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文匯報》國際部與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合作推出的“中東歐田野志”專欄的第四篇。

“薩拉熱窩”這個詞，在近現代史中包含了太多含義：它是苦難的，暗流涌動的民族矛盾在90年代徹底激化，使得薩拉熱窩深陷持續多年的動蕩與撕裂之中；它是悲情的，拉丁橋上的槍聲打破了歐洲艱難維系的平衡，點燃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并為接下來數十年的動蕩埋下了伏筆；但它又是多元的，整座城市就好像定格在不同的時間斷層中，各類文化沉淀于此。如今，站在黃堡俯視薩拉熱窩，你會感受到整座城市的靜謐安詳——薩拉熱窩經歷了太多，于是選擇以最為平靜的面貌示人。

從黃堡俯瞰薩拉熱窩。

正文：

波黑向導Sena把我們送到民宿路口時，天已經接近晚上八點，從波黑邊境小鎮維舍格勒回來的近三個小時路程里，他依舊像白天那樣健談。這位親歷過九十年代圍城時期的戰爭，在薩拉熱窩老城經營小型旅行社的波什尼亞克族向導，家族世代生活于此。

因為夏天的緣故，薩拉熱窩的天際還泛著藍橙色的落日光輝。遠處5號電車恰好滑過市政廳前，金黃的街燈把米利亞茨卡河（Miljacka）的輪廓拉得很長，臨河咖啡館的露臺上杯盞碰撞聲音清脆，山谷中的城市被銀白色屋檐燈帶托起，像是漂浮在山脈之間。Sena紳士地幫我們打開車門，很自然地說，如果第二天有興趣，可以加入他的城市漫游，從山坡走到老城，再穿過幾個博物館，

我們沒有多想就答應了，只是單純覺得，有一個熟悉的人帶著走一遍城市，總比獨自穿行要更容易理解一些，講述在薩拉熱窩似乎也成了一種必要的導航。

薩拉熱窩市政廳夜景。

第二天清晨八時半我們從民宿出發向Sena的旅行社走去。老城巴什察爾希亞（Ba??ar?ija）的清晨比想象中更清澈，盡管陽光早已經越過狄那里克山脊（Dinaric），均勻地落在街巷轉角與低矮屋檐之間，但空氣里還殘留著夜晚退去后的涼意，帶著一種山谷城市特有的溫柔。通向旅行社的銅匠街（Kazand?iluk）還未完全熱鬧起來，被居民游客踩得光滑的石板路此刻微微反光，腳步落下時能感受到一種被時間磨圓的粗糲感。兩側銅器店鋪的卷簾門半開未開，櫥窗里懸掛的茶壺、咖啡壺與獨具奧斯曼特色的金屬器皿被晨光照出暗啞的光澤。

不遠處老城地標瑟比利（Sebilj）噴泉那兒倒是已經聚集了不少人。鴿子成群落在木制穹頂下，人們彎腰喂食，它們又忽然振翅而起，在廣場上掀起短暫的灰白色漣漪。泉水不斷從槽中流出，發出輕微卻持續的聲響，游客掬起一捧水洗臉，當地老人則停下腳步短暫交談。此時的廣場還未完全進入白晝的擁擠，但城市已經開始緩慢蘇醒——宣禮塔、咖啡香、石板路與鴿群共同構成一種獨屬于薩拉熱窩的晨間圖景。

銅匠街入口與瑟比利噴泉。

Sena早已等候在門口，手里拿著一份簡單折疊的行程單，看見我們便點了點頭。另一位同行者Jan還沒有出現，這位來自比利時布魯塞爾、因為《德里納河上的橋》而結伴去往維舍格勒的朋友，今天清晨已經先一步前往莫斯塔爾繼續旅程。臨別時他只簡單說了一句：“有些城市不忍心停留太久。”于是這一段城市漫游的外國友人，最終只剩下Sena和曾一同前往維舍格勒的Sula。Sula顯得更為隨性，她來自巴西，在美國上的大學，所以語言轉換得更為自然，能用英語輕松交談。

“一半城市，一半墓碑”

