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維基百科周養浩詞條；《縱橫》雜志1999年第5期《1975：特赦戰犯申請去臺受阻記》；沈醉《沈醉回憶錄》；邊蕓《昨日座上客，今天階下囚——國民黨息峰監獄主任周養浩的后半生》；香港報刊《訪周養浩談楊虎城之死》；法新社（AFP）1975年相關采訪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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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12日，北京。

城里的槐樹剛剛抽出新葉，積在角落里的殘雪早已化凈，路邊樹樁上偶爾能看見幾點嫩綠，是這個季節里最早冒出頭的顏色。

統戰部在北京城里的一家烤鴨店里擺了一桌宴席。來坐這桌飯的，是十個人。

這十個人里，年紀最小的四十出頭，年紀最大的已年逾古稀，分別從全國各地的戰犯管理所抵京，身后是長短不一的關押歲月。

三周前，消息已經確認下來——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宣告最后一批戰犯全部特赦。

從那一天起，這十個人就知道，屬于他們的那道門，終于從里面打開了。

烤鴨送上來，皮脆油亮，底下墊著荷葉餅，醬料另外配碟。桌上備了幾道涼菜和熱炒，擺得整齊，酒杯里也早早斟滿了酒。

席間，十個人動筷子的節奏各不相同。有人默默吃，有人盯著面前的菜怔了一會兒，有人端著酒杯遲遲未動，就那么端著，端著。

整桌的氣氛說不上熱鬧，也談不上壓抑，更像是一群各懷心事的人湊在同一張桌邊，各自想著各自的去處。

十個人里，有一個叫周養浩。

他這年六十五歲，花白頭發，個頭不高，坐在席間，背挺得很直。他望著桌上的食物，腦子里轉的只有一件事：出發的手續，究竟辦到哪一步了。

宴席尚未散場，他就已經向陪同的工作人員詢問了出發時間，得到了"明日清晨"的回答。

這一桌宴席，是為他們送行的。

與功德林里那些同樣獲得特赦的舊日同伴不同，這十個人里沒有一個選擇留在大陸。

大多數獲赦人員接受了文史專員、政協委員或參事室參事之類的安置，從此以平穩的方式度過余生，而這十個人，選擇了離開。

周養浩的意向，是臺灣。

旁人勸過他：年紀這么大了，大陸有安置，生活有保障，沒必要折騰。他沒有多解釋，只是搖了搖頭。

他的心里，裝著的不止一件事。

除了想見到在臺灣的家人，還有另一件事，一件他帶進了功德林、又在功德林里沉默了整整二十六年的事。

那件事，和1949年9月一個夜晚有關，和一道他親手參與部署的命令有關，和一個被關押了整整十二年、最終沒能活到新中國成立的將軍有關。

二十六年里，他從沒有主動開口說起過這件事的全貌。

直到暮年，他才第一次道出了實情。

【一】浙江江山縣走出的法學生

1910年，周養浩出生于浙江省江山縣。

江山縣地處浙、閩、贛三省交界，境內群山夾道，山路縱橫，歷來是三省之間貨物往來的要道。

當地的地形決定了一種生存方式：走出山，往外闖，在更大的地方找位置。這里出去的人，往往不是迷路的類型。

在那個年代，江山縣這個小地方，偏偏走出了幾個在歷史上留名的人物。

戴笠是江山縣保安鄉人，他一手構建了國民政府最龐大的情報機構，旗下人員遍布全國，權柄之重，連當時許多要員也不敢輕易忽視。

毛人鳳，同樣是江山縣人，戴笠身后，他接手了那套情報系統的主要職權，繼續執掌多年，始終是情報圈子里最核心的人物之一。

周養浩與這二人，是地地道道的同鄉。

在那個講究老鄉紐帶的年代，這層關系的實際意義，遠比任何一紙資歷證明都來得直接。

三個人來自同一片山地，說同一種方言，在那套講究信任與絕對效忠的情報體系里，同鄉本身就是一種憑信。

周養浩少年時讀書出色，后來順利考進了上海法學院法律系。

上海法學院是民國時期政法領域口碑較好的院校之一，培養出來的法律系學生，在當時有幾條比較穩定的出路：進法院當律師，進政府擔任法制方面的職務，或者進入各類涉及司法事務的機構。

周養浩走的是另一條路。

1933年，從上海法學院法律系畢業剛滿一年的周養浩，經由戴笠親自引薦，在唐縱的監督下，宣誓加入了復興社特務處。

復興社特務處，是國民政府一套秘密情報機構的前身，后來歷經多輪改組，名稱隨政治局勢的變動而變化：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保密局，外界習慣用"軍統"這個統稱來指代這整套體系。

