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若楠

責編|郭新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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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第14屆內地與港澳法律研討會在福建省廈門市召開。本屆研討會以“深化內地與港澳法治合作，服務高質量共建海上絲綢之路”為主題，從內地與港澳法治交流的現實需求出發，聚焦法治協同、規則對接、人才共育、服務開放等重要議題展開研討，為在法治軌道上高質量共建海上絲綢之路描繪了新的發展藍圖。

加強規則機制銜接，激活開放發展動能

自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提出以來，“一帶一路”建設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愿景變為現實，從謀篇布局邁向精耕細作。共建“一帶一路”已成為當今世界范圍最廣、規模最大的國際合作平臺。粵港澳大灣區在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前提下，商貿往來日益繁茂，要素跨境流動更加順暢，新質生產力發展成效逐步顯現。

習近平總書記2025年在廣東考察時指出，“要著力深化粵港澳合作，加強科技創新合作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進規則機制‘軟聯通’，加強立法、執法、司法各環節全流程協作，有效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

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國法學會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長張勇在研討會上表示，當前，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立法、執法和司法協作已經成為內地及港澳法學界和實務界的重點研究課題和關注領域，也是實現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重要路徑和破解之道，大灣區立法協作可以研究借鑒內地區域協同立法的制度經驗，就共同性或者關聯性的事項開展立法領域的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規則之治”的核心是“規則協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賀海仁表示，探索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的道路，離不開規則、體制、機制的共同作用。他認為規則協同就是一個“法治工程”，可以通過確立大灣區的法學知識體系，實現大灣區法治工程學的理論建構，將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轉化為可設計、可施工、可驗證的工程化形式，從而解決大灣區規則碎片化、機制化不足，重點領域突破難等深層次問題。

在當前備受關注的人工智能領域，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則銜接問題同樣引人注目。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助理院長、教授易在成表示，數據是人工智能的核心生產要素之一，但三地在數據跨境流動的規制上仍存在較大差異，建議建立跨境數據流動白名單機制，搭建合規數據的共享平臺，制定數據分類分級的行業標準，通過這些“軟聯通”的舉措促進數據跨境流動和粵港澳大灣區人工智能產業迭代升級。

強化法治人才培養，打造國際人才聚集高地

“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

法治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是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戰略布局的重要力量支撐。隨著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推進，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不斷加快，面臨跨境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領域的法律事務和國際爭議復雜多元，對“懂中國、通國際、精法律”的復合型法治人才的需求也日益迫切。

司法部律師工作局涉外涉港澳臺管理處三級調研員張瑩表示，發揮港澳法治優勢、助力國家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關鍵在協同，重點在實效。要緊扣國家涉外法治需求，健全三地協同育人培養機制，共建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實踐基地，整合三地優質師資力量，聯合打造特色精品課程，常態化選派法學生、青年律師、仲裁員等到港澳律所、仲裁調解機構、法律部門跟班學習，直接參與跨境法務、國際仲裁等一線實務，支持三地律所和律師依托合伙聯營、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試點等政策，深化業務協作。

內地的人才走出去，港澳的人才也要走進來。2020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該辦法允許香港、澳門的律師通過專門組織的執業考試后，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的9個內地城市辦理民商事法律事務。目前，已有640余名港澳律師成為大灣區律師。

香港律師會民事訴訟委員會委員陳浣恩表示，香港律師熟悉普通法，但對民法典等法律的內容仍需系統學習。在區域合作持續深化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可以讓律師在處理跨境業務時同時具備兩種法律思路，復合型人才將發揮更長遠、更具價值的作用。

“區域融合關鍵是要素流動，要素流動核心在人，專業人才能不能順暢跨境執業，直接關系到大灣區建設的深度和質量。”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法學院教授葉靜漪表示，港澳人才在大灣區的流動通道已從就業準入邁向執業便利，制度壁壘逐步消解，要進一步加強執業資格互認、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接續以及勞動爭議解決等方面的規則銜接，助力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端人才集聚地。

創新跨境法律服務，助推商事海事糾紛多元化解

今年5月，一宗涉及中國和新加坡當事人的國際海事爭議經國際調解院調解圓滿解決。這是國際調解院自2025年10月正式成立以來成功調解的首宗國際海事爭議，也是香港海事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的突破性案例。

在此次研討會上，如何通過法律服務的創新助推跨境糾紛多元化解，促進海絲沿線國家互利共贏也是與會專家學者熱議的話題。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鄭家純基金國際法教授兼副院長趙云表示，國際調解院用調解的方式進行爭議解決，順應了國際社會對于非對抗、低成本、高效率解決爭端的迫切需求，也體現了“和為貴”的儒家智慧。他建議在香港、廈門等主要航空航運樞紐城市探索建立海上絲綢之路國際法律爭議解決平臺，形成仲裁協議、調解訴訟有機銜接的多元化爭議解決機制，同時依托海上絲綢之路強化與沿線國家的法治合作機制，構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

廈門國際商事法庭副庭長、全國審判業務專家王池認為，國際商事法庭與傳統的涉外審判庭有著本質的區別，承載著建設國際商事解決糾紛優選地的使命，必須構建起訴訟、仲裁、調解三位一體的國際商事爭端解決體系，為中外當事人提供公平、高效、便捷、透明的涉外法律服務。

廈門大學知識產權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廈門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兼職研究員董慧娟表示，在跨境貿易糾紛化解過程中，仍存在規則適用有差異、域外法查明成本高、調解—仲裁—訴訟等程序間銜接不暢、涉外法律服務供給有限等問題。應進一步發揮中國“一國兩制三法域”的優勢，持續推進內地與港澳規則銜接與制度對接，健全商事海事糾紛“一站式”解決平臺，倡導調解先行，疏通仲裁與司法確認、執行等協作渠道，并充分發揮海絲中央法務區等平臺的資源和信息優勢，為高質量共建海上絲綢之路提供更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保障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