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墨世界杯比賽尚未開始，一批有參賽資格的人員已經被淘汰出局：淘汰他們的不是場上的對手和裁判，而是場外的美國政府。

6月6日，索馬里籍世界杯主裁判奧馬爾·阿爾坦飛抵邁阿密機場，卻遭到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官員禁止入境，旋即被送上原路返回伊斯坦布爾的飛機。

阿爾坦是國際足聯選拔的本屆世界杯52名主裁判之一，也是索馬里歷史上第一位入選執法世界杯的裁判。飛往美國這天是阿爾坦34歲生日，結果他收到了一份苦澀的“大禮”。

6月5日，美國終于在開賽前一周給伊朗隊全體球員發放簽證，然而代表團70人中有15人被拒簽，包括伊朗 足協主席 邁赫迪·塔杰等 “重要 管理和行政人員”。

此外伊朗隊參賽駐地從美國亞利桑那州搬到墨西哥邊境城市蒂華納，三場在美國舉行的小組賽只能當天入境、離境，不得在美國過夜。可按照國際足聯規定，球隊教練必須在比賽前一天在比賽場地舉行新聞發布會。

伊拉克隊球隊攝影師塔拉爾·薩拉赫隨隊飛抵芝加哥機場后，遭到十幾個小時的扣留并盤查手機，最終被禁止入境。

被禁止入境的球迷數量更多：蘇格蘭、摩洛哥等地一些球迷買好機票、定好酒店，最終卻沒有等到簽證或旅行許可，只能默默承受損失。

除了提前出局的，還不乏瀕臨出局、最后時刻勉強“上岸”的人員，包括伊拉克隊前鋒艾曼·侯賽因（痛在芝加哥機場被扣近7小時），最后時刻拿到簽證的海地隊前鋒伍登斯基·皮埃爾，因簽證標記異常延誤了ESTA授權、沒能和大部隊一起出發的瑞士前鋒恩博洛。

美國緣何下史無前例的“逐客令”

拿到了國際足聯的世界杯參賽入場券，但因拿不到主辦國的登陸許可而失之交臂。雖然世界杯歷史上有先例，然而如此規模的拒簽、禁止入境特別是趕走一位主裁判，的確前所未聞。

美國政府的主要官方理由自然是“國家安全”。

2026年1月，美國針對39個國家+巴勒斯坦公民的旅行禁令生效。索馬里（主裁判阿爾坦的祖國）在“完全禁止入境”之列，參加世界杯的48支國家隊中，伊朗、海地亦被完全禁止入境，科特迪瓦、塞內加爾被部分限制入境（針對移民和部分非移民群體）。

雖然美國的旅行禁令對運動員、教練員、必要工作人員留下了豁免的空間，不過特事特辦在很多情況下亦可轉化為拿放大鏡從難從嚴審視。

例如美國國土安全部禁止阿爾坦入境的理由是“審查考量”，而后者回憶自己在邁阿密機場被扣留11個小時期間，美國官員不停地問他關于索馬里政治和恐怖組織“青年黨”的問題，旋即認定他與恐怖組織有關聯。

有些諷刺的是，這可能是個誤會：按照《米蘭體育報》的說法，阿爾坦的名字與“青年黨”一位領導人相同，所以才觸發了美國邊檢的安全審查機制。

這位非洲最佳裁判在夢碎世界杯、回到國內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根據最新消息，歐足聯已經宣布阿爾坦將出任8月12日歐洲超級杯（巴黎圣日耳曼對陣阿斯頓維拉）的主裁判。

相比于大概是意外（并非美國刻意針對）的阿爾坦，美國對戰場上的敵人——伊朗進行人員早在外界意料之中。

作為交戰方，伊朗隊能否到美國參加世界杯，本就超出了純粹的領事與安全問題，成為雙方政治博弈的一張牌：伊朗一度要求把比賽改為在墨西哥踢、不去美國；美國則對給不給伊朗隊簽證的問題打太極，甚至還有官員發出“意大利隊代替伊朗隊參賽”的言論。

待到距離伊朗隊首場比賽還剩10天時，伊朗隊的簽證問題才有答案。可美國給出了限制條件，即不允許伊朗隊“濫用系統，將‘恐怖分子’偷偷帶進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更是明確，不給任何與伊斯蘭革命衛隊有關聯的人發簽證。

由此可見，被拒簽的伊朗代表團成員就是美國認定的“非必要工作人員”和“伊斯蘭革命衛隊背景人員”，而這種定義無疑是特定政治背景下的產物。

同時本屆世界杯不乏美國向來從嚴審查簽證的國家，包括被拒簽率常年超過40%的烏茲別克斯坦和厄瓜多爾，以及更多非洲和中東國家。

國家安全第一的簽證&入境政策、地緣沖突，外加向美國社會傳遞特朗普政府內政（尤其嚴控移民）一致性的信號......隨著諸多動機共同作用，向來不被足球人考慮的簽證問題終究成了問題。

