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國家與無政府主義》（巴枯寧，1873年）；《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馬克思，1874年—1875年）；《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187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一國際史》；百度百科相關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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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的俄羅斯，還是一片冰雪覆蓋的廣袤土地。

特維爾省普里亞穆希諾村的貴族莊園里，燭火在窗格上映出搖曳的光影。

莊園的主人是一位曾在外交部門任職的貴族，家里有大片的土地，有成群的農奴，有書架上整整齊齊擺著的法文書籍，有孩子們在雪地里玩耍時留下的腳印，有仆人早晨點燃壁爐時飄散的松木香氣。

這一切，構成了那個年代俄國貴族家庭的標準圖景，安穩，體面，與外面的世界隔著厚厚的莊園圍墻。

1814年5月30日，這戶人家添了一個男孩，取名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巴枯寧。

沒有人知道，這個出生在貴族搖籃里的孩子，日后會成為令整個歐洲各國政府頭疼的人物，會在奧地利和俄國的監獄里蹲滿六年，會在西伯利亞的荒原上流放四年，會越獄出逃繞地球將近半圈，最終坐在日內瓦的書桌前，寫下一本讓馬克思不得不拿起筆、在頁邊密密麻麻寫滿批注的書。

四年后，1818年5月5日，普魯士萊茵省特里爾城，一個律師家庭也迎來了一個男孩，取名卡爾·海因里希·馬克思。

特里爾是德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羅馬帝國時代留下的城門和石柱，還矗立在街頭。

馬克思的父親海因里希·馬克思是一位受啟蒙思想熏陶的律師，家境不算富裕，卻有足夠的書籍和足夠的時間讓孩子們接受良好的教育。

這個家庭的氛圍，是理性的，是開明的，是相信知識可以改變世界的。

這兩個孩子，一個生在俄國貴族的莊園，一個生在德國律師的書房，一個日后靠越獄成名，一個日后靠著作傳世。

他們在各自人生最洶涌的年歲里相遇，在同一個組織里共事，又在同一個會議上徹底決裂。

1872年9月，第一國際海牙代表大會上，馬克思主導通過決議，將巴枯寧開除出組織。

決裂之后，巴枯寧沒有沉默，而是坐下來，把自己對馬克思那套理論的全部質疑，寫成了一本厚厚的書，書名叫《國家與無政府主義》，完成于1873年。

書里有一個問題，像一把錐子一樣，扎進了歐洲思想界的要害——工人一旦執掌了政權，手里握著權力，坐進了那把椅子，他還是原來的那個工人嗎。

這個問題拋出來之后，馬克思拿到了巴枯寧的書稿，翻開，開始在頁邊寫批注。

字跡潦草，語氣直接，有時尖銳，有時沉著，有時帶著明顯的譏諷，有時卻異常嚴肅，像是在認真回答一個他自己也知道無法輕易繞開的問題。

這些批注，不是寫給別人看的，卻在他去世之后被整理進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成為思想史上最為珍貴的一份私密文獻。

而當馬克思翻開巴枯寧這本書的第一頁，拿起筆，在頁邊落下第一個字的那一刻，所有讀過這份批注手稿的人都明白了——馬克思寫下的那些字，不是在反駁巴枯寧，而是在親手拆解自己理論體系里那道從未對外敞開過的暗門......

【一】一個貴族之子，為什么成了砸爛一切的人

要讀懂巴枯寧為什么會提出那個問題，得先從他這個人說起。

1829年，十五歲的巴枯寧進入圣彼得堡炮兵學校就讀。

這是俄國貴族子弟的標準出路，軍校、軍銜、體面的仕途，走完這條路，大概率是一個規規矩矩的軍官，然后是地方官員，然后是某個莊園里安穩度日的老人。

然而巴枯寧在這條路上走了沒幾年，就感到了某種無法言說的窒息。

1835年，他退學，前往莫斯科，一頭扎進了哲學的世界。

在莫斯科，他讀黑格爾，讀費希特，與一批俄國知識青年來往頻繁，這些人后來大多成了俄國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

在這個圈子里，巴枯寧的思想迅速激進，他開始用一種全新的眼光打量那個他出生其中的世界——貴族的莊園，農奴的背影，沙皇的軍隊，教堂的鐘聲，所有這些他從小習以為常的東西，現在都變得可疑起來。

1840年，他前往柏林大學深造，在那里接觸到了青年黑格爾派的核心圈子，與阿諾德·盧格、布魯諾·鮑威爾等人頻繁來往，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黑格爾的辯證法給了他一把鑰匙，讓他看到了一切現存秩序背后的歷史性——任何看似永恒的東西，都不過是歷史某個階段的產物，都終將被否定，都終將被超越。

