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研究大家張玉法教授的《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初稿完成于1979年1月，本為系列研究論文，于上世紀90年代綜合成書，在臺灣地區出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于2026年再版此書，可謂嘉惠學林。張玉法教授此書原為“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計劃”的成果之一，整本書也堪稱以現代化范式來書寫近代中國工業史的典范。在西方社會科學界與史學界，標準意義的現代化研究在20世紀末便已沉寂。但在21世紀20年代的中國，現代化這一概念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重回社會與學界視野，在此背景下重讀《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比對不同時代的問題意識與研究風格，或不失為某種返本開新式學術史回顧。

嚴格來說，《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書寫的是晚清民初的中國工業史，其時間下限定在1916年，與“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計劃”這一大項目是保持一致的。全書共6章，實際上就是6篇長論文。該書首尾兩章具有較強的理論視野，中間諸章則體現了爬梳統計數據的扎實學風?？傮w而言，這是一本在比較現代化視野下寫就的近代中國工業史專著。

一、全球視角下的晚清民初工業史

工業史的重要性或如張玉法教授在《自序》中開宗明義所言：“百余年來，中國追求現代化，初以工業化為核心。”實際上，不僅是中國，整個全球范圍內的現代化，都以18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為其肇端。因此，研究工業史，既是現代化研究的應有之義，也構成現代化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這也是《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最大的價值所在。

《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是在一種全球視角下來審視晚清民初工業史的，這一點主要體現于第一章《近代中國工業發展的背景》。在這一章里，作者沒有明確運用經濟學理論，但處處顯示出對經濟學、經濟史相關理論的借鑒，搭建了一個基本分析框架。作者首先探討的是外國工業技術對中國工業的刺激，這就點出了中國工業化的后發性這一基本特點：“中國是后工業化國家，先工業化國家的工業技術直接影響中國工業發展的方向，而外國商品及外資工業引起國人的爭勝意念，尤促使中國新式工業的開創。”也只有充分認識到中國工業化的后發性，才能對中國的工業化特點有更深刻的認知。

在認識到中國工業化后發性的前提下，作者首先對世界各國工業化的狀況作一鳥瞰就順理成章了。不了解先發國家的歷史，就既無法思考后發國家所可能學習的經驗與吸取的教訓，也難以理解后發國家開始發展時面對的環境，而這種環境對后發國家的發展總會起到正反兩個方面的作用。全球視角在研究中作為一種工具，其基本價值不過如此。很顯然，張玉法教授對世界各國工業化狀況的梳理，就意在分析先發國家工業化的基本條件與特點，從而形成一種參照系，為后續對中國工業化的分析做準備。后發國家的工業化通常以國家更強烈的干預為其特點，作者亦將“政府的倡導與獎勵”作為專節進行討論，其時段聚焦于清末新政。從某種意義上說，對世界各國工業化狀況的介紹和對政府行為的分析，鋪陳了近代中國工業化的外因與內因。在此基礎上，作者分析了清末民初中國發展工業的條件。作者從先發國家的經驗出發，列舉了11種工業發展的基本條件，再逐一對標討論。該書的結論是：“從工業發展的條件上來檢討，政府角色、市場、原料、勞力等方面大體是有利的，但資本、機器、動力、技術、運輸、關稅保護、經營方式等方面則很弱?！北M管作者注釋所引理論文獻不多，但看得出來該書的分析框架是存在基本理論基礎的。從這一結論出發，該書實際上對清末新政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工業在外資與進口壓力稍減之際即能迅速發展，與前此的奠基工作不無關系?！边@一評價在今天看來已屬尋常，但對于深入研究張之洞與工業化的關系等問題，仍具有啟發性。

在2026年讀張玉法教授此書，會心一笑的是，該書寫道：“在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中，對工業化有啟導作用的是從事知識更新工作。”202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將知識探索視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源頭。盡管莫基爾建立了一種更加抽象的知識論，但其“工業啟蒙”理論所涉及的具體知識及其傳播方式，與張玉法教授此處所說的“知識更新”，具有很大的重合性。從這個角度看，具有全球視野與理論思維的研究，確實能抓住工業史的某些關鍵問題。

二、以統計數據呈現晚清民初工業史

《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的主體部分是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別討論了近代中國的外資工業、官辦工業、官督商辦工業與民營工業。這種分類，主要是基于工業企業創辦的主體與資本屬性。在這些章里，張玉法教授運用第一章所列舉的工業發展的要素與條件，對每一種類型的工業進行分析，討論其發展的績效，可見前文所述理論思維對于建立研究框架的重要性。不過，該書最為精彩之處或許在于，作者對每一種類型的工業進行了數量分析，以統計數據的形式呈現了晚清民初工業史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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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與數據的密切關系，可謂常識，本不必專門引申討論。然而，歷史數據獲取不易，也使得經濟史研究很難如對當代經濟問題的研究那樣進行可靠的計量實證，乃至于進行簡單的量化分析也經常成為奢望。就此而論，基本的統計數據的搜集與整理，實為經濟史研究的基礎。張玉法教授自制統計表，具有很大的難度，也需要細致的工作。這種難度，首先表現為原始統計數據的缺乏，如作者在統計民營工業企業數量時所言：“民營工業較外資工業、官辦工業和官督商辦工業為普及，在經營方式上，從手工業，到半手工業，到機器工業都有。許多規模較小的工業，缺乏記錄，欲作全面統計，殆無可能。不過，資本較大和經營較久的工業，仍有許多資料可資利用，使量化分析成為可能?！币虼?，該書對晚清民初中國工業的量化分析，并無現成統計數據可用，而須作者自己去廣泛搜羅各種資料，制成統計表。盡管這一統計表不可能精確與完善，但亦難能可貴，足資其他學者參考利用。其次，近代中國幣制復雜，在進行數據搜集時，須注意不同單位之間的區別與換算，這是一項極為繁瑣的工作，恰如作者所言：“官辦工業投資之銀兩，應以庫平為準，但各省區銀兩又有不同計算單位，如江、浙等省通用的漕平，每百兩較庫平少二兩，而上海一地通用的規平，每百兩較漕平少五兩五錢。為統一計算單位，本章之銀兩折元，概以關平為準?！睆堄穹ń淌谕瓿闪诉@種繁瑣的工作，可謂具有開拓性，為后人之深入研究晚清民初工業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前的經濟史研究，在歷史學與經濟學兩門學科內形成了不同的風氣與研究方法，對“量化”與“數據”的理解與運用則因人而異。張玉法教授此書并無花哨的計量分析以及過于“顛覆性”的結論，只是運用了最為基本的統計方法去判斷晚清民初中國工業的發展成效與發展趨勢。但這種質樸的數據統計與運用，或許反而因其基礎性和對其他學者拿去進行更為復雜處理的可用性，而具有更長久的學術生命力。

