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城市圈”

近日，各地陸續公布了2025年的人口數據。廣東一省凈增常住人口79萬，深圳、東莞、廣州包攬全國城市增量前三名；而經濟總量長期與廣東并稱“雙雄”的江蘇，首次出現1978年以來的常住人口負增長——全年減少8萬人。

幾乎同一時間段，國務院印發《關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實施意見》，明確基本公共服務要與戶籍逐步脫鉤，由常住地提供。官媒評論《戶口以后沒那么重要了》隨之刷屏。

一邊是人口版圖上的“用腳投票”，一邊是戶籍制度上的“破冰改革”。兩件事疊加，讓一個問題變得格外尖銳：同樣位于沿海、同樣經濟發達，為什么珠三角對人口的吸引力遠超長三角——尤其是江蘇？廣東的“正青春”與江蘇的負增長，究竟折射出怎樣不同的發展哲學？一個更深層的追問隨之浮現：江蘇的路徑，還能走多遠？

（圖源“城市圈資源庫”）

一、“產業結構說”有道理，廣東不只靠“中低端”

一個在網絡上流傳甚廣的判斷是：珠三角產業鏈“厚”，高中低檔俱全；長三角尤其是江蘇一味追求“高端化”，將中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外遷，導致中等及以下技能崗位銳減。浙江是個“小號珠三角”，但體量無法與廣東匹敵。這個判斷有數據支撐，但也需補充。

先看廣東。2025年，廣東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上工業比重達34.7%，裝備制造業占比59.6%，分別高出全國17.6和22.8個百分點。工業機器人、民用無人機、服務器等產量均居全國前列。這說明廣東并未放棄高端制造——事實上，其高端制造占比在全國遙遙領先。高明之處在于，廣東在發展高端產業的同時，沒有把中低端產業和市場空間全部“清空”。東莞從“三來一補”重鎮轉型，既守住傳統制造底盤，又集聚新興產業。這種“熱帶雨林”式的生態，讓博士和初中畢業者都能找到立足之地。

再看江蘇。江蘇近年來產業升級極為堅決。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規上工業比重已突破52%，研發投入強度3.36%。蘇南集中于集成電路、生物醫藥、新能源等尖端領域。結果是人均GDP大幅領先——江蘇16.7萬元，廣東僅11.4萬元。然而，“精英花園”的圍墻也隨之立起。勞動密集型崗位萎縮，對低學歷務工人員形成事實上的擠出。江蘇每年凈遷入22.7萬人，但主要面向高學歷者，體量無法扭轉總人口的下降趨勢。一個令人不安的疑問是：當低技能勞動者被系統性“請出”江蘇，誰來支撐城市的日常運轉？誰來構成消費的底座？

浙江從側面印證了“厚度”的重要性。浙江保留了輕工、商貿、電商生態，2025年凈增31萬人，是長三角唯一連續正增長的省份。但浙江僅6701萬人，體量無法撐起整個長三角的就業底盤。

由此可見，產業的厚度決定人口吸納的寬度。廣東用金字塔式生態維持全譜系吸納，江蘇用橄欖核式結構在效率與包容間做了取舍。只不過，這個取舍的代價，正在人口數據上一天天顯現。

二、“自然萎縮”才是硬傷：江蘇正被老齡化吞噬

江蘇負增長并非因為沒人來。凈遷入22.7萬人，全國前列。真正的原因是自然增長塌陷：出生35.8萬，死亡66.5萬，缺口30.7萬。遷入的增量根本填不滿“老去”的窟窿。

背后是深度老齡化：江蘇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9.03%，遠超14%門檻；出生率僅4.2‰，只有廣東（7.82‰）的一半。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低生育率已持續多年，并非短期波動。這意味著江蘇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不可逆的老化。

反觀廣東，人口極度年輕：深圳平均年齡32.5歲，14-35歲青年近半，比上海年輕10歲。東莞、廣州、佛山均低于35歲。廣東自然增長29萬（出生100.3萬，死亡71.3萬），是全國唯一出生人口連續六年超百萬的省份，連續八年蟬聯第一生育大省。

即便產業結構相同，江蘇也會因人口代際斷層處于劣勢。老齡化不只是“銀發浪潮”，它關系到整個社會的活力、消費能力、創新動力和代際傳承。一個不斷老去的省份，即便人均GDP再高，也難以維持長期競爭力。

簡言之，產業結構決定“來不來”，人口年齡結構則決定“生不生”和“留不留”。兩者疊加，江蘇既要吸引高端人才，又要應對老齡化。有預測2030年江蘇常住人口約8000萬，2050年降至4000-5000萬。面對這樣的前景，人們不禁要問：一個持續“縮水”的江蘇，還能在未來的區域競爭中占據什么位置？