我們結伴沿著坡道向黃堡（?uta Tabija）爬去。老城低矮的屋檐與喧鬧聲逐漸被拋在身后，狹窄街巷也開始被層層疊疊的居民區取代。山勢在不斷收緊，道路越來越陡，但視野卻一點點打開。站在城墻向下望去，城市被山脈褶皺輕輕包裹著，并從東向西延展，米利亞茨卡河從中穿過，把城市一分為二。遠處是紅瓦與灰白墻面交錯的屋頂，宣禮塔與教堂尖頂在同一條天際線上并立，彼此不語。奧斯曼的圓頂、奧匈時期的立面、社會主義時代的公寓樓與戰后修復的新建筑雜糅在同一片空間里，仿佛不同世紀被強行壓縮進同一個畫面。

但黃堡真正讓人沉默的，并不是風景，而是腳下。緊貼黃堡坡地的是科瓦奇公墓（Kova?i ?ehidsko Mezárje）。大片白色墓碑順著山勢密集延展，層層疊疊地向下鋪開，與居民區僅馬路相隔。陽光落在石碑上時顯得格外刺眼，白色在高處被放大，讓人根本無法久視。大朵的紅色玫瑰突兀地從白石之間長出來：有的已經微微低垂，有的仍然鮮艷得像剛剛開放。它們讓墓地顯出某種近乎浪漫的氣息，但這種浪漫始終被一種更深的沉重壓著，像是獻花，也像是血色仍未真正褪去的提醒。

居民區中的科瓦奇公墓與玫瑰。

Sena沒放慢腳步，在墓碑之間沉默地走了一會兒，最后才輕聲說，“這里埋葬的是薩拉熱窩圍城時期的遇難者，不少只是普通居民，有些人昨天還在上班，今天就已經在這里了。”他說得很平靜。從這里俯瞰薩拉熱窩，會生出一種極其復雜的感受：一邊是咖啡館、電車與熙攘的街道，另一邊則是整齊排列的名字與死亡。浪漫與血色并不對立，而是在這座山谷城市里被迫交織。“到了日暮時分，從這里看下去最美，整座城市會慢慢沉進金色的光里，山坡與屋頂之間升起薄霧，像是被輕輕安撫。“那時候，”他說，“你會覺得薩拉熱窩終于安靜了。”

可這種安靜并不意味著遺忘。在薩拉熱窩，無論你沿著哪一條山坡小徑往上走，最終都幾乎不可避免地會走進這樣一片純白的開闊地。墓碑總是突然出現，安靜地立在居民樓之間、山丘轉角、甚至學校旁邊，提醒人們戰爭并沒有真正離開，它只是被放進了日常生活里。黃堡象征著薩拉熱窩數百年來的防御與抵抗，也象征一種面向未來的眺望；但它腳下的科瓦奇公墓又讓這種眺望無法脫離現實。

離開科瓦奇公墓，我們仍然沿著山坡緩慢向下。身后的白色墓碑一點點被居民樓遮住，風從高處吹下來，帶著某種干燥的涼意。就在快走出墓園范圍時，我忽然聽見不遠處居民區方向傳來孩子踢球時斷斷續續的笑聲，足球撞擊地面的悶響混在巷道之間，有人喊叫，有人追逐，一切普通得像任何一個夏日早晨。

當我們重新回到老城腹地時，巴什察爾希亞已經徹底熱鬧起來，銅器店打開木門，空氣里混著咖啡與波黑肉餅味。奧斯曼風格的小商鋪與奧匈時期的立面緊挨著站立，宣禮塔與教堂尖頂彼此相望。薩拉熱窩被稱作“歐洲的耶路撒冷”，并非毫無緣由。不同宗教與民族曾長期在同一片山谷中共同生活，某種意義上，這里比許多歐洲國家更早實踐了多元社會。

“一半歷史，一半巧合”

我們一路沿著米利亞茨卡河向東走。河水很淺也很緩，夏季枯水讓裸露的河床顯得有些局促，石塊與被水流滯留下來的塑料瓶、包裝袋零散堆在岸邊。走著不過五分鐘，一座極普通的小橋突然出現在眼前。

橋身不長，灰白石材橫跨河面，行人匆匆經過，如果不提前知道，很容易直接錯過。因為年代久遠與戰亂損毀，橋體不少部分已經過后期修復與加固，某些橋面邊緣和結構細節能明顯看出鋼筋混凝土的痕跡，與原有石材并不完全協調。

但這里就是拉丁橋（Latinska ?uprija），就在橋邊，一場槍擊改變了二十世紀。

“很多人第一次來都會失望。”Sena笑著說，“因為他們以為歷史應該長得更宏偉。”

