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機修工的吳陽德，憑借對機械裝置的癡迷，通過天馬行空的想象，將冰冷的廢舊工業零件，轉化為充滿溫度與人文關懷的視覺藝術作品。吳陽德認為，這些老物件本身就承載著歷史和記憶，是擁有生命感的，他只是對它們進行了收集與改造。2024年，他的個展“污機司的奇幻世界”在上海九點水美術館舉行。

吳陽德個展“污機司的奇幻世界”現場

吳陽德這個案例表明，當下，視覺藝術的創作權不再是少數專業人士的特權，只要你有感受、有想法，你就可以是創作者。過去，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創作被視為一種需要經過長期嚴格訓練才能獲得的“特殊資格”。畫布、顏料、工作室、學院的訓練，構成一道道專業的壁壘與高墻。普通人即使有表達沖動，也往往因為沒有“科班出身”的身份而自我懷疑，或被外界否定。但如今，通過技術賦能和教育普及，徹底拆除了這道高墻。數字繪畫軟件（如Procreate）和AI生成工具（如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等極大降低造型技巧的門檻。過去需要數年訓練的素描色彩基本功，如今可以由算法輔助或替代。技術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創作，不再局限于美院師生、職業畫家等少數專業人士，而是擴展至任何有表達欲望的個體。

與創作權同時轉移的還有藝術作品的定義權與評價權。什么是“好藝術”？什么是“有價值的作品”？過去，這個定義權掌握在少數專家與精英手中，他們制定標準，篩選作品，決定誰可以進入藝術史。然而在算法和社交媒體時代，定義權與評價權部分被轉移到大眾手中。在網絡上，一幅作品好不好，不再完全取決于是否被權威機構收藏，而更多取決于它能否在抖音、小紅書上引發共鳴。點贊、轉發、二次創作，成了網絡時代新的“評審機制”。大眾從被動的“接受定義者”，變成了主動的“共同定義者”，這是一種話語權力的下放。

以往，觀眾面對作品，通常是仰視的。專家告訴你這幅畫好在哪里，你只需要接受和欣賞。如今，創作變成一個開放的、可交互的過程。觀眾可以在評論區提出見解，可以對作品進行挪用和再創作，甚至可以倒逼創作者修改方向，評價不再是終點，而是創作過程的一部分。大眾從“讀者”變成“對話者”，這是一種主體地位的提升。

第三個就是傳播權的轉移。過去，作品要面向公眾，必須依賴有限的渠道：美術館展覽、專業刊物、官方媒體的報道等。這些渠道的門檻極高，普通人難以企及。如今，互聯網平臺賦予每個人平等的“傳播權”。只要你的作品有打動人心的力量，無論你身在上海的畫室還是安徽農村的田間地頭，算法都有可能將你推送給千萬人。傳播不再依賴于“身份”，作品不再依賴美術館、畫廊或專業刊物推薦，而是依賴于流量，只要內容能引發共鳴，素人作品也能通過平臺的算法推薦機制，獲得千萬級曝光，這是一種媒介資源的重組。

《“花房”李柯玲作品展》現場

李柯玲，退休前是一位雷厲風行、銳意進取的職業女性。退休后，她提起畫筆，一頭扎進藝術海洋。盡管她從未受過專業美術訓練，但之前長期的相關工作經驗，讓她積累了良好的審美素養和豐沛的藝術感知力。她畫得那么自信，那么從容，完全是她精神世界一種愉悅的自我表達。她把自己的畫作陸續放在微信朋友圈與視頻號上分享，贏得很多人的關注，其中也包括一家畫廊主理人。就這樣，去年4月，《“花房”李柯玲作品展》在上海M50園區舉行。很多創作者其實就像李柯玲那樣，通過自媒體不僅獲得社會關注，也滿足了自我實現的需求。

由此，我們看到，新大眾文藝的本質是“關系的重構”，也是一場權力的再分配。美術領域的各項權力正慢慢從“精英”流向“大眾”；從“機構”流向“個體”；從“專業訓練”流向“生活體驗”。它意味著在一個“人人都是藝術家”的時代，文藝不再是少數人生產出來給多數人消費的“產品”，而變成多數人共同參與、共同塑造的“生活方式”和“對話場域”。

過去的大眾文藝，實際上是專業人員作為“代言人”的文藝。當時文藝工作者被要求“到民眾中體驗生活”，去工廠、農村、部隊改造思想、收集素材。回來之后，通過專業人員的“代言”，將工農兵的形象高高樹立在藝術的殿堂，完成“讓大眾成為文藝主角”的歷史使命。而“新大眾文藝”則是一場自下而上的文化民主實踐，它通過普通人的“自講述”，讓無數個鮮活、具體、充滿煙火氣的個體生命得以自我綻放。兩者的區別，是“人民在文藝中被呈現”與“人民在文藝中自我呈現”。這不僅是文藝創作方式的變革，更是人民在精神文化領域主體地位質的飛躍。

如果說“賦權”是權力的下放和擴散，是創作門檻的拆除，那么“失重”則是指，在這種權力轉移的過程中，創作失去原本賴以維系的“精神重力”和“價值錨點”，從而陷入一種漂浮、游離、難以沉淀的狀態。