三、“戶口不再重要”：舊玩法失效，新規則降臨

《實施意見》是國家層面首次圍繞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專門文件，聚焦教育、公租房、社保、醫保、就業和兜底服務。核心邏輯清晰而深刻：基本公共服務與戶籍脫鉤，由常住地提供，并推廣居住證互認、常住年限跨域累計——跨城不再清零，勞動者的“生命時間”成為隨身資產。

對珠三角是重大利好。過去“易進難安”，政策落地后，外來務工子女可從幼兒園讀到高考，靈活就業者可參加常住地醫保，未落戶家庭可納入公租房。這將大大增強人口“黏性”。

對江蘇則是嚴厲的倒逼，甚至是對其發展模式的一次拷問。過去依賴戶籍門檻篩選人口、控制公共服務支出的策略“徹底失效”。當“戶口紅利”退潮，城市競爭力取決于公共服務的真實質量。而江蘇長期以來對低技能勞動者的“隱形排斥”，恰恰暴露了其公共服務體系的短板——它習慣為“被選中的人”服務，而非為所有人服務。當改革迫使江蘇打開大門，它是否做好了準備？如果依然固守“精英篩選”的舊邏輯，人口的流失只會進一步加速。

（圖源“城市圈資源庫”）

四、兩條路徑，同一種追問：城市為誰而建？

人口負增長時代，每個個體都是稀缺資源。未來競爭不再是“誰給的戶口更值錢”，而是“誰能讓人安心留下來”。

江蘇首次負增長是一個深刻信號：單一追求產業高度而忽視人口包容性的模式正遭遇瓶頸。產業“含金量”固然重要，但沒有足夠的人口，長期活力終將被侵蝕。一個只有高端人才、沒有普通勞動者的城市，連基本運轉都難以維系——誰送外賣？誰掃街道？誰修水電？誰照護老人？這些看似瑣碎的問題，決定著城市能否正常呼吸。江蘇似乎正在用“精英化”的篩子，把自己篩成一座“空中樓閣”。

廣東的領先證明：對普通人的接納程度決定經濟韌性。當城市愿為月薪三千的勞動者留一片天地，為打工者子女提供課桌，為外賣騎手繳納社保，這片土地就會獲得豐厚的人口回報。

從GDP看，兩省差距正逐步收窄。2025年廣東GDP14.58萬億，江蘇14.24萬億，差距約3400億。江蘇增速連續六年超廣東，按此趨勢，總量超越可能在數年內發生。

然而，一個根本問題隨之浮現：人口持續萎縮，GDP總量就算超過了，又意味著什么？GDP終究是人的經濟活動，人少了，增長的成色也就打了折扣。江蘇若以人口收縮為代價換取總量反超，不過是一場“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式的虛胖競賽。到那時，GDP數字上的“勝利”，更像是對一個正在空心化的經濟體的蒼白諷刺。

從人口規模看，江蘇負增長剛剛開始且具長期性，廣東增長慣性仍在。江蘇人口追平廣東的概率微乎其微。兩省的人口差距，不是一時波動，而是一條不斷擴大的鴻溝。

從人均看，江蘇全面領先：人均GDP16.7萬vs11.4萬，人均可支配收入5.54萬vs5.15萬。這說明“精英化”路線帶來了更高人均產出。但人均亮眼不能掩蓋總人口塌陷的長期隱患——消費萎縮、勞動力減少、創新活力下降，這些都不是人均數字能衡量的。一個越來越“精致”卻越來越“小”的江蘇，還能維持多久的高人均？

從發展趨勢看，江蘇的最大挑戰不是“能否超過廣東”，而是“如何應對人口長期萎縮”。若在負增長中仍能實現經濟總量反超，固然難得，但用更少的人口撐起更大總量，壓力巨大。經濟活力、消費市場、創新生態都會受到人口收縮的制約。到那時，GDP超越更像空洞的數字勝利，而非真正的經濟強盛。

真正需要反思的，是那種“只要高端、不要中低端”的產業偏執。產業“含金量”固然重要，但沒有足夠的人口來填充、消費和傳承，長期活力終將被侵蝕。廣東的經驗表明，對普通人的接納程度，決定了一個區域的長期經濟韌性。而江蘇，正在為它的“挑剔”付出代價。

人口流向哪里，經濟的未來就在哪里。2025年的數據給出清晰信號：當戶口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一座城市的包容與溫度。江蘇在GDP總量上超過廣東，或許在不遠的將來就會發生；但若失去了人口這個“底牌”，那樣的超越更像是一場“虛妄”的加冕。誰能在“留人”長跑中走得更遠，誰就能握有更厚的底牌。回望蘇粵的殊途，一個日漸清晰的判斷浮現：一條路通向更有厚度的未來，另一條則可能通向一個“精英卻孤獨”的死胡同。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比我們想象的更為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