拉丁橋與刺殺博物館展品。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與妻子索菲亞在這里被19歲的塞族青年加夫里洛·普林西普開槍射殺。今天看來不過幾秒鐘的行動，卻迅速引發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Sena指著橋邊嵌入地面的銅制腳印說，這是普林西普“站立的位置”，而這座橋在南斯拉夫時期甚至一度被改名為“普林西普橋”。在一些敘述里，他是反抗奧匈統治、推動南斯拉夫民族解放的青年；在另一些敘述里，他則只是刺殺來訪夫婦、將歐洲推向戰爭的人。近年，圍繞是否恢復斐迪南大公遇刺紀念碑的討論再次引發爭議，有人主張應以人道主義角度紀念受害者，也有人拒絕為“占領者”立碑。一個世紀過去，爭論還未停息，拉丁橋本身也成為波黑歷史記憶分裂的一部分。

與橋一馬路之隔的刺殺博物館并不大，我們抵達時幾乎沒有其他參觀者。展廳陳列著舊照片、行刺路線圖、普林西普的檔案材料與復制手槍模型，墻面詳細標記著當天車隊的行進路線、錯誤轉向與最終停下的位置。不過百平展廳，真正站在其中的那一霎那似乎能夠感受到世界歷史里驚天動地的節點，在現實中往往只發生在一個狹窄路口、一次偶然停車之間。

“很多人覺得是普林西普發動了戰爭，但如果沒有他，也會有別的理由。”

在某種意義上，火種早已埋下，只不過那一槍為長期的矛盾撕開了傾瀉的漏口。十九世紀后期，奧斯曼帝國逐漸退出巴爾干，奧匈帝國趁勢進入波斯尼亞，并于1908年正式吞并；與此同時，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與泛斯拉夫主義迅速高漲，希望統一南部斯拉夫民族。對奧匈帝國而言，薩拉熱窩是必須維系穩定的帝國邊疆；對民族主義者而言，這里卻象征尚未完成的民族解放。一個帝國試圖維持統治，一個民族試圖掙脫束縛，而它們恰好在這條河邊相撞。

走出刺殺博物館時，正午陽光已經越過老城區屋頂，我們向著內街走去，Sula忽然笑著抱怨起前一晚的狼狽。回到薩拉熱窩后，她的銀行卡在很多店鋪依舊無法使用，折騰許久，最后只能跑到內街上的肯德基草草解決晚飯。“一個人來到巴爾干，卻被肯德基拯救。”她攤手自嘲。大家終于笑起來，空氣里的沉重感被短暫沖淡。

于是中午，我們索性就又在圣心主教座堂（Katedrala Srca Isusova）對面的這家肯德基坐下。餐盤很快被端上來，我們一邊吃，一邊閑聊。談及現在生活的城市，因為五月末布達佩斯即將舉行歐冠決賽，我隨口提起最近城里越來越明顯的賽事氛圍。Sena忽然來了興致。“足球？”他笑了一下，“在波黑，足球有時候比政治更復雜。”

他開始講起莫斯塔爾的故事。那座被河流與歷史同時切開的城市，在戰爭之后不僅空間上被分隔，連足球也被分成兩種不同的認同：一邊更多支持波什尼亞克背景的球隊，另一邊則傾向克羅地亞民族認同的俱樂部。“很多在波黑出生的克羅地亞族球員，會選擇代表克羅地亞國家隊；塞族也有人更認同塞爾維亞。”他說，“他們在這里出生、上學、生活，但心屬于別處。”

到這里Sena停頓了一下，吸了口可樂，又輕輕攤手。“共處，但不代表共識，這很奇怪，對吧？可現實就是這樣。其實語言差別沒那么大，很多家庭往前追溯，原本都是一樣的人。后來只是不同帝國來了，有人信東正教，有人信天主教，有人改信伊斯蘭教。再后來，民族、政治與戰爭把這些差異慢慢變成隔閡。很多人覺得問題從1914年開始，或者從1992年開始，但我覺得遠遠早于。”

是的，而且在這里似乎比帝國崩塌更難解釋的問題，其實是昨天還共同生活的人，為何會彼此舉槍。

“一半榮光，一半希冀”

我們抵達薩拉熱窩1984年冬奧會紀念館時，已經接近六時閉館。入口處的燈光大多已經熄滅，展廳顯得安靜而空曠。工作人員看到我們后立刻重新打開了所有照明系統，還笑著說：“可以去試試鋼架雪車合影。”燈光重新亮起的瞬間，展柜、滑道模型和雪具器材一下子被照得很清晰，整個展廳熠熠生輝。

