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帝哥想說說上世紀70年代，江澤民在羅馬尼亞工作和生活的一些故事。

江澤民

羅馬尼亞是蘇聯陣營內最早試圖走“獨立路線”的國家之一，1960年代末，中羅關系升溫，中國需要用實實在在的工業項目穩住羅馬尼亞。1971年，一機部承接了援助建設羅馬尼亞11個工廠的任務，涵蓋電工、汽車模具、機械加工等多個門類，涉及總體設計、設備供應、安裝指導全鏈條。

這個任務需要一個既能跟羅方工程技術人員對等對話、又能在一機部系統內推動資源的人來負責，組織上考慮到江澤民俄語流利、英語過關、是電機專業出身、有工廠和研究所兩級管理經驗，最終選中了他。

1971年7月，江澤民被任命為中國第一機械工業部派駐羅馬尼亞專家組總組長，他帶著6名同事登上了前往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的飛機。

江澤民剛到羅馬尼亞，就碰到一個結構性的麻煩：中國援外的標配做法是“交鑰匙”——中方包總體設計，包全部設備和建材，派專家指導安裝調試，最后一把鑰匙交過去，受援國接過來就能轉。這套辦法在亞洲、非洲很順手，因為對方確實缺底子。但羅馬尼亞不是這樣，羅方有自己的設計院，有自己的機械制造能力，不少工廠的工藝水平不比中國差，他們看了中方遞過來的全套方案后，提出了許多具體的修改意見。

江澤民得知羅方的態度后，馬上把考察組的骨干召集起來說：“既要援羅，就不能讓羅馬尼亞退步，應該盡量采用先進水平（的技術設備）。”

這句話的意思是：援羅的很多項目得重新設計，不是微調，而是大改：工藝流程要往高了調，設備清單要換，報批口徑要變。但要完成這么大的改動，光靠一機部的力量根本推動不了，還需要外經部、財政部、大使館等多個部門配合。

就在此時，援羅汽車模具廠考察組內部又爆發了矛盾，這個組進駐羅馬尼亞西北部的肯布隆后，一開始還算團結，但當大家坐下來討論技術方案時，分歧爆發了：有人說這樣布線，有人說那樣定型，誰也不服誰，最后吵到拍了桌子。考察組辦公室的隔壁就是羅方工作人員的辦公室，他們的中文嚷嚷聲全漏過去了。

翻譯周相吉急了，連忙打電話給江澤民匯報情況，江澤民聽后說：“周末我來一趟。”

江澤民（右二）

羅馬尼亞周末雙休，到了周六，江澤民從布加勒斯特坐車趕到了肯布隆，他沒有召集汽車模具廠考察組全體開會，而是一個房間一個房間敲門，把每個人叫出去散步、聊天、單獨談話。這天晚上，江澤民又請大家一起吃了個飯，大家一邊吃一邊聊，話題從工作滑到別處再滑回來，有說有笑，氣氛慢慢松下來。

第三天早上，江澤民回布加勒斯特前對周相吉說：“你放心吧，沒事了。我跟他們每個人都談了，他們都各自做了自我批評。有什么事以后再找我。”后來這個考察組果然沒再吵過。

1971年10月3日，江澤民回到北京，向一機部副部長周子健匯報自己想調整援羅模式的想法，他認為：援羅不能再走全包“套餐”，應允許羅方分擔部分設計和土建，中方集中力量供給關鍵設備和技術，工藝路線整體往上提。

周子健

周子健一聽就火了，因為這不是改一兩頁圖紙的事，而是動援外的基本操作框架，當時正處于“運動”后期，擅自改變援外方式，是要承擔風險的，他訓斥江澤民說：“你不知道部里這個底線嗎？你不要把事情辦砸了！”

江澤民聽后卻說說：“部長，請您先聽我把話說完，再發火也不遲啊！羅方工程師看完我方的圖紙后，曾不客氣的說，有些設備他們自己能造，但我們硬塞過去，等于廢掉人家一條生產線；而且羅馬尼亞是當時社會主義陣營里少數跟中國走得近的國家，我們把人家當‘低水平受援對象’對待，他們會怎么想？”

周子健聽后沉默了一會，最后說：“你寫一份詳細書面材料，上報研究。”

江澤民從周子健的辦公室出來后，陪同匯報的田文遠對他說：“澤民同志，我很佩服你，敢堅持原則，不怕丟烏紗帽！”

江澤民（二排右一）

江澤民說：“烏紗帽算什么！在領導面前，就是要敢于講真話！”

一機部領導同意江澤民的意見后，江澤民又拉上駐羅使館經參處專員劉錫惠，去外經部面見部長方毅、副部長陳慕華。方毅聽完江澤民的匯報，沒有馬上表態，而是說：“我們研究一下，請你們明天再來。”

第二天，方毅對江澤民說：“過去的老路在亞洲、非洲走得通，在羅馬尼亞走不通，我們不能只走一條路，那就按你們的想法回復羅方吧！”

后來方毅跟部里其他人說起了這件事：

我那時候根本不熟悉江澤民，我們沒什么交情。我以前主管過援助越南、朝鮮等項目，那套援助方式是很成熟的。江澤民同志能說服我，真是不簡單，至少說明他有充分依據，尤其是對這項工作極端負責。

方毅

江澤民說服方毅后，馬上回到布加勒斯特，繼續跑那11個廠。1973年，援羅任務告一段落，江澤民奉調回國，先后出任一機部外事局副局長、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