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天，日本一家電視臺聯合東京大學社會行為研究所，啟動了一項名為"新世界計劃"的社會實驗。實驗的內容聽起來簡單得近乎荒誕：將7名男性和7名女性放入一個封閉的生活空間，讓他們共同生活三年。

這個空間位于北海道一處偏遠山區，是一棟經過改造的兩層建筑。里面有獨立的臥室、公共廚房、圖書室、小型菜園，甚至還有一間手工作坊。沒有網絡，沒有電視，沒有手機，唯一與外界的聯系是每月一次的物資補給和醫療檢查。

研究團隊想回答一個問題：當現代人被剝離社交媒體、工作壓力和消費主義之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會變成什么樣？

招募過程異常嚴格。最終入選的14個人，年齡從23歲到41歲不等，職業背景各異。有便利店店員、公司白領、自由插畫師、護士、建筑工人、大學講師，還有一個剛離婚的家庭主婦。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現實生活中"活得很累"。

入選者之一的藤井健太，當時28歲，在東京一家廣告公司做策劃。他后來回憶說，報名那天他剛加完三天的班，在電車上看到招募廣告時，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我想停下來。"

另一位參與者村上真希，34歲，是一名護士。她在面試時說了一句讓研究員印象深刻的話："我每天照顧別人，但沒有人照顧我。我甚至不記得上一次有人問我'你還好嗎'是什么時候。"

2016年4月15日，14個人正式進入了那棟建筑。

最初的兩周，所有人都表現得客氣而疏離。他們像住在同一棟公寓里的陌生鄰居，見面點頭微笑，吃飯時聊幾句天氣，然后各自回房間。

最先打破僵局的是一個叫中村大輔的人。他35歲，之前是建筑工人，性格直爽，第十五天的晚飯時間，他突然說："我們這樣下去，跟各自在家待著有什么區別？"

沒人接話。他又說："明天我想把后院那塊空地翻一翻，種點東西。有沒有人一起？"

第二天早上，有三個人出現在了后院。

這是一個很小的開始，但事情從這里慢慢發生了變化。

第一個月結束時，他們自發形成了一些分工。有人負責做飯，有人負責打掃，有人照料菜園。這些分工不是誰規定的，而是在日復一日的相處中自然形成的。擅長做飯的人走進了廚房，喜歡安靜的人承擔了整理圖書室的工作。

第二個月的某一天，一個叫小林優子的女性和另一個叫渡邊亮的男性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起因很小——渡邊用完廚房后沒有清理臺面，小林說了他幾句，渡邊覺得她管太多，兩人的聲音越來越大，最后小林摔了門回了房間。

那天晚上，整棟樓都很安靜。沒有人去勸，也沒有人假裝什么都沒發生。

第二天早上，小林沒有出現在餐桌上。第三天也沒有。到了第四天，村上真希端著一碗粥敲了她的門。

"我不是來勸你的，"真希說，"我就是覺得你可能餓了。"

小林打開門，接過粥，什么都沒說。但那天下午，她出現在了公共區域。

這件事后來被研究團隊反復提起。他們說，在外面的世界里，人們吵完架可以各自回家，可以發朋友圈抱怨，可以找其他朋友傾訴。但在這個封閉空間里，你無處可去。你必須面對那個讓你不舒服的人，必須學會和不完美的關系共處。

三個月后，第一次真正的危機出現了。

一個叫田中誠的男人提出要退出。他41歲，是14個人中年紀最大的，之前是一名大學講師。他說自己受不了了，覺得每天的生活毫無意義，他懷疑這個實驗根本不會有任何結果。

按照規則，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退出。研究團隊問他是否確定，他說再想一天。

那天晚上，藤井健太找到了田中。兩人坐在后院的臺階上，藤井遞給他一罐啤酒。

"田中先生，你在外面的時候，每天有意義嗎？"藤井問。

田中沉默了很久，說："也沒有。"

"那就再待一陣子吧，"藤井說，"反正在哪里都一樣沒意義，至少這里有人陪你一起沒意義。"

田中后來沒有離開。

時間進入第六個月，一些更深層的變化開始顯現。沒有了社交媒體的比較，沒有了工作的壓力，沒有了消費的刺激，人們開始面對一些他們一直在逃避的東西。

那個叫山本加奈的自由插畫師，有一天在公共區域突然哭了起來。不是因為發生了什么事，而是她在畫畫的時候突然想起了去世的母親。她說在東京的時候，她忙得根本沒時間想這些，但在這里，安靜讓所有被壓下去的東西都浮了上來。

沒有人說"別哭了"或者"會好的"。中村大輔坐到她旁邊，什么都沒說，就那么陪著她。后來其他人也陸續走過來，有人給她倒了杯水，有人輕輕拍了拍她的背。

山本后來說，那是她第一次覺得悲傷是被允許的。在外面的世界里，你必須堅強，必須積極，必須在朋友圈里展示美好的生活。但在這里，你可以只是難過，而不需要為此道歉。

第八個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藤井健太和村上真希之間產生了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