無能為力的國際足聯

美式“逐客令”之所以令國內外輿論嘩然，是因為這沖擊了大家過去默認的“常識”——只要拿到國際足聯的參賽邀請函，任何球隊和其他人員就能確保順利按時到達目的地，簽證、邊檢不過是個形式。

這種認知預設了一個前提，即國際足聯的背書對于跨越國境具有壓倒性的說服力，乃至國際足聯可以要求主辦國給各國球隊和裁判員發簽證、開放國門，即便有問題也能出面解決。

美國的做法和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的后續回應，揭示了這一假設背后的真正常識：只有東道主國家政府有權決定發放簽證、給予出入境許可，國際足聯既不能干涉、更無法擔保。

誠然，國際足聯在2017年出臺了針對世界杯主辦國的約束性條款，要求東道主國家以“非歧視的方式處理簽證申請”，同時說明不得影響或顛覆該國既定的移民規定和安全標準。

換言之，主權國家全權掌握邊境管理和國家安全的權責，舉辦國際體育活動的特殊時期需要補充“例外機制”，但不等于要求主辦國放棄本國法律、讓渡國家主權。

因此阿爾坦遭到遣返后，國際足聯只能將他從世界杯裁判名單中撤下。因凡蒂諾還要對外解釋，國際足聯只是一個國際體育組織，“不是世界之王”，更不可能管著各國政府和警察。

畢竟就組織架構而言，國際足聯的成員是各大洲和各國足球協會，后者無一是政府機構。國際足聯能約束各國足協、卻無法命令各國政府。哪怕美國足協申辦世界杯時承諾在簽證問題上配合，可它有能力強制美國政府執行嗎？

不止體育有國界

曾幾何時，“體育無國界”之說的目的和作用在于打破政治壁壘，在非官方層面給不同國家創造交流空間、提供一時的政治靈活性。

1970年代初中美憑借乒乓外交”開始破冰，朝韓多次組隊參加亞運會、奧運會，1998年世界杯小組賽美國和伊朗隊比賽的臺前幕后，都蘊含了體育外交的元素。

然而美國第二次舉辦世界杯時的做法，似乎預示著一種相反的趨勢：不是體育推動政治融冰，而是政治壁壘限制、阻礙跨越國界的體育交流。

基于后一種邏輯，體育被進一步政治化，乃至于成為政治極化、陣營對立加劇時代“火上澆油”的工具。同時隨著全球化越發“選擇性”，體育領域的流動性亦呈現類似的跡象。

不要說國際足聯這種單一體育項目的非政府組織，就連聯合國這種國際法效力最強的政府間組織，也無奈于主權國家任性筑起、阻礙其客人乃至雇員的高墻。

聯合國總部確定為紐約后，聯合國和美國于1947年簽署了《關于聯合國總部的協定》，其中第11條規定美國不得阻礙聯合國官員、成員國駐聯合國代表（外交官）、聯合國邀請的客人和專家進入總部。

至于簽證問題，協定第13條規定如果上述人等需要簽證，應當盡快、免費給他們簽發。

不過這些條款并沒有賦予聯合國“命令”、“要求”美國無條件服從、配合前者審批簽證的權力，更不意味著美國讓渡聯合國人員&客人的簽證審批權。

一旦美國在特定案例中以安全為由拒絕聯合國的雇員、客人入境，后者除了使用《協定》賦予的抗議、申請開庭仲裁之外，別無約束、強制美國的辦法。

在聯合國歷史上，前蘇聯&俄羅斯外交官經常被限制人在紐約的活動范圍。1979年伊朗人質危機后，美國數次拒絕給伊朗駐聯合國外交官發放簽證。

最著名的案例莫過于針對巴勒斯坦：1988年，因美國不給巴解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發放簽證，聯合國大會走出紐約、把一項關于巴勒斯坦問題的會議改在日內瓦舉行，確保后者出席；2025年，美國再次拒絕向計劃出席聯大的阿巴斯等80余名巴方官員發放簽證。

歸根結底，國際法和其它一切國際同行準則的效力，離不開主權國家的認可和共識。一旦這種收回認可、共識破裂，特別是舉足輕重的大國不再承認，那么這種基于共識的效力已然大打折扣、遑論約束力和懲戒作用。

這樣的案例在小眾的政治領域屢見不鮮。只是當它發生在全民關注的體育盛事世界杯身上時，才終于為更多人意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