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今天首爾的街頭，你可能會有一種陌生的熟悉感。

江南站10號出口或龍山愛寶客商場，無數韓國年輕人頂著烈日排隊 2-3 個小時，只為手里能拿上一杯霸王茶姬（CHAGEE）的“伯牙絕弦”；在中央大學等高校周邊以及明洞商圈，蜜雪冰城的雪王城堡前擠滿了為了高性價比高呼“真香”的韓國大學生；而楊國福麻辣燙更是徹底融入了韓國人的日常飲食，鍋包肉和麻辣燙甚至成為了首爾白領的靈魂外賣。

對于大部分韓國人來說，來自中國的品牌是他們的一種新選擇。嘗新，是驅動韓國消費者看到中國品牌的首要原因，而除此之外，韓國消費者對中國品牌的態度，離不開兩個市場之間深厚羈絆：一方面兩國同屬于東亞文化，中國品牌對于韓國消費者來說，有一種天然的熟悉感；另一方面，隨著兩國交流的日趨緊密，比如赴韓讀書的中國留學生變多，中國元素日漸融入韓國主流社會文化與商業文明之中。

而對于中國企業而言，看待韓國市場的態度也在發生著變化。這一長期被忽視的市場，長期位于國人眼里的鄙視鏈底端，并沒有被視為一個理想的出海之地。而在今天，消費品牌、跨境電商、游戲短劇……不同領域的企業將韓國作為出海的應許之地。

此外，故事的另一面更加瘋狂，尤為引人矚目則是韓國股市的高歌猛進。進入2026年，韓國資本市場正在上演一場史詩級的狂飆，韓國綜合股價指數（KOSPI）從年初的4300點一路瘋漲，就在今年5月中旬歷史性地盤中沖破了 8000 點大關，半年漲幅超 85%。在 AI 浪潮的席卷下，三星與 SK 海力士的 HBM（高帶寬內存）訂單爆滿，兩大巨頭的市值合起來甚至超過了韓國全年的 GDP，全民炒股、甚至未成年人開戶熱潮席卷韓國。

這波牛冠全球的資本狂歡，是否讓韓國普通消費者的錢包富得流油？彼此成為對方社會鏡像的中韓消費者，是否對對方的產品有著天然的熟悉感？而中國品牌在韓常常爆紅卻難長久的原因又是什么？

本期節目，我們邀請到了深耕東亞觀察、常年游走中韓一線、大熱播客《東亞觀察局》的主理人權小星老師

在本期對話中，他結合自身十多年的留韓經歷，深度剖析了中國元素在韓國的變遷、中國電商與硬核工業（如汽車、商用車）在韓的發展現狀，我們拆解了普通韓國人的真實認知、各世代對華態度，嘗試解讀兩者之間隱秘的東亞經濟聯動。

說話的人——

主播｜洋紫、李小天

嘉賓｜《東亞觀察局》主播權小星

以下是我們本期聊了啥，也歡迎你打開小宇宙收聽更多故事：

中國人在韓國，三個時代變遷

韓國人對“中國品牌和消費品”的認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三個由淺入深、由邊緣到主流的發展階段：

• 務工人員時代（10年代以前）：低端與臟亂差的刻板印象
• 早期的中國元素主要局限于在韓務工人員（如朝鮮族及東北同胞）聚集區（如安山、大林）。
• 此時的“中華料理”是高度本土化的韓式中餐（如炸醬面、炒馬面，其背后有樸正熙時代的排華與面粉救濟歷史背景）。真正的中國菜（東北菜）被貼上了類似“城中村”的臟亂差標簽，少有韓國主流群體問津。
• 留學生紅利時代（10年代初~疫情前）：年輕化與口碑建構
• 隨著中國留學生群體壓倒性增長，大學周邊涌現出大量年輕化的中餐館和消費品（如海底撈、早期的臺灣奶茶品牌貢茶）。
• 這一階段是中國消費品在韓國建立口碑的原始積累期。通過華人圈層，帶動了愿意嘗試新鮮事物、且囊中羞澀的韓國年輕人，打破了過往的低端印象。
• 后疫情與互聯網溢出時代（20年前后至今）：爆款頻出與文化生態化
• 在SNS（油管、TikTok、Instagram）的推波助瀾下，麻辣燙、糖葫蘆、霸王茶姬等中國潮流飲品和食物在韓國年輕人中引發狂潮。
• 海底撈在韓國成為一種時髦的打卡文化，明星藝人爭相在社交網絡發布“DIY配醬挑戰”。中國消費品牌在韓國正在形成自己的“小宇宙”和生態圈。

