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興邦：從追趕到引領的中國產業升級之路》

喬標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5年12月

文｜喬標

如果說過去40年，中國制造是在一條寬闊平坦的賽道上順勢疾行，那么今天，我們已然攀至制造強國的半山腰，前路坡更陡、坎更密，考驗著爬坡過坎的智慧、耐力與定力。這是一場關乎國運的生存攀登，我們必須找到通往峰頂的正確道路。

為什么我們必須堅守制造業？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財富之源”，強調“制造業必須筑牢”。這一系列重要論斷，徹底打破了對西方工業化理論的迷信，從根本上扭轉了輕視實體經濟的風氣，明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航道”。

我們之所以必須堅守制造業，主要是基于對制造業發展規律和對我國國情的深刻洞察。

首先，人口量級的差異，決定了我們不能走西方國家“精英金融路線”。英國工業化巔峰期人口僅有2000萬，美國至今也僅3.5億人口，其高端服務業（金融、科技、法律等）足以吸納大部分就業人口，維持高福利社會。我國要帶動14億人進入現代化，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級工程。對于我國而言，制造業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民生問題和發展問題。

其次，發展時序的差異，決定了我們不能走西方國家“串聯式發展路線”。西方國家既是“先工業化、后信息化”，也是“先污染、后治理”。我國在工業化尚未完成時，就迎頭撞上了信息化浪潮；在加快發展經濟的同時，又要面對極其嚴苛的碳排放約束。這決定了我們不能走西方“轉移污染、剝離制造”的老路，必須在生產過程中同步解決效率與環保這兩個問題。

第三，崛起性質的差異，決定了我們不能走西方國家“掠奪式積累路線”。西方列強的原始積累，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殖民掠奪、奴隸貿易和金融霸權，通過控制全球資源和鑄幣稅來供養本土的服務型經濟。

我國走的是和平發展道路，每一分財富，都必須依靠自己雙手創造，必須依靠實實在在的物質生產。自主制造能力，是我們創造內生財富的唯一源泉，也是在不確定的世界中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的根本保障。

這場認知的革命，其意義不亞于任何一項重大技術突破。它意味著我國在現代化道路上，擺脫了對西方理論的路徑依賴，形成了基于自身國情的戰略認知。

正是這種清醒的認知，確保了中國這艘巨輪在紛繁復雜的外部環境和內部轉型壓力下，能夠始終保持強大定力，堅定不移地航行在“制造強國”的航道上。

當產業升級趕不上成本上升的步伐

當前，我國制造業正身處一個嚴峻的“困局”，傳統模式下的產業價值增長速度（賺錢的能力），越來越難以追趕要素成本攀升的速度（花錢的速度）。過去，我們習慣了“取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但隨著劉易斯拐點的跨越，人口紅利正在快速消退。

數據顯示，我國制造業工人工資水平在過去數十年間呈快速上升趨勢，大幅超過越南、印度等東南亞國家。更嚴峻的是年輕一代不愿意進工廠，導致制造業面臨常態化的用工荒。人，正變得越來越貴。

隨著生產能力快速擴張，工業用地指標日益緊缺，土地價格飆升。隨著人們對生態環保的更加注重，環保設備的投入、排污權的購買、碳足跡的追蹤，這些曾經可有可無的“軟成本”，如今已變成“硬門檻”。

如果說成本上升是無法回避的產業重力客觀規律，那么模式慣性則是我們必須主動破局的主觀桎梏——當發展階段已然換擋時，傳統的增長路徑是否能實現同步轉身？

由于缺少技術積累，我國大量企業擁擠在中低端賽道，有的領域產品高度同質化。為了搶占市場，企業被迫卷入“價格戰”，導致陷入“越賣越虧、不賣更虧”的怪圈。營收規模雖然做大了，但利潤薄如刀片。微薄的利潤又導致企業無力承擔高昂的研發成本，陷入“不創新等死，創新找死”的死循環。

制造業普遍面臨產能過剩和內卷式競爭壓力，我國制造業企業利潤空間不斷收窄，幾十年來暢通無阻的“量大、面廣、價廉”的發展策略驟然失靈，規模擴張的發展模式再也難以為繼。同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我國國際地位認知發生變化，過去“兩頭在外”以出口為主的發展道路和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面臨重大挑戰。

