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市面上流行一種避稅措施：股東將用于私人使用的汽車（多為豪車）以公司的名義購買，掛在公司名下。這樣操作主要有幾個目的：

第一，從增值稅角度來說，一般納稅人企業以生產經營目的，購入機動車，取得機動車銷售統一發票后，進項稅額可全額抵扣（13%），直接減少企業當期應納增值稅。如果是豪車，那么企業就能最大限度地進行增值稅稅負的減負。

第二，從企業所得稅角度來說，個人以企業名義購買豪車，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車輛計入公司固定資產，按年限計提折舊，折舊費用逐年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減少應納稅所得額、少繳企業所得稅。二是車輛日常開支成本（比如車輛保險費、油費、維修費、停車費、過路費、保養費等），可以作為公司運營費用進行稅前扣除，進一步降低企業利潤與稅負。

第三，對于股東而言，正常進行企業分紅要交 20% 的個人所得稅。用本可用于分紅的款項，以企業名義購買車輛，則可規避 20% 個稅，實際上還是股東自己在使用。

當然了，除了上述三個主要的因素之外，還有一些附帶的因素，常見有：1.部分地區企業名下車輛上牌、搖號政策更寬松；2.商業保險、維修等對公渠道常有優惠；3.資產計入公司，可優化企業賬面資產規模，在融資、貸款上可以占據更多主動權等等。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現實中，“把豪車掛在公司名下”，不僅可能無法避稅，反而可能會觸及刑事責任。

一、企業所得稅風險

當前稅務機關對于企業購進豪車是否符合真實經營目的的審查尺度越來越嚴，雖然審查的 法定標準仍是“與生產經營的相關性”與“生產經營需要購入資產的合理性”相結合，但實務口徑已從 “明顯不合理才否定” 收緊為 “無充分經營必要即存疑”，并以必要性作為合理性核心標尺。

譬如，過往常見的“法拉利跑車拉貨”一般被認為不合理而被否決，而“豪華商務車接待客戶”是否合理便容易產生爭議——過去的口徑是，只要有接待、有客戶、有一定規模，通常認可 “合理”，不深究 “是否必須這么豪華”。而當下，是否具備商業上的必要性也成了審查因素，如果車輛價格與購進企業的營收情況出現不適配，企業規模小、營收低、利潤薄，卻購置遠超經營常規檔次的豪車，難以證明與取得收入直接相關且必要，則不予扣除 / 抵扣，甚至將面臨 納稅調增、補繳稅款、滯納金、罰款 。

稅務機關對企業購進豪車的審查，在法律標準上仍為 “相關性 + 合理性”，但實務尺度已從 “明顯不合理才否定” 收緊至 “無充分經營必要即存疑”，并以 “必要性” 作為判斷合理性的核心標尺；即使是用于商務接待的豪華車輛，若其價格與企業營收、利潤規模明顯不適配，且無法提供完整經營用途證據，也極易被質疑不符合真實經營目的。

二、增值稅風險

而從增值稅角度來說，根據2026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納稅人的下列進項稅額不得從其銷項稅額中抵扣：（一）適用簡易計稅方法計稅項目對應的進項稅額；（二）免征增值稅項目對應的進項稅額；（三）非正常損失項目對應的進項稅額；（四）購進并用于集體福利或者個人消費的貨物、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對應的進項稅額；（五）購進并直接用于消費的餐飲服務、居民日常服務和娛樂服務對應的進項稅額；（六）國務院規定的其他進項稅額”。

怎么理解《增值稅法》第二十二條所列舉的情形？我們舉兩個例子：某一般納稅人房產租賃企業，對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取得的房產選擇簡易計稅。公司購入豪華商務車，專門用于該部分出租房產帶看、租戶洽談、房屋巡檢。車輛購車進項、后續油費、維修費等進項，均不得抵扣。（適用《增值稅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簡易計稅項目）

再舉個例子：農業企業銷售自產農產品（增值稅免稅），購入越野車，專門用于種植基地巡查、農戶對接、農產品外銷洽談，車輛及用車支出對應的進項稅額不得抵扣。（適用《增值稅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免稅項目）。