中國品牌在韓的再定義：是“市場樞紐”而非極致性價比

1.最早在韓的中國產品，填補韓國巨頭看不上的細分賽道

從當年的“小米充電寶”（被韓國人陰陽怪氣地稱為“大陸的失誤”），到聯想小新Pad引發的搶購大亂，再到追覓等掃地機器人。

并非韓國財閥沒有技術，而是財閥（如三星、LG）傲慢地放棄了這些利潤率低的細分市場；而韓國長期畸形的產業結構又擠壓了本土中小企業的研發和自立空間。中國企業恰恰利用強大的成本控制和供應鏈能力鉆了空子。

2.中國作為“全球需求匯聚地”的溢出效應

以自行車配件為例，韓國本土市場極小，若本地生產則成本極高（價格加兩三個零）。

樞紐就這樣誕生：中國匯聚了全世界的訂單，擁有極高的零部件通用性和規模效應。即使韓國每年只需要5個小眾配件，中國也能以極低的均攤成本生產出來。韓國電商平臺（如Coupang、Gmarket、Wadiz眾籌）長期以來本質上就是“中國義烏的大型二道販子”，現在速賣通（AliExpress）和TEMU直接鏈接源頭，自然形成了降維打擊。

新能源汽車在韓的雙向奔赴

1.大宇巴士風波與中國商用車的契機

韓國商用車本由現代和大宇平分秋色。但大宇大股東（永安帽子廠）經營不善導致大罷工及工廠外遷，現代汽車訂單爆滿排產到一年后。

正好趕上韓國各地方政府激進推行新能源環保政策，現代交不出車，大宇生產癱瘓，給中國巴士（宇通、金龍、海格、比亞迪）騰出了巨大的市場空白。

2.比亞迪的絕對成本護城河

隨著韓國政府采取“亡羊補牢”式的保護主義政策（如針對磷酸鐵鋰電池定向削減補貼，以保護本土三元鋰電池產業），中國企業面臨貿易壁壘。

但比亞迪此時的全球供應鏈和成本控制已經進化到：即使韓國政府一毛錢補貼都不給，其價格依然能比現代同類車型低20%。

出海韓國的困境：嚴重的本土化信息差與公關盲區

1.高度依賴本地中介（掮客/Agency），缺乏多渠道信息驗證

國內決策層在面對韓國業務時，信息渠道極其單一，往往“中介說什么就是什么”，甚至官方經貿促進機構也因人手有限只能依賴公開報道。國內缺乏智囊團來驗證這些決策的對錯。

2.缺乏應對地緣政治和負面危機的能力

中企面對海外的國會聽證會、政策變動（如24年韓國限制海淘的電波認證風波）或網絡惡評時，往往手足無措，甚至“自己把自己嚇死”。

由于缺乏戰略底氣，中企在海外普遍選擇“關起門來做生意，不觸碰輿論”。這導致面對負面危機（如麻辣燙衛生風波）時毫無招架之力，“一出事就是大事”。

原來韓國是一個巨大的MCN！

1.反向挪用韓流文化（蹭韓流）

韓國社會具有極強的流行傳染力和娛樂工業制造能力（如張元英喝霸王茶姬、Lisa帶火泡泡瑪特）。中國手機品牌（OPPO/VIVO）在東南亞通過大量啟用韓流明星代言，成功讓當地消費者產生“這是韓流時髦品牌”的認知。

2/化解“文化互偷”的輿論敵意

韓國本土輿論受困于狹隘的“民族鄙視鏈”，常指責中國品牌“挪用/偷竊”韓國文化。但從全球商業的格局來看，中國品牌付了高昂的版權費、代言費，正是因為中國品牌的全球化使用，才反向證明了韓流作為一種普適文化的巨大成功。中國企業應該理直氣壯地將韓國當作一個全球出海的巨大MCN放大器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