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地主帶領(lǐng)全家積極抗日，升任旅長卻遭質(zhì)疑，毛主席關(guān)心：有人在暗中排擠你嗎？

1939年初，冀中平原的冰還沒化，八路軍一二〇師在高陽召開了一場簡短卻關(guān)鍵的碰頭會。賀龍攤開地圖，用煙斗點著唐縣西坡一帶：“這一塊，必須有人頂。”參謀們面面相覷，因為那里駐著一支出身頗為特殊的地方武裝——領(lǐng)頭人高士一，任丘有名的大地主。

不少干部心里犯嘀咕：地主能不能和紅軍并肩打仗？可形勢不給猶豫余地。早在1937年秋，盧溝橋槍聲傳到任丘，高士一把祖上傳下的鹽號、棉行、船隊一股腦兒折現(xiàn)，一口氣買了300多條步槍。他對兄長高士坦說：“家財要是守不住國家，守著也沒勁！”兄長只是點頭：“那就干。”

隊伍很快擴張到兩千余人，清一色灰衣黃包襖，紀律卻比不少地方保安團硬得多。村里老人回憶：“丟一把菜刀都得賠三把。”日軍第一次夜襲高家場沒討到便宜，反倒留下數(shù)十具尸體。第二天，敵人送來勸降書，高士一撕得粉碎，只留一句話：“要想進屋，踏著我高家人的尸身來。”

收編工作仍然充滿阻力。西坡村的土院里，賀龍看完隊列，繞著跑了兩圈才開口：“槍是新槍，心也是新心。”旁邊副旅長王尚榮低聲提醒：“出身問題還得講。”賀龍擺手：“打得好，出身就不成問題。”兩天后，獨立第四支隊改編為冀中軍區(qū)獨立第一旅，高士一掛上旅長臂章。

磨合真正的考驗來自戰(zhàn)場。4月，南留路伏擊展開，高士一埋伏三個營，自己騎著劈柴驢往返督戰(zhàn)。黃昏槍聲停息，一旅繳獲輕重機槍四十余挺，擊斃日軍大隊長吉田。戰(zhàn)果電報飛到延安，毛澤東批紅字：“可嘉，可學(xué)。”只是批語下面，毛澤東又添了一行詢問：“有人排擠你嗎？”高士一后來憶及此事，笑說：“主席關(guān)心得很，排擠不如排子彈狠。”

戰(zhàn)功固然能消釋疑慮，但戰(zhàn)爭遠未結(jié)束。1943年，高士一奉命赴延安中央黨校。課堂外，他常往棗園跑，給后方寫物資清單。一次匯報結(jié)束，毛澤東握著茶缸問他：“冀中缺什么？”他答：“藥棉、布匹、鹽。”毛澤東點頭：“回去能弄到？”“路熟，人熟，能。”這三句對話后來成了冀中秘密貿(mào)易網(wǎng)的起點。

1944年，他沿著白洋淀—太行—陜北的曲折通道，把棉紗、藥品一批批送進根據(jù)地；返程時，又把小米和皮毛帶回平原。有人揶揄：“地主出身，做生意還是一把好手。”高士一只回一句：“后勤跟不上，前線就是空話。”

抗戰(zhàn)勝利，他調(diào)晉綏軍區(qū)主管供給。山地運輸艱難，他提議把川北騾馬集中調(diào)撥，配以滇緬舊線留下的背伕。方案執(zhí)行三個月，糧布到位率提高兩成。新中國成立后，他轉(zhuǎn)到西北財經(jīng)委員會任職，仍舊離不開算盤和帳冊。家族十七名男丁，有九人倒在不同戰(zhàn)場；高家的老宅早被炮火夷為平地，只剩一塊斷碑，上書“報國”二字。

1968年春，高士一病危，同事探望，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在西坡村那段考察，說了句：“打仗，先看人心。”語畢，合眼。任丘人后來修志，把那句話刻在烈士墻旁，提醒后生：身份可以是過去，立場永遠要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