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在一個冬天的傍晚走的。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我從縣城趕回村里，路上車打滑，差點翻進溝里。等我推開家門的時候，父親已經說不出完整的話了，只是眼睛一直盯著門口，像是在等什么人。

我跪在床邊，握住他的手。那雙手曾經那么有力，能一個人扛起一袋水泥，能把我高高舉過頭頂。現在卻瘦得只剩骨頭，皮膚上布滿了老年斑。

"爸，我回來了。"我說。

他的嘴唇動了動，我把耳朵湊過去，聽見他斷斷續續地說："柜子……里面……有個盒子……"

我以為他在交代存折的事，就說："爸，你別操心這些，先養好身體。"

他搖了搖頭，眼睛突然亮了一下，像是攢了很久的力氣，一字一字地說："你媽……沒死。她在……市里……當領導。"

我愣住了。

從我記事起，父親就告訴我，母親在我三歲那年得了急病走了，村里人也都這么說。

"爸，你說什么？"我以為他糊涂了。

但他的眼神很清醒，甚至帶著一種如釋重負的神情。他又說了一遍："你媽活著。姓周……周……"后面的話含混不清，他的手在我掌心里抖了幾下，然后慢慢松開了。

那天晚上，我在父親的遺體旁坐了一整夜。雪下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推開門，整個院子白茫茫的，安靜得像另一個世界。

辦完喪事后，我打開了父親說的那個柜子。那是個老式的樟木柜，鎖已經生銹了，我用螺絲刀撬開的。里面有一個鐵皮餅干盒，上面印著牡丹花，漆都掉得差不多了。

盒子里有幾樣東西：一張泛黃的結婚照，一封信，還有一張剪報。

結婚照上，父親穿著中山裝，年輕得我幾乎認不出來。旁邊的女人扎著兩條辮子，長得很清秀，眼睛彎彎的，帶著笑。我盯著那張臉看了很久，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那是我的母親，一個我以為已經死了二十多年的人。

信是父親寫的，但沒有寄出去。信紙已經發黃發脆，字跡是父親那種歪歪扭扭的筆跡。信上寫著：

"秀蘭，孩子很好，你不用掛念。他上學了，成績還行。我不會告訴他的，你放心。"

日期是1998年，那年我剛上小學一年級。

剪報是從一份市級日報上剪下來的，日期是2015年。上面有一張照片，一個穿著深色西裝的中年女人在會議上講話，圖片說明寫著"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秀蘭在會上發言"。

我把那張剪報和結婚照放在一起對比。二十多年過去了，人的變化很大，但眉眼之間還是能看出相似。特別是眼睛的形狀，和照片上那個扎辮子的姑娘一模一樣。

那一刻我的腦子里很亂，我不知道該憤怒還是該難過，或者該慶幸。我的母親活著，這本該是一件好事。但她活著，卻讓我當了二十多年沒媽的孩子。

我在村里長大，從小被人叫"沒媽的娃"。小學的時候，別的孩子有媽媽來接，我只有父親。父親是個泥瓦匠，手上總是粗糙的，指甲縫里嵌著洗不掉的水泥灰。他不會做飯，我們爺倆吃了好多年的面條和饅頭就咸菜。

村里的嬸子們偶爾會可憐我，塞給我一個煮雞蛋或者幾塊糖。有時候也會在背后議論："這孩子可憐，沒了媽。老林一個人拉扯，也不容易。"

我用了三天時間消化這件事，白天處理父親的后事，晚上就坐在那個鐵皮盒子前面發呆。我把那封沒寄出的信翻來覆去看了很多遍，試圖從字里行間拼湊出當年到底發生了什么。

后來我去找了村里的劉嬸，劉嬸今年七十多了，是村里的老人，什么事都知道。我沒有直接問母親的事，只是說在整理父親遺物，想了解一下父母當年的事。

劉嬸嘆了口氣，說："你爸這輩子不容易。你媽當年是鎮上供銷社的售貨員，長得好看，人也聰明。你爸去鎮上干活認識的她，追了好久才追上。結婚頭兩年還挺好的，后來你媽考上了大學，就不太一樣了。"

"怎么不一樣？"我問。

"你媽有本事后，調到了縣里的機關單位。你爸就是個泥瓦匠，大字不識幾個。兩個人差距越來越大。后來聽說你媽認識了縣里的一個干部……"劉嬸說到這里停了一下，看了我一眼，"你爸從來沒跟你說過這些？"

我搖搖頭。

"那年你才三歲。你媽跟你爸提了離婚，你爸死活不同意。后來你媽還是走了，把你留給了你爸。你爸覺得丟人，就對外說你媽病死了。村里人大多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看你可憐，也沒人戳破。"

我聽完這些，坐在劉嬸家的院子里，半天沒說話。冬天的風很冷，吹得人臉疼。

回到家，我又看了一遍那張剪報。周秀蘭，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我上網搜了一下，能找到不少關于她的新聞。歷任縣婦聯干事、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副縣長、市民政局局長……一路走上來，履歷很漂亮。

簡歷上婚姻狀況那一欄當然不會寫，但我在一篇早年的報道里看到過一句話，說她"家庭幸福，丈夫是市里某局的干部"。

所以她離開我們之后，又有了新的家庭。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再生孩子。如果有的話，那個孩子從小有媽媽陪著長大，有人給他梳頭發，有人給他做飯，有人在家長會上坐在下面聽老師講話。而我什么都沒有。

說不恨是假的。但那種恨不是咬牙切齒的恨，更像是一種鈍痛，悶在胸口里，說不清道不明。

過完年，我去了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