1842年，巴枯寧在《德國年鑒》上發表文章，署名"儒勒·埃利薩爾"，寫下了那句后來被反復引用的話——破壞的欲望同時也是創造的欲望。

這篇文章，徹底宣告了他與任何形式的保守主義的決裂，也讓俄國當局開始注意到這個在德國搞事情的貴族子弟。

1848年，歐洲的空氣里彌漫著火藥味。

法國、德意志各邦、奧地利、匈牙利，接連爆發了革命浪潮，從巴黎街頭的街壘，到維也納宮殿前的示威人群，整個歐洲大陸在這一年里顫抖了一遍。

巴枯寧幾乎哪里有動靜就往哪里跑，先是在巴黎的街頭，接著出現在布拉格的斯拉夫大會上，最后現身于德累斯頓。

1849年5月，德累斯頓武裝起義爆發，巴枯寧以外國人的身份投身其中，與德國革命者一道建起街壘，扛起步槍。

這場起義只持續了數日，隨即被普魯士軍隊鎮壓。

巴枯寧在科塞尼茨被捕，先被關押在薩克森，隨即被引渡至奧地利當局。

奧地利法庭審判了他，判處他死刑，后改為終身監禁。

1851年，奧地利再將他引渡給俄國。

俄國沙皇政府把他關進了彼得保羅要塞。

彼得保羅要塞坐落在圣彼得堡涅瓦河中的一座小島上，石墻厚達數米，常年潮濕陰冷，夏天蚊蟲肆虐，冬天寒氣透骨。

關押政治犯的阿列克謝耶夫斯基棱堡，是要塞最深處的部分，單獨關押，禁止通信，禁止會見任何人，犯人的名字在外面的世界里，幾乎等于消失。

巴枯寧在這里待了整整三年，又被轉至什利謝利堡要塞，繼續關押了三年。

六年的時間里，他幾乎完全與外界隔絕。

能與他作伴的，只有潮濕石墻上滲出的水跡，和偶爾透過鐵窗射入的一線光。

1857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下令，將巴枯寧流放至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允許他在當地自由居住，但不得離開。

巴枯寧在伊爾庫茨克娶妻成家，與比他年輕許多的安托尼娜·克沃佐夫斯卡婭結婚，表面上過起了普通流放者的生活，暗中卻始終在尋找出逃的機會。

1861年，機會來了。

他爭取到了參加一次阿穆爾河流域考察活動的機會，借此登上了一艘沿河而下的船只。

船出海之后，他在日本橫濱短暫停留，隨即搭乘美國商船橫渡太平洋抵達舊金山，再輾轉紐約，橫渡大西洋，于1861年底抵達英國倫敦。

繞了地球將近一圈，才算逃出來。

這將近十年的監禁與流放，是巴枯寧思想成型的關鍵時期。

不是在書齋里讀來的，不是在課堂上聽來的，而是用自己的身體，在國家機器最為赤裸的那張臉前面，一寸一寸感受出來的。

親歷了這一切之后，他對任何形式的集中權力都產生了一種本能的、無法克服的厭惡。

他不相信"好的國家"，不相信"清廉的官員"，甚至不相信"革命的政府"——在他看來，不管旗號是什么，權力一旦集中，就會產生自己的利益，就會尋求自我延續，就會把最初的目的拋在腦后，就會把曾經并肩戰斗的人變成新的被統治者。

這不是抽象的哲學推演，這是他用十年光陰換來的判斷。

【二】馬克思的那條路，從特里爾城到大英博物館的穹頂下

馬克思的人生軌跡，與巴枯寧的大起大落相比，表面上更像是一條書齋里的路。

但這條路，同樣充滿了漂泊與困頓，充滿了驅逐與流亡，只不過他的戰場，主要是紙頁而不是街壘。

1835年，十七歲的馬克思進入波恩大學攻讀法律，次年轉入柏林大學，在那里同樣受到了黑格爾哲學的深刻影響，并很快與青年黑格爾派產生了密切的思想關聯。

1841年，他以《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獲得耶拿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畢業之后，他沒能在大學謀得教職，轉而進入《萊茵報》擔任編輯。

筆鋒犀利，批評普魯士政府的土地政策，批評書報檢查制度，很快引起當局的警惕。

1843年3月，《萊茵報》被勒令停刊。

馬克思被迫離開德國，與新婚妻子燕妮·馮·威斯特華倫一同前往巴黎。

在巴黎，他深入研究法國社會主義，接觸到了工人運動的現實，也在這里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識。