從宣誓入組的那一天算起，到1949年被俘，周養浩在這套情報體系里，干了整整十六年。

十六年里，他扮演的角色相當特殊。

他不是出入街頭的外勤人員，也不是負責沖鋒陷陣的行動特工，他處于這套體系內部一條處置鏈條的關鍵位置——接收審訊對象，進行審訊，擬定處置意見，到最終執行。

這套流程在外殼上裹了一層司法程序的形式，但經過他手的案子，從來不經過任何公開的法庭，結論是在封閉的空間里定下來的。

法學院的底子，在這個位置上給了他明顯的便利。

他熟悉文書規范，懂得怎樣把材料寫得滴水不漏，找不到切入的破口；他在審訊中善用語言，在談話過程里用一個個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鋪墊，把對方的邏輯框架一點點拆散，再在對方意識到之前換上另一套說辭。

這套能力后來在他自己被關押、被審訊的那些年里，也被他用來對付審訊他的人，讓對方屢屢感到吃力。

外界給了他一個綽號：書生殺手。

兩個意象疊在一起，一個是手捧文書的法學生，一個是執行判決的最終一環。這個綽號在情報圈子里流傳開來，不帶褒貶，只是描述。

他與沈醉、徐遠舉并列，三人在圈子里被稱為"軍統三劍客"，都是戴笠手下的得力人手，又都有著各自鮮明的個性。

沈醉圓滑，長于周旋，在繁復的人際關系里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徐遠舉行事強硬，性子暴烈，做事不講情面，走直線；周養浩則是三人里最難摸透的那個，斯文是他的外殼，城府是他的本質。

三個人在情報系統內共事多年，后來在同一個冬天落入同一片網里，被關押進了同一道圍墻之內，在北京的那幾十年里，相互近在咫尺，卻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終點。

徐遠舉在1973年冬天，死在了那道圍墻里面。

沈醉在1959年就走出了那道門，在大陸擔任文史專員，后來陸續寫出了數部回憶錄，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記錄。

而周養浩，在那道門里一直待到了最后一批，出來之后，在香港的旅館窗邊對著維多利亞港坐了一百四十天，最終飛過太平洋，落腳在洛杉磯。

【二】息烽集中營的那幾年

1941年，周養浩接到任命，出任位于貴州省息烽縣的集中營主任。

息烽集中營建立于1938年，專門關押政治犯，外表掛著一個不起眼的掩護名稱，實際對外封閉，與周邊地區完全隔絕。

這里地處貴州山區，道路崎嶇，物資匱乏，衛生狀況極差，從建立之日起就有大批關押者在此死亡。

集中營外不遠處，有一個專門用來掩埋死亡犯人的公墓，叫陽朗公墓，據當時在這里關押過的人事后記述，公墓里的新土幾乎從未停歇過。

周養浩接手這個地方的時候，集中營的狀況相當糟糕——死亡率居高不下，管理混亂，看守與犯人之間長期對立，內部摩擦積累到了相當程度，整個地方處于一種僵化的失控狀態。

他接手之后，做了幾件讓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事。

他下令為所有戴著鐐銬的政治犯全部摘除鐐銬。這個決定在當時的集中營里幾乎是聞所未聞的。

他隨后將白天的牢房從鎖閉狀態改為打開，犯人在白天可以在一定范圍內自由活動；將牢房統一改稱"齋"，每齋設立齋長一人，負責內部的日常協調管理，同時撤銷了原先混在犯人群體中活動的便衣看守，將這批人員統一調回重慶另行分配。

在伙食上，他做了力所能及的調整和改善，并組織了體育活動。

集中營里出現了一支由犯人自發組成的籃球隊，名叫"養正籃球隊"，專門為了日常鍛煉而組建，據當時的記錄，這支隊伍在一次與訓練班學員的比賽里，居然贏了對手。

管理方式的轉變帶來了可見的效果。陽朗公墓的"生意清淡了"——這是戴笠在視察后在電報里用過的原話。

他連續向上級發出了幾份電報，稱贊周養浩管理有方、精明強悍，把周養浩與前任主任作了對比，措辭頗為推崇。

從那以后，周養浩在情報系統內的地位進一步穩固，得到了戴笠更深的信任和器重。

就在息烽集中營的這段時間里，關押在集中營玄天洞的楊虎城將軍，由周養浩直接負責看管。

楊虎城是1936年西安事變的參與將領之一。

事變之后，他被迫前往歐洲，從歐洲回國途中在香港被拘押，隨后輾轉被押送至國內，先是湖南桃源，再是貴州息烽，此后又在貴州黔靈山麒麟洞待了一段時間。

在息烽的那幾年，他被關押于集中營的玄天洞，是這里關押級別最高的犯人之一，由周養浩直接負責管轄。

在那段長時間的接觸里，兩人之間形成了一種相對固定的接觸模式。

周養浩對待他管轄范圍內的關押者，總體維持著一種表面上的禮貌，日常待遇在管控范圍內相對寬松，這與他整體的管理風格一脈相承。

據同被關押在息烽的老同盟會員黃顯聲事后回憶，楊虎城曾對他說過一句話："軍統局上上下下，沒一個好人，我就覺得周養浩這個人還有點良心。"