首先是評價標準的失重，從“經典尺度”到“流量浮標”。

過去，文藝創作有相對穩定的“重力場”，比如學院的評判、歷史的檢驗、批評家的洞見。這些就像地球的引力，讓作品知道哪里是“高”，哪里是“低”，什么是值得追求的“水準”。

今天，當定義權轉移到大眾手中，評價標準瞬間多元化，但也“碎片化”了。流量成了新的度量衡，但流量本身是流動的、善變的、沒有深度的。在流量邏輯的主導下，作品的好壞不再取決于它是否觸及永恒，而取決于它能否在幾秒鐘內抓住眼球。因為追逐流量，大家都往同一個風向飄，大量作品呈現出明顯的同質化、淺表化傾向，創作者往往只顧經濟利益而很少顧及社會利益，導致很多作品質量堪憂。

其次是意義深度的失重，從“靈魂的勘探”到“情緒的滑行”。

通常來說，專業的創作并非將想法即時轉化行動，而是要經歷感知、思考與判斷之后的“三思后行”。優秀的藝術作品，大多是在時間的推移中，歷經藝術家的數度打磨才逐漸成形，并走向完整。專業創作往往承擔勘探人性深度、回應時代重大命題的使命。那種沉重感，恰是藝術的“重量”所在。如今，大眾創作天然帶有“輕”的屬性。它擅長捕捉瞬間的情緒，制造即時的愉悅，卻往往難以承載對復雜現實的深刻關照。

網絡上的作品，大多傾向于強視覺沖擊、高飽和度色彩、易于模仿和二次創作的內容，以適應手機端的快速滑動瀏覽，故而，審美趣味普遍偏向于短平快。算法偏好所形成的“過濾泡”，正在造成審美視野變窄。互聯網平臺利用大數據營造的“審美繭房”，已成為制約新大眾文藝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當海量的作品都停留在“好看”“好玩”“好酷”的層面時，整個創作生態就呈現出一種 “意義的失重”。缺乏能夠壓住陣腳的、具有精神分量的作品。就像一場煙火秀，漫天絢爛，但散去后夜空依舊空寂。

再次是歷史坐標的失重，從“瞻前顧后”到“此刻狂歡”。

傳統的專業創作者心中有歷史意識與精神座標，會要求自己的創作既要回應傳統，也要立足當下，最好還能啟迪未來。而新大眾文藝是一種高度“當下化”的創作，被即時的反饋驅動，被此刻的熱點塑造。創作者很少去想藝術史的過去與未來，因為算法的邏輯本是“只爭朝夕”。這種 “歷史感的喪失”，讓大量作品成為只是漂浮在當下的信息洪流中。

因此，創作門檻的確是降低了，但垃圾內容也增加了。海量作品每天產生，但能留下來的有多少？低俗、庸俗、媚俗的作品憑借迎合淺層審美的特質，在市場中占據一席之地，甚至形成傳播優勢。新大眾文藝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提供即時性的情緒價值與心理慰藉，娛樂功能被不斷細化與強化，同時又面臨著部分作品“低俗化、快餐化”的爭議，這些深刻反映出當前大眾文化生產與消費生態的復雜性。

最后是主體身份的失重，從“確定的作者”到“模糊的節點”。

過去，作者是一個清晰的、負有責任的“主體”。他的簽名意味著他要為作品的內涵負責，所謂文責自負。今天，在人機協作、AI生成、海量素材拼貼的時代，作者的身份變得模糊。一幅作品，究竟是人的創意，還是算法的產物？是原創，還是無意識的挪用？當創作變得如此便捷，創作者反而可能陷入一種 “主體性的失重”。我是誰？我在表達什么？還是只是技術在借我的手完成表達？這種困惑，是技術賦權帶來的深層心理代價。

2023年，世界久負盛名的攝影獎項之一“2023年索尼世界攝影獎 （SWPA） ”揭曉，德國攝影師鮑里斯·埃爾達森的一幅作品贏得創意類別優勝獎。但這位攝影師卻公開表示，這幅作品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并拒絕領獎。AI生成圖片居然拿下國際攝影大獎，外媒迅速炸鍋……埃爾達森隨后發布一份聲明，稱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他想借此引發人們對AI生成圖像算不算攝影的討論。

當然，“失重”并非全然的貶義。在失重狀態下，物體可以自由漂浮、隨意組合，這恰恰帶來創新的無限可能。但同時，我們必須清醒意識到，“失重”也意味著危險。如果文藝創作長期缺乏價值的重力、意義的深度和歷史的方向感，整個生態就會陷入內卷和虛無。

應該說，新大眾文藝的繁榮，本質上是文化民主化的進程。“賦權”給了我們每個人飛向太空的火箭；但“失重”提醒我們，還需要在太空艙里重建一個人造的“重力場”。那就是通過專業引領、審美教育、價值堅守，讓這些漂浮的創造力能夠重新找到落地的方向，沉淀為真正屬于這個時代的文化記憶。

原標題：《“人人都是藝術家”，更需要價值的重力場》

欄目主編：邵嶺 文字編輯：范昕

來源：作者：傅軍（上海油畫雕塑院美術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