兩人一見如故，迅速建立起一種超越尋常友誼的思想同盟，這個同盟一直延續到馬克思生命的最后一刻。

1845年，馬克思又被法國當局驅逐，轉赴比利時布魯塞爾。

1848年革命浪潮中，他返回德國科隆，主持《新萊茵報》，旗幟鮮明地支持革命運動。

革命失敗，《新萊茵報》被查封，1849年，普魯士當局撤銷了馬克思的國籍，將他再度驅逐出境。

他輾轉來到倫敦，這一住，就是三十四年，直至1883年3月14日在倫敦去世。

倫敦的歲月，是馬克思人生中最為艱難的時期，也是他思想最為成熟、著述最為豐富的時期。

一家人長期居住在租來的陋室里，經濟拮據到有時連寄信的郵費都湊不出來，幾個孩子相繼夭折，馬克思本人長年被肝病、癰癤折磨，有時痛到無法久坐，只能站著寫作。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處境里，他幾乎每天都會走進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在那個圓形穹頂的安靜里，翻閱數以千計的統計報告、議會文件、經濟學著作、工廠檢察員報告，把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一層一層地剝開來，寫在密密麻麻的筆記本上。

《資本論》第一卷，在倫敦寫了將近二十年，于1867年在漢堡出版。

這本書出版之后，在歐洲工人運動圈子里引發了廣泛的反響，馬克思的名字從此與一套嚴密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緊緊地綁在了一起。

1864年9月28日，國際工人協會——通稱第一國際——在倫敦圣馬丁堂正式成立。

馬克思是創始人之一，主導起草了成立宣言和臨時章程，成為組織的核心智識力量。

他沒有辦公室，沒有正式職位，卻憑借理論權威，在這個匯聚了英國工聯、法國蒲魯東派、德國拉薩爾派等各路工人運動代表的松散聯盟里，逐漸確立了無可爭辯的思想主導地位。

但這種主導，并非沒有挑戰。

【三】第一國際的裂縫，從日內瓦一直延伸到海牙

巴枯寧從西伯利亞出逃，抵達倫敦之后，先與赫爾岑、馬志尼等流亡者圈子建立了聯系，隨后于1864年前往意大利，后定居瑞士。

在瑞士，他找到了一片適合他的土壤——汝拉地區的鐘表工人們，那些有著手工業傳統、對任何形式的集中管理天然抵觸的工匠們，對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1868年，巴枯寧在日內瓦創建了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隨即以集體名義申請加入第一國際。

總委員會拒絕了這個申請，理由是第一國際不接受其他國際性組織的集體加入。

巴枯寧隨即宣布解散同盟，其成員以個人身份分別加入第一國際各地支部。

這個操作，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同盟解散只是名義上的，原有的人員網絡和組織關系依然存在，換了個殼子繼續運轉。

馬克思看得清清楚楚，卻暫時沒有直接發作，而是在后來的往來信件里，將這件事記錄在案，等待時機。

雙方的分歧，從表面上看是組織紀律問題，往深里說，是兩套根本不同的理論體系之間無法調和的沖突，是兩種對歷史、對權力、對人性根本不同的理解之間的碰撞。

馬克思主張，工人階級必須組建政治黨派，參與政治活動，通過選舉和奪取國家政權來推動社會變革。

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是必要的工具，盡管是一個過渡性的工具，必須加以利用，才能打破舊的社會關系，建立新的經濟基礎。

巴枯寧主張，工人階級應該拒絕一切形式的政治參與——不參與選舉，不組建政黨，不謀求任何政府職位，哪怕這個政府自稱是工人的政府。

國家，在他看來，不是可以被利用的工具，而是壓迫本身的化身，是階級統治的機器，任何試圖借助國家來解放人民的努力，都注定會被國家所異化，最終不過是以新的壓迫取代舊的壓迫。

這兩套立場，在第一國際的會議上一次次正面交鋒。

1869年巴塞爾代表大會上，關于廢除繼承權和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爭論，已經暴露了兩派之間的深層裂痕。

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上，雙方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爆發。

這場由巴黎工人和國民自衛軍發動的自治實驗，在短暫運轉了七十二天之后，于1871年5月28日，在凡爾賽政府軍的血腥鎮壓中走向終結。

"血腥周"里倒下的公社戰士，成為此后整整一代歐洲工人運動參與者心中最沉重的一頁。

巴黎公社的失敗，反而加劇了第一國際內部的分裂。

馬克思在1871年寫成的《法蘭西內戰》里，對公社給予了高度肯定，將其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現實范本，稱其為"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巴枯寧派則從另一個角度解讀公社的失敗，認為公社在某些方面過于依賴集中管理，其失敗恰恰證明了任何形式的權威都是危險的，工人運動需要的不是更好的政府，而是徹底廢除政府這個概念本身。

