學家應當讓工作產生實際價值，湍流理論在空氣動力學上有直接應用，這比純理論研究更能幫到當時的國家。

這些年的積累，后來在國際上形成了"湍流模式理論"學派，他導出的雷諾應力輸運方程成為流體力學的重要基石。

龍王廟村那棟小樓里，王蒂澂協助周培源整理講義、抄寫資料，同時把整個家的日常獨力撐起來。

四個孩子的吃穿用度、生病就醫，全落在她一個人手上，外面隨時會有警報，里面日子還得過，這些她一件件應付下來，沒有把壓力傳給周培源。

聯大那幾年，王蒂澂還承擔了一部分教學輔助的工作，協助聯大的教學事務。

她是那種不管處于什么條件下都能找到自己該做的事的人，戰時的昆明，生活清苦，但她沒有把時間浪費在怨嘆上，而是把能做的事做好。

1943年，周培源再次赴美，先在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繼續湍流理論研究，后加入美國國防委員會戰時科學研究與發展局海軍軍工試驗站，研究魚雷空投入水的技術問題。

他離開時提出三個條件：不做美國公民；只擔任臨時性職務；可以隨時回國。

1946年，條件全部兌現，他回了國。

此后，先回清華任教務長，1952年院系調整后轉入北京大學，歷任數學力學系教授、副校長，1978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協主席。

王蒂澂則在清華附中任教，語文、俄文、英文都教過，俄文是她自學后直接上臺教的，后來還親手編了教材，把師資短缺的缺口自己給堵上了。

兩個人，各在各的位置，把這一輩子過得扎扎實實。

那幾十年里，周培源身上的社會職務越來越多，北大副校長、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協主席，出訪過許多國家，接待過大量國際學者，被稱為"杰出的民間外交家"。

他平時確實很忙，大量的會議、出差、講座要應付，回到家有時已經是夜里，有時候連飯都來不及好好吃。

王蒂澂從來沒有為這件事埋怨過，她把家里的日子打理好，讓他能放心地在外面做事。

但有一件事是他不管多忙都堅持的：回到家，就是回到她身邊，不在外面多耽擱，不讓她一個人在家里等太久。

這件事，他從結婚那天起，堅持到了他住進醫院的那一天。

【四】失聰之后，愛要用喊的

大約五十歲那年，周培源的右耳失聰了。

那是1950年代初，具體原因史料記載不詳，只知道從那之后他說話的嗓門就一直大著——自己聽不清，生怕別人也聽不見，索性什么話都往大里說。

來訪的客人，學校的同事，找他答疑的學生，坐到他面前都要先適應一次這個音量。

女兒們記錄下來的原話是：父親早生華發，五十歲右耳失聰，說話總大聲嚷嚷，自己聽不見也怕別人聽不見。

但嗓門用得最猛的那一次，每天都有，是每天早晨。

王蒂澂的聽力也有些不好，周培源索性把這件事做到極致：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她面前，用他這輩子最大的那種嗓門，對著她喊"我愛你"。

不是說，是真的喊，整個單元里任何一間房間都能清楚聽見這一聲。

孩子們偶爾會紅臉，嫌父親這把年紀還這么張揚，王蒂澂則每次嗔怪他煩，讓他小聲點，但她嗔怪他的時候眼睛里的笑意是藏不住的。

來做客的鄰居頭幾次還會愣一下，久了就習慣了，把那聲"我愛你"當成這個家每天早晨固定有的聲音。

這件事他堅持了幾十年，沒有停過。

1950年代起，王蒂澂開始用工資節余收購古代書畫，專注明清時期主要流派，一幅幅淘，每一幅都經她親眼鑒定。

周培源被她帶動，也喜歡上了鑒賞，兩個人慢慢形成了共同的愛好：節假日一起看畫，爭論真偽，互相較勁，又互相欣賞。四十年下來，積累了一批珍貴的收藏。

1989年，兩人把這四十年攢下來的145幅明清書畫真跡，全部無償捐給了江蘇省無錫市博物館。

政府頒發的獎金，大部分轉贈給北京大學、清華附中，以及他們童年時的東北母校，作為科學基金和獎學金，余下的向中國科協振華基金會和家鄉學校各捐一萬元，獎金一分沒留。

同年，王蒂澂癱瘓，從那年起再也離不開床。

周培源那年八十七歲，但照料王蒂澂這件事他全接了過來：清晨抱她出去曬太陽，定時翻身，中午擦身換衣，夜里起來處理日常需要。

護士勸他用擔架省力氣，他擺手，說機器沒有溫度。

王蒂澂癱瘓之前，兩人每年都要一起踏青，他愛花，喜歡牽著她一路走，生怕她磕著碰著，整條路走下來手從來沒有松開過。

她癱瘓之后，他就再也沒有獨自出門賞過花，哪怕北大校園里每年春天那些老樹開了滿枝的花，他也不去看。

女兒們勸他出去散散心，他擺手，說兩個人一起才叫賞花，她去不了，他一個人出去算什么事。

這件事，他做到了他去世那一天。

1989年冬，王蒂澂突然肺部感染，被推進了重癥監護室，情況危急。

探視只能隔著玻璃，不能入內。

周培源從那之后每天清晨三點趕到醫院，站在玻璃窗外，用手指點胸口，再豎起大拇指，告訴她他在，讓她好好吃藥，等她回家。

這個動作連做了三十七天，無論天氣，無論體力，無論家人怎么勸，都沒有少過一天，直到護士通知他：她醒了。

那三十七天里，清晨三點的走廊里，他始終是那個人，站在那扇玻璃窗外面。

1991年，八十九歲，相對論引力論研究出現重大進展，一興奮，心梗發作住了院，出院沒多久又招收了博士研究生，九十一歲還和學生聯名發表了學術論文。

1993年，身體徹底撐不住，住進了北京大學醫院。

王蒂澂被安排在對面的病房，兩間病房，隔著一條走廊。

每天他央求護士推著輪椅過去，握著她的手坐上一個鐘頭，再回來。

過了一段時間，連坐輪椅的力氣也開始不夠了。

然后是那個夜晚。

他從病床上爬下來，跪在地板上，一寸一寸地向那間病房的方向移動。走廊里的人全停了下來。

而他用盡最后氣力，在那間病房門口仰起頭來，喊出的那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