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四十五歲，在尼日利亞經營著兩家中型塑料制品廠和一家建材貿易公司。除去所有的開銷和打點當地關系的暗賬，我每年的純利潤保守估計在三百多萬人民幣。

在國內那些過去的朋友眼里，我是個不折不扣的傳奇人物，是他們在酒桌上常常用來吹噓的“人生贏家”。

在這個只要有錢就能享受特權的國度，我住著帶游泳池和高壓電網的豪宅，出門有防彈級別的越野車，甚至，我還入鄉隨俗，合法地娶了三個當地的老婆。

金錢、地位、齊人之福，這些世俗意義上男人夢寐以求的東西，我似乎全都攥在了手里。可是只有我知道，這件用鈔票編織起來的華麗長袍里，爬滿了多少咬人的虱子。

這一切，還要從十二年前我剛踏上這片紅土地時說起。那時的我，在國內剛剛經歷了一場慘痛的破產，背著幾十萬的債務，帶著一種近乎亡命天涯的決絕來到了西非。最初的日子，沒有光鮮亮麗，只有汗水、泥土和無盡的兇險。

我跟著幾個老鄉在卡諾的雜貨市場倒騰二手服裝和小五金。那里的太陽毒得能把人的皮膚烤蛻一層皮，空氣里總是彌漫著香料、旱廁和劣質香水的混合味道。

在那段最底層、最灰暗的日子里，我感染了惡性瘧疾。那種感覺至今想起來都讓我不寒而栗。高燒四十度，骨頭里像是有千萬只螞蟻在啃噬，我躺在用鐵皮搭成的簡易棚屋里，連喝一口水的力氣都沒有，甚至已經做好了客死他鄉的準備。

后來是阿米娜救了我。她當時是我雇來整理倉庫的當地女孩，沉默寡言，手腳麻利。在我昏迷不醒的三天三夜里，是她一直守在我的行軍床邊。她用當地土法熬制了一種苦得讓人作嘔的草藥汁，一勺一勺地灌進我的嘴里；她不停地用浸過涼水的毛巾擦拭我的額頭和脖子。當我終于在一身透汗后睜開眼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阿米娜那雙因為熬夜而布滿血絲的眼睛。

病好之后，我給了她家幾頭牛的錢作為彩禮，按照當地的習俗娶了她。那時的婚姻，沒有任何浪漫可言，更多的是一種在異國他鄉抱團取暖的本能。我需要一個能在生活上照顧我、在當地幫我處理繁瑣小事的幫手，而她，需要一個能讓她吃飽飯、不用再每天扛著幾十斤重物換取微薄薪水的依靠。

阿米娜為我生了兩個兒子，她始終保持著一種敬畏的心態對待我。她不會說英語，只會說當地語，我們之間的交流往往需要連比劃帶猜。即便后來我發跡了，買了大房子，她依然習慣性地坐在廚房的地板上用手抓著吃那種黏糊糊的木薯面團。她是我在這個國家的根基，卻永遠無法進入我的精神世界。

隨著生意規模的擴大，我把大本營搬到了南方的經濟中心拉各斯，開始涉足利潤更豐厚但也更復雜的制造業。在這個地方做生意，如果沒有強大的本土勢力作為靠山，你的工廠就像是擺在狼群面前的一塊肥肉。海關的刁難、稅務的無理罰款、當地黑幫的勒索，甚至附近村莊隔三差五的斷路鬧事，能把一個外資老板生生逼瘋。

在一次險些導致我一家工廠被當地暴民砸毀的危機中，我通過中間人結識了當地一位頗具影響力的部族長老。為了徹底平息事端，并為我未來的生意鋪平道路，在一番心照不宣的利益交換后，我迎娶了長老的侄女，格蕾絲。

這是我的第二段婚姻，一場徹頭徹尾的商業聯姻。格蕾絲和阿米娜完全不同。她受過教育，可以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渾身散發著一種理直氣壯的傲慢。她嫁給我的第一天，就帶進了六個隨從和保姆，理所當然地占據了別墅里最大的一套連通房。

格蕾絲確實幫我擋掉了很多外部的麻煩，只要有當地人來工廠找茬，她只需要打幾個電話，或者親自出面用當地語言嚴厲地呵斥幾句，那些人就會灰溜溜地散開，但我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極其慘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