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但沒有市場經濟，是萬萬不能的。

“如果我們早點搞市場經濟，是不是就可以早點富裕起來？”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卻觸及了近代以來我國發展道路的核心思考。當我們回望世界經濟發展史，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那些最早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如英國、荷蘭等等，不僅率先實現了工業化，而且至今仍是世界舞臺上經濟實力雄厚、工業底蘊深厚的發達國家。

這一歷史現象并非偶然，而是市場經濟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其核心在于通過價格信號引導生產要素流動，通過競爭機制激發創新活力，通過產權保護激勵財富創造。

從歷史維度審視，我們很容易發現，市場經濟的發展程度與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我們早點搞市場經濟，的確就可以早點富裕起來。

從歷史上看來，英國被公認為世界上第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早在18世紀中葉，英國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這也為英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但早期市場經濟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一個長達幾個世紀的確立、擴展和不斷完善的過程。

英國市場經濟的確立伴隨著一系列制度創新：統一的法律體系保障了契約的執行，專利制度保護了發明創造，金融為工業化提供了資本支持。正如經濟學家所指出的，“最早的工業幾乎完全是自由市場的產物”。市場經濟的精髓不是簡單的“自由放任”，而是“國家把暴力使用權讓渡給規則”，讓價格信號而非君主的任性配置資源。

英國工業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市場經濟環境下蓬勃發展的企業家精神。德國學者桑巴特指出，企業家精神是“一種勇武的精神”“一種不安靜和不疲倦的精神”，與市民精神一道組成了市場經濟精神。在18世紀的英國，清教徒發明家、企業家占到近乎50%的比例，而清教徒在總人口中才占5%。蒸汽機的發明者瓦特、焦炭煉鐵法的發明者達比等都是清教徒，英國各行業最大的企業也多由清教徒創辦。

市場經濟的確立使英國經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在工業化之前，英國工人的實際工資曲線基本上是平的，只有在工業化以后，工資水平才扶搖直上，走出了馬爾薩斯陷阱。到19世紀50-60年代，英國成為世界工業中心，消費各國的原料，同時供給它們必需的工業品。1900年，英國在世界貿易中所占比重達到19%，位居世界第一。

如果說英國是工業化的搖籃，那么荷蘭則是商業的典范。這個面積僅相當于兩個半北京、三分之一土地在海平面以下的低地國家，在17世紀憑借市場經濟的力量成為世界貿易中心，贏得了“海上馬車夫”的美譽。

荷蘭的崛起始于其明智的戰略選擇：放棄在歐陸大地與諸國爭雄，專注于發展海上貿易和運輸業。面對匱乏的陸地與人力資源，荷蘭充分發揮其地理優勢——位于歐洲中心，面朝大西洋的北海，背靠廣袤的歐洲大陸，歐洲的兩條主要水道從這里入海。荷蘭人修建了多條運河，構成了當時歐洲最發達的水上交通網，使其具備了成為歐洲新的商品集散地的可能。

荷蘭的市場經濟發展體現在其商業模式的創新上。與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暴力進行財富掠奪不同，荷蘭人選擇了依靠商業貿易來積累財富。他們設計了一種造價低廉的船只——僅能運送貨物而不可裝置火炮，甲板很小以減少船稅。這種創新使荷蘭的造船成本只有英國船只的一半，貨物運費也相應降低，從而在競爭中占據優勢。

荷蘭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特征是金融體系的創新。1609年，阿姆斯特丹銀行成立，隨后各種銀行林立，使荷蘭成為歐洲的儲蓄和兌換中心。荷蘭人還開創了股票市場，進行融資和投機，阿姆斯特丹的股票市場被后人稱為“17世紀的華爾街”。這使荷蘭海上霸權有了強大的金融支持。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成立是市場經濟組織形式的重大創新。1602年，荷蘭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聯合的股份公司——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通過向全社會融資的方式，東印度公司成功地將分散的財富變成了自己對外擴張的資本。成千上萬的國民愿意把安身立命的積蓄投入到這項利潤豐厚同時也存在巨大風險的商業活動中，一方面出于對財富的渴望，更重要的是荷蘭也成為東印度公司的股東之一，大大增加了東印度公司的權限和信譽。

市場經濟使荷蘭這個小國創造了經濟奇跡。在17世紀末期，荷蘭僅靠著200萬人口和16萬海員的海上商業力量，卻囊括了全世界4/5的海上運輸量。1670年時，荷蘭擁有的商船噸位超過英、法、德、葡、西等西歐主要國家擁有噸位的總和。這些商船隊在世界各大海洋中游弋，幾乎壟斷了各國的貿易，荷蘭真正成為世界貿易的“海上馬車夫”。

與英國和荷蘭相比，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走了一條更為曲折的道路。歷史研究表明，我國并非沒有市場經濟的基因，相反，我國市場經濟的萌芽出現得很早，但受制于各種因素未能充分發展。

盡管明清時期國內市場經濟發展到相當程度，但與英國、荷蘭相比，仍存在明顯的制度性障礙。我國的市場經濟始終受到集權體制的制約，未能像歐洲那樣發展出保護私有產權、鼓勵商業創新的完整法律體系。當時明清通過鹽鐵專賣、官營手工業等方式對關鍵經濟部門保持控制，也限制了民間資本的積累和創新活力的釋放。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國當時缺乏像英國《大憲章》那樣的法律傳統，未能將“王在法下”的原則制度化。權力不受制約導致產權缺乏保障，商人階層雖然積累財富，但社會地位低下，難以形成推動制度變化的社會力量。這種制度環境使得國內的市場經濟始終處于“早期”階段，未能實現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型。

1978年對外開放后，我國選擇了市場經濟道路，開始富裕起來。我國所走的市場經濟之路，不是自由市場經濟，而是賦予了本地特色的市場經濟。對外開放40多年可以說是我國綜合國力增強最顯著、人民得到實惠最大的時期。

事實上也是在同一年，1978年2月，華國鋒在工作報告中稱：“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同年11月，工作會議也指出，現在有1億多農民口糧在300斤以下，吃不飽。而當時全國職工人均住房面積也只有3.6平米。

也就是在這一年，為了明白當時世界經濟的真實情況，以及我國在其中的具體位置，出現了49年以來第一次出國出境考察高峰，一年派出了幾十個考察團，也帶來了極大的震動。

當時古牧同志帶隊訪問歐洲多國，驚訝發現西德一個年產5000萬噸的露天煤礦只需要2000名工人，而國內需要16萬人，效率就相差了80倍。而法國一座鋼廠年產350萬噸鋼也僅需7000名工人，而國內武鋼當時年產鋼僅230萬噸，還需要6.7萬人。

丹麥的農業人口僅占總人口的6.7%，卻能夠產出足夠全國三倍人口所需的糧食、牛奶以及豬肉牛肉。

我們能說什么？我們肯定不能說外國人更勤勞，而這背后最本質的差別，就是市場經濟。

到今天，仍然還有大批人懷念從前過去那個時代，事實上當你看到這些數據，就知道對外開放絕對是最正確最明智的選擇，尤其是在當時那樣一個經濟背景之下。

至于如果可以更早搞市場經濟的話，那么今天的我們，其地位可能會比現在的美國還要強盛得多。當然，從時間線上來看，這個“更早”至少需要追溯到明清時期。

end.

作者：羅sir，關心人、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后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