兩派都在用同一場革命的失敗印證自己的理論，卻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這本身就說明了這場爭論的深度。

1872年9月2日至7日，第一國際海牙代表大會召開。

這次大會，是第一國際歷史上規模最大、也是爭議最為激烈的一次。

來自十二個國家的六十五名代表出席，議題包括修改章程、調查巴枯寧派組織活動等多項內容。

馬克思和恩格斯均親赴海牙出席，在歷次代表大會中屬于罕見。

大會通過了修改章程的提案，明確規定工人階級必須建立政治黨派，這一條款直接針對巴枯寧派的無政治參與主張。

隨后，大會以多數票通過了將巴枯寧和紀堯姆開除出第一國際的決議。

巴枯寧離開了，但他沒有就此消失。

離開之后，他在汝拉地區的支持者另立門戶，成立了汝拉聯合會，繼續推動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發展。

第一國際本身，在海牙大會之后將總部遷往紐約，于1876年宣告解散。

而巴枯寧坐下來，開始寫那本書。

【四】巴枯寧那把錐子，究竟扎在了哪里

《國家與無政府主義》完成于1873年，是巴枯寧一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對馬克思主義體系最為系統、最為深入的一次正面批判。

這本書不是一時的意氣之作，更不是落敗者的情緒發泄。

巴枯寧在書里展示了他對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以及第一國際各次代表大會文件的熟悉程度，他逐一拆解，逐一質疑，以一個深度理解對手理論的批評者的姿態，而不是以一個外行攻擊者的姿態，向馬克思整個思想體系發起挑戰。

他的批判，從一個具體的問題切入——

馬克思說，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之后，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用國家機器來改造舊的社會經濟基礎，消滅階級差別，待歷史條件成熟之后，國家將自然走向消亡。

這是馬克思歷史觀里關于社會變革過程的核心論述。

那么，問題來了：誰來掌管這個無產階級的國家。

馬克思的回答是：工人階級選出的代表。

巴枯寧接著追問：這些代表，選上去之后，還是工人嗎。

他在書里寫道，如果無產階級是統治階級，它統治誰。

這里必然還有另一個被統治的無產階級，那么，被統治的這一部分人，又如何實現解放。

工人代表一旦手握權力，就要負責管理整個社會，就要處理與資本家談判的問題，處理與外國政府打交道的問題，處理軍隊、稅收、法律、官僚機構的種種日常事務。

這個過程，會把他們從工人變成什么。

巴枯寧的回答是：會把他們變成一個新的統治階層。

他把這個過程，稱為"權力對人的改造"。

他認為，這不是某個人意志力強弱的問題，不是某個領袖是否廉潔自律的問題，而是權力結構本身的運作邏輯——坐進那把椅子的人，會被那把椅子重新塑造，會開始用統治者的眼光看待那些沒有坐進椅子里的人，會開始說統治者的語言，會開始產生統治者的利益，最終與被統治者之間形成不可逾越的鴻溝。

這個質疑，戳中的是馬克思整個"過渡階段"理論最難回答的那個地方。

馬克思說，國家會在完成歷史使命之后自然消亡。

巴枯寧說，憑什么。

歷史上有哪一個掌握了權力的階層，會主動放棄權力，等待自己消亡。

權力不會自動消亡，權力只會自我復制、自我強化、自我延續，任何宣稱自己的權力是過渡性的、終將消亡的政治力量，都只是在給永久統治披上一件漂亮的外衣。

巴枯寧還在書里專門點名批評了德國工人運動及其領袖人物，批評德國的工人階級骨子里是"國家崇拜者"，相信通過國家權力可以實現解放，卻不知道這不過是在復制一套新的統治邏輯。

《國家與無政府主義》在1873年流傳開來之后，在歐洲工人運動的圈子里引發了廣泛討論。

馬克思的支持者們感到了壓力，開始紛紛尋找回應的方式。

而馬克思本人，拿到了這本書的文本，翻開，開始讀，開始在頁邊寫批注。

這些批注寫完之后，馬克思把書放下了，沒有把任何內容整理成文章發表，沒有寫公開的回應，沒有在任何場合公開引用這些批注的內容。

這些潦草的字，靜靜地躺在書頁的邊緣，等待著在馬克思去世之后，被后人整理出來，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而當馬克思翻開巴枯寧這本書的第一頁，拿起筆，在頁邊落下第一個字的那一刻，所有讀過這份批注手稿的人都明白了——馬克思寫下的那些字，不是在反駁巴枯寧，而是在親手拆解自己理論體系里那道從未對外敞開過的暗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