而《增值稅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所規定的“購進并用于集體福利或者個人消費的貨物、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對應的進項稅額”，則常見于本文所提到的以公司名義購買車輛，且個人使用的情形。結合法條規定可見，如果登記在公司名下的車輛，專門用于個人使用（比如老板/股東日常私人出行使用）、專門用于集體福利（比如用于員工班車等）、用于簡易計稅和免稅項目的，則不能抵扣。除非有明確、合理的證據證明混用，則可依照法律規定按比例抵扣。

舉例1：企業購入百萬級豪車，長期由股東、法定代表人私人出行、家庭使用，極少用于公司經營，屬于個人消費，車輛及油費、保險、保養等進項全額不得抵扣。

舉例2：公司購置多臺車輛，統一用作高管員工通勤班車、集體團建出行，屬于集體福利，相關進項稅額不予抵扣。

三、刑事責任風險（職務侵占）

稅收征管之外，從刑事責任角度而言，豪車掛在公司名下，在未來甚至有可能會引發刑事責任。

實踐當中，許多老板會這么操作，以公司的名義買豪車，豪車掛在公司名下，等過個幾年，再以自己的名義從公司低價購入“折舊”的車輛（3%-5%），以此實現 “前期占有、后期確權” 。

這種操作在傳統家族企業中，因公司與家族財產高度混同、治理不規范、內部默許，刑事風險一度不突出， 因為過往中、小、微企業投資人和高級管理人員主要是家族成員，相互之間有親緣聯系，且公司財產、公司利益與家族高度混同，公司高價買入、個人低價接盤的操作往往被默許，因此一般不會觸及刑事責任。

但是隨著疫情后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化，許多家族企業被外部資本接管，這種情況下必然涉及對過往資產交易情況的審計，一旦“低價接盤公司資產”被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則極有可能被指控職務侵占罪——這在股東爭奪權力發展到白熱化階段時屢屢發生。

或許有觀點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 船舶、航空器和機動車等的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可見車輛作為特殊動產，登記作為權屬條件僅限于“判斷是否對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并不能作為所有情況下的權屬判斷條件，因而車輛若由股東個人出資，以公司名義購買，仍然可以認定為股東個人資產。

這一觀點確有其合理之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在具有書面《車輛代持協議》、《掛靠協議》，同時車輛一直由股東私人使用，未就郵費、保險費、維修費在公司進行報賬，公司財務上未將車輛作為固定資產入賬，才將股東作為實質所有權人，如果沒有書面代持協議，或公司將車輛計入固定資產、按月折舊、抵扣增值稅，財務未就車輛代持作特殊處理，則車輛將被認定為是公司資產，股東購車出資僅認定為對公司的借款或資本投入（資本公積），股東只有債權 / 股權，不就車輛享有所有權。

四、總結

“豪車掛公司名下” 的操作，稅務上因審查趨嚴極易被納稅調增、補稅罰款；刑事上若存在長期私用 + 低價轉讓 + 職務便利，極易被認定職務侵占罪。尤其在股東爭權、外部盡調、破產清算場景下，歷史 “避稅” 操作可能轉化為刑事指控的關鍵證據，風險極高。

除上文提到的涉稅行政風險、刑事風險外，即便是民事層面，以公司名義購買豪車也有“個人資產流失”風險：比如，公司把車輛賣給不知情的第三人，第三人可基于《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條主張善意取得，再比如，公司涉訴案件中，如果公司前期就該車輛設置抵押權，后期債權人可以基于車輛登記而進行對其進行查封申請，實際購買車輛的股東想要實現救濟則相對困難。

[完]

葉東杭律師

廣東知恒（前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知恒刑事中心數字經濟與網絡犯罪辯護部顧問，高校法學院證據法學課程校外導師。從業期間，葉東杭律師主攻稅務犯罪、信息網絡犯罪、經濟犯罪辯護，撰寫稅務犯罪文章數十篇，每年經辦大量刑事案件，擁有豐富的稅務犯罪、信息網絡犯罪辯護經驗，曾辦理多件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件，涉及建設工程、成品油、制造業、財務咨詢、出口貿易、自媒體行業。同時曾在經辦的多個案件中取得不起訴、無強制措施釋放、緩刑、勝訴、二審改判勝訴等成果及偵查階段取保候審、不批捕取保候審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