隨著我國進一步向工業化后期發展演進和日益走近世界工業的舞臺中央，制造業發展的底層邏輯和競爭規則正在經歷質的改變，傳統的經驗、規律、理論和模式都在加速失效。

必須看到，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體系、供應鏈效率等方面保持著其他任何國家都難以匹敵的巨大優勢。我國仍處在工業化進程中，以制造強國建設牽引經濟、社會、文化全方位變革升級，仍然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最重要、最艱巨的歷史任務。

隨著結構優化、效率提升和價值升級，制造業發展空間依舊廣闊，加快產業升級、持續向價值鏈高端攀升，才是走出困境的必然選擇。

產業升級新征途上的“三重挑戰”

當前，我國制造強國建設正遭遇路到半山坡更陡的重要關口，以產業升級促進制造強國建設已沒有退路。在加快產業升級的新征途上，我們面臨如下“三重挑戰”：

第一重：技術之鎖。過去，在全球產業分工的背景下，我們曾經通過“市場換技術”的方式獲取了部分技術與經驗。但當我們開始攻克芯片、航空發動機、工業母機、人工智能等“皇冠上的明珠”時，部分高端技術領域的合作空間被大幅壓縮。

面對我國制造的強勢崛起，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正在構建“小院高墻”，試圖遏制我國在高端產業鏈的突破。這不是半導體一個領域的脫鉤，而是涵蓋了生物技術、量子計算、先進材料等全方位技術阻擊。從設備禁運到科研阻斷，再到長臂管轄，這是一系列試圖遏制我國科技進步的限制性措施。在“無人區”里，關鍵核心技術是買不來、討不來的，唯有依靠自主創新。

第二重：規則之限。現行國際規則體系形成于二戰后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高峰期，深度內嵌了自由市場、私有產權、知識產權保護等西方工業化成功經驗，并通過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的主導權，將這些經驗固化為全球普遍標準。尤其是關鍵規則的制定長期由發達國家俱樂部（如七國集團、經合組織）主導，新興經濟體多處于規則的“接受者”而非“塑造者”地位。

從大國博弈的歷史事件看，既不能被動等待對手衰落，更不能指望在對手制定的規則中取勝。這并非徹底顛覆舊體系，而是通過增加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選項，逐步改變“一元主導”的舊格局。

第三重：理論之困。經典的工業化理論建立在發達國家工業化的實踐基礎之上。如今世易時移，如若不加思考簡單套用在我國的新型工業化實踐中，可能演變為“思想枷鎖”。

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跨越多重階段的復合型經濟體，其工業化路徑的復雜性史無前例。比如，關于“工業化階段”，如果不加甄別地套用這套理論，過早推動“退二進三”，極有可能導致產業空心化，重蹈部分拉美國家的覆轍。如若不能打破傳統理論的迷思，立足我國國情建立自主的產業經濟認知體系，就難以在戰略上實現真正突圍。

著力打好四場硬仗

推動產業體系方向演進升級

制造強國的燈塔早已清晰可見，但通向燈塔的航路上，卻依然迷霧重重，稍有不慎，便會跌入種種“陷阱”。必須準確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造強國建設重要論述的科學內涵，著力打好四場硬仗，推動產業體系向更高效率、更高附加值、更可持續方向演進升級。

一是工業穩增長的“持久戰”。未來三年至五年，制造業轉型陣痛將集中顯現，工業經濟穩增長可能遭遇極大困難。近年來，工業產能利用率、產品銷售率、企業利潤率、企業虧損面等多項指標“觸底”，應引起足夠重視。

二是供應鏈安全的“保衛戰”。百年變局下，全球化讓位于陣營化、效率原則讓位于安全原則、市場競爭讓位于國家競爭，確保重點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已成為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首要任務。

三是制造業升級的“攻堅戰”。產業升級如能加快推進，就能推動我國經濟社會進入良性發展軌道；如若行動遲緩，不僅難以突破美西方精心構筑的“封鎖線”，甚至會陷入產業空心化困境。

四是國際話語權的“爭奪戰”。我國的產業升級已觸及西方國家傳統優勢產業領域，并慢慢動搖相關國家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

可以預見，未來一個時期，西方國家“棒殺”或“捧殺”中國制造的輿論將甚囂塵上。我們不僅要講好中國制造故事，打造中國制造的話語體系，更要積極推動國際規則與秩序朝著有利于我國的方向發展。

（作者為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本文摘自《制造興邦：從追趕到引領的中國產業升級之路》；編輯：許瑤）

責編 | 陳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