三、在比較中審視近代中國工業化問題

在討論完不同類型的工業后，《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的第六章《近代中國工業發展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一個綜合性的總結，使該書構成一個邏輯閉環的整體。也是在這一章中，作者再次回到理論，并對近代中國的工業化進行了比較的審視。

第六章首先引述了一名經濟史學者胡斯（Jonathan Hughes）對工業化的界定，稱工業化“是使專門技術和勞力分工普遍伸入經濟生活領域，此專門技術和勞力分工是以科學知識為核心，并以此科學知識，利用有系統的知識，以及機械的、化學的、思考的和動力的幫助，來促進生產”。胡斯的這一界定未必是最為標準和普適的工業化定義，但也觸及工業化的基本內涵。張玉法教授根據這一定義來檢討1860—1916年間中國的工業化，得出的結論是：“其成就雖然有限，但工業化確在廣泛地進行。”這一結論的得出，仍然顯示出理論思維為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在更為具體的展開部分，該書從工廠制度的建立與動力機器的使用、工業投資的遞增這兩個方面進行論證，其論據則主要為前文所述之統計數據的變化。故而第六章確實為全書在理論與史料兩方面綜合分析后的總結。

不過，第六章更有新意的部分或許為第四節《日本經驗和中國經驗的比較》。比較研究在當代史學界較不受歡迎，因其牽涉到“可比性”這一最為根本的問題。然而，在受到現代化理論等各種社會科學理論影響的20世紀后期，比較研究可謂大行其道。中國與日本同為東亞國家，具有某些看起來相近的社會、文化特點，但其近代工業化的績效迥異，自然會引發學者進行比較的興趣。張玉法教授從絲織業、棉紡織業、造船業、礦業等輕工業與重工業不同的產業出發，比較中日兩國同一種產業創辦的時間及其發展狀況，再分析兩國工業發展出現差異的原因。他認為：“雖然在工業發展初期，中日兩國有些相似，但后來日本工業能不斷快速成長，而中國工業則挫折叢生。研究其原因，不能不從中國方面的弱點來檢討?！敝劣谥袊娜觞c，他總結了7個方面：（1）中國地區廣大，交通不便，新觀念與工業產品均無法快速傳播；（2）中國新式工業在創立之初受到了家庭工業也就是傳統手工業的抵制，延緩了發展速度；（3）政府態度消極，不能迅速改良工業發展的環境；（4）中國受不平等條約束縛無法保護國內市場，又因為缺乏國際貿易知識而無法開拓國外市場；（5）銀行等新式金融業不發達，無法為工商業提供足夠貸款，政府和民間的資本均感不足，無法持續從事技術引進；（6）中國傳統制度如商人地位低、農村經濟自給自足、政府控制大型經濟活動、官吏敲詐勒索等，均阻礙工業發展；（7）中國人缺乏組織企業的能力。這7種因素，在今天看來，有些仍然成立，有些則不乏可商榷之處。但不管怎么說，作者的比較分析體現了明確的歸因意識，而對歷史進行歸因，是歷史研究最古老的訴求。通過比較中的審視，張玉法教授得出的結論是：“在前述各種阻力之下，中國在1860至1916年間雖有工廠制度的建立，動力機器開始使用，工業投資不斷增加，工業生產也不斷增加，但中國原有的工業結構，并沒有改變太多。大體來說，手工業仍為中國工業的主體?！贝送?，中國新式工業的發展也沒有顯著改變中國的外貿狀況。這一結論是可以成立的。

當然，在今天看來，中國作為一個洲級大國，是否適合與日本比較，首先就存在問題。實際上，19世紀美國的工業化也主要依賴國內市場，制造業出口并不顯著，將日本這種中等強國的發展模式作為中國的參照系甚至潛在的榜樣，或許并不合適。更何況，拉長視角來看，日本的工業化也相當依賴國內市場，與后來的亞洲“四小龍”的騰飛只是存在表面的相似性，這一點，對于1970年代“四小龍”地區的學者來說，或許是容易忽視的。至于手工業與工業化的關系，近年來也有不少修正傳統觀點的學說。仍以日本來說，其工業化“二元結構”中的小型產業部分，亦不乏手工業的某些影子。這當然并不是要對本書吹毛求疵。一代有一代之學術，在“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獨立于“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的當下，對中國工業史的研究與書寫，只有繼續深化與拓展，才真正稱得上繼承了張玉法教授等前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