所有的展品都非常新，幾乎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歷史感”。滑雪服、冰鞋、頭盔保養得很好，色彩依然鮮亮，角落里還能看到“JUGOSLAVIA”（南斯拉夫）的入場標識牌。即使是統一國家時代的審美也并不保守，反而帶著一種明顯的未來感，簡潔、幾何、偏工業風的設計語言，如今的我們看見也會稱奇。

薩拉熱窩冬奧會于1984年2月8日開幕、2月19日閉幕，歷時12天，共有49個國家和地區、1272名運動員參賽，角逐6個大項、39個小項，是當時規模最大的冬奧會之一，參賽國家數量首次突破40個。在冷戰背景下，這場賽事尤為引人注目：1980年莫斯科夏季奧運會因蘇聯入侵阿富汗遭到美國主導抵制，而1984年洛杉磯夏季奧運會又因美國入侵格林納達遭遇蘇聯陣營的反制抵制，奧林匹克精神在對抗中被明顯拋棄。也正因如此，薩拉熱窩在分裂的國際氛圍中顯得格外特殊。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后來評價其為“過去60年最成功的一屆冬奧會”，并授予主辦城市奧林匹克金質勛章。

當一個城市短暫成為世界目光的交匯點時，人們往往也會隨之投以更多的善意與希冀，對待薩拉熱窩亦是如此。冬奧吉祥物沃克（Vu?ko）原型取自狄那里克阿爾卑斯山脈地區常見的野生狼，象征勇氣、力量與冬季精神。展覽館里的它，滑雪帽微微歪斜，護目鏡松垂在額前，胸前印著會徽，像是在雪地奔跑途中忽然回望的一瞬。在今天的薩拉熱窩，它以更輕、更日常的方式延續著自己的蹤跡，冰箱貼、小型玩偶、紀念品店櫥窗里的鑰匙扣，以及街角墻面上逐漸褪色的涂鴉，都仍能看見那張略帶滑稽卻始終溫和的臉。

四十多年過去，它早已不只是1984年冬奧會的遺留物，更像是一種被城市主動保存下來的情感記憶。對于許多薩拉熱窩人而言，沃克既象征著那個世界目光曾短暫匯聚于此的榮耀時刻，也意味著一種不愿輕易熄滅的期待：戰爭或許曾讓城市破碎，但共同生活、重新連接與再次被世界看見的可能，仍然值得相信。

離開時，工作人員問我們來自哪里。我說中國。他點點頭，語氣認真而溫和：“那是一個美麗的國家，和平、穩定，也發展得很快。”

我停了一下，也認真回應道：“可我覺得薩拉熱窩也很美。我在這里看見了不同文化真正相遇過的痕跡，也能從這些展品里想象1984年的輝煌。”

他笑了笑，沉默片刻后輕輕說道：“謝謝你，我的朋友。你知道嗎？對很多薩拉熱窩人來說，我們心中一直有兩個夢，一個是奧林匹克，一個是薩拉熱窩。”

說完，他轉身從柜臺后拿出一張沃克的明信片送給我。那只熟悉的小狼依舊圍著紅圍巾，一天漫游的最后在沃克的笑容中定格。

薩拉熱窩1984年冬奧會紀念館展品。

離開博物館時，天色還沒有暗下來。夏日的薩拉熱窩總是這樣，傍晚被拉得很長，山脈邊緣仍殘留著一點遲遲不肯散去的亮光。風從米利亞茨卡河谷方向吹來，街邊咖啡館依舊熱鬧，年輕人坐在露臺聊天，電車緩慢駛過，鐘樓與宣禮塔安靜地立在暮色之間。

忽然覺得，這座城市真正打動人的，也許從來不是某一段宏大的歷史，而是那些彼此矛盾卻又共同存在的東西：墓碑旁的孩子笑聲，戰爭記憶與日常生活的并置，分歧尚未消失卻仍努力共處的人們，以及四十年后依舊掛在櫥窗里的沃克小狼。歷史當然無法輕易和解，但生活總要繼續，而一個城市最珍貴的地方，或許正在于它經歷破碎之后，仍愿意一次次嘗試重新相信共同生活的可能。

居民房墻壁的彈孔與薩拉熱窩路面上的血色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