這句話后來出現在歷史檔案的整理材料里，是楊虎城在那段關押歲月中留存下來的為數不多的個人評價之一。

1946年7月，息烽集中營宣告撤銷。

周養浩離開，先回南京，后出任貴州省政府視察室主任兼貴州省保安司令部情報處要職，在貴州省主席楊森的體系內繼續工作。

楊虎城則沒有隨之獲釋，被繼續押送至貴州黔靈山麒麟洞，再轉到重慶，安置在白公館附近的松林坡一處院子里，繼續關押。

息烽那幾年，是周養浩與楊虎城唯一有著長期、持續、直接接觸的階段。

到了1949年9月，這段關系變成了另一件完全不同性質的事情。

【三】1949年9月6日，重慶戴公祠

1949年，戰爭的走向已經足夠清晰。到了這一年的夏末，國民黨在大陸各地的防線接連崩潰，解放軍的推進速度遠超原先的預估。

重慶，當時國民黨在大陸據守的最后幾個核心城市之一，到了1949年秋天仍在苦苦撐著。

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毛人鳳向周養浩傳達了一道命令。

這是1949年8月27日。

命令的內容，是對楊虎城的處置：除掉，斬草除根。

此時的楊虎城，已在各地的羈押場所里待了整整十二年。

這十二年里，他先被關押于湖南桃源、貴州息烽，后又輾轉至貴州黔靈山麒麟洞，再轉到重慶。

在這段漫長的歲月里，他的妻子謝葆真在抗戰期間去世，他一直將妻子的骨灰盒隨身攜帶，不論押送到哪里，那只骨灰盒從未離身。

1949年1月，代總統李宗仁下令釋放楊虎城，命令發出，卻在重慶和地方各方的阻撓中，始終沒能落實。到了8月，這道命令已經成了一紙空文。

周養浩接到命令，開始部署整個行動的具體安排。

他選用的切入口，正是自己在息烽與楊虎城多年接觸中建立的那層熟悉關系。

他通過中間環節，以"蔣介石要在重慶接見楊將軍、商討西北問題"的名義，將信息傳遞給了在貴陽黔靈山麒麟洞關押的楊虎城。

同時，由周養浩的部下負責具體的轉移工作，把楊虎城父子以及秘書宋綺云一家，從貴陽動身，一路護送至重慶。

1949年9月6日，傍晚。

周養浩乘坐一輛黑色小轎車，沿重慶的山路行駛，行至距市區約8公里的海棠溪附近，車被路邊等候的人攔下。

攔車的是特務張鵠，他遞上了一張便條。便條出自毛人鳳的親筆，內容簡短：讓周養浩先行過江回家，在家等候消息。

周養浩下了車，轉而前往中美合作所楊家山處的住所，在那里等待。

當晚11時許，另外幾輛車開出，帶著楊虎城父子和宋綺云一家，駛向中美合作所后山松林坡，再被引導進了"戴公祠"——那是一處以戴笠名義命名、平日封閉的院落建筑。

一行人進入屋內，門從外面關上。

事先埋伏在內的人員迅速行動。楊虎城被從背后刺入，其子楊拯中同時遭到襲擊，父子兩人相繼倒下。

隨后，秘書宋綺云與夫人徐林俠，以及年僅8歲的幼子宋振中，也在那夜遇難。

宋振中，就是后來被寫進《紅巖》小說里的"小蘿卜頭"——他從未滿8個月時便隨父母一同入獄，此后的每一天都在鐵門圍成的世界里度過，生命的終點，也落在這道鐵門里面。

楊虎城的幼女楊拯貴，同樣在那夜遇難。

這一夜，戴公祠內共有8人罹難。

遺體被就地掩埋在戴公祠旁邊的花園土層里，沒有標記，沒有記錄。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解放軍立刻組織人員前往渣滓洞和白公館等處，搜尋和收斂在各處遇難者的遺體。

然而，楊虎城將軍的下落，在當時始終沒有找到。

此后，經過長時間的走訪調查，從一名知情者口中獲得了當夜掩埋地點的線索，才在戴公祠花園內將遺體挖掘出來。

遺體旁邊，放著那只跟了楊虎城十幾年的骨灰盒，裝著亡妻謝葆真的骨灰。

行動結束后，周養浩隨即聯系毛人鳳，安排自己撤離大陸的事宜。

毛人鳳回話：12月8日，將在昆明巫家壩機場安排一架專機接他離開，飛往臺灣。

1949年12月8日，周養浩帶著那道已經執行完畢的命令、帶著那個夜晚的全部內情，踏上了昆明巫家壩機場的跑道，等待飛機加油，等待起飛，等待離開這片土地。

沒有人知道，這一踏上去，他在各地的關押場所里一共待了二十六年。

也沒有人知道，在這二十六年的沉默盡頭，他最終開了口，在香港一間小旅館的房間里，對著記者，把那道命令的始末、那個夜晚的經過，一字一句說了出來。

然而，當那篇記錄被刊登在香港的報紙上、出現在所有讀到它的人面前時，那道在1949年9月深夜執行的命令所牽連的每一個細節，都比任何人之前所知道的，更加清晰，也更加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