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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東亞兩千年的征戰卷宗,會發現一個讓不少國人難以釋懷的現象:面對一海之隔的列島鄰邦,華夏王朝累累勝場之中,竟很難找出一次完全憑借自身之力將其徹底打垮的記錄。
這一觀察,正是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戴旭拋出那句爭議性論斷的根由。他曾直言,中國在歷史上從沒有單獨徹底戰勝過日本,如果有可能的話,將來可以通過一場大戰永絕后患。話語頗為犀利,卻也戳到了一段塵封已久的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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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厘清戴旭這番斷語的分量,得回到史冊逐一查對。公元663年8月底,唐朝水師與日本于白江口爆發了第一次國家實體之間的正面交鋒,唐軍以一萬三千人、一百七十余艘戰艦,迎擊四萬余人、千余艘戰船的日方軍隊。
論結果,劉仁軌借助順風順水之勢,采取火攻戰術,以少勝多,大敗日、百聯軍。可若細究戰場區位,這場海戰發生在朝鮮半島錦江入海口一帶,對手名義上還包含百濟殘軍,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本土對決。勝則勝矣,未能跨海登島,更沒有觸及對方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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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百多年后的明萬歷年間,朝廷應朝鮮之請出兵抗倭,所打仍是境外阻擊戰。等到清季甲午一役,差距已不可同日而語。彼時北洋海防經費被挪用、裝備老化、訓練荒疏,再加上明治維新后的日本舉國礪兵,最終留下《馬關條約》之恥。
再往后看,戴旭圍繞中日歷史的研究并不少見,他2019年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戴旭講甲午戰爭:從晚清解體透視歷代王朝的政治敗因》一書,正是從體制潰敗的角度剖析這段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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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紀那場關乎民族存續的衛國之戰,中國軍民流血十四載終見勝利曙光。但若把鏡頭拉遠便能看出,這份勝利來自國際反法西斯同盟的合力,美軍在太平洋戰場逐島推進、蘇軍百萬雄師橫掃關東軍、廣島長崎兩聲巨響,共同把昭和軍部推向無條件投降的桌前。中國是當之無愧的戰勝國之一,卻不是那個獨力按下休止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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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視線挪回當下,棋盤上的籌碼早已換了一副模樣。2025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安排國防支出1.81萬億元,比上年執行數增長7.2%,其中中央本級支出1.78萬億元。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接受采訪時強調,中國有限的國防支出既是應對復雜安全挑戰的需要,也是回應國際社會期待、履行大國責任的需要。這筆賬目的占比,仍處于GDP的1.3%以下,遠低于美國的3.4%、俄羅斯的6.3%,甚至低于印度(2.7%)和全球平均值(約2%),與外界渲染的所謂“軍事擴張”形象完全對不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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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方面的步子走得更扎實。作為中國海軍第三艘航母,福建號實現了艦體尺寸大型化,配備電磁彈射器和電磁攔阻系統,艦載機部隊合成化的飛躍,相比之前的遼寧艦和山東艦,可以說是中國海軍有史以來甚至是整個亞歐大陸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航母。
僅以2025年盤點,中國海軍當年收獲的水面艦艇起碼包括1艘航母、1艘兩棲攻擊艦、1艘大型驅逐艦、4艘052D驅逐艦、2艘054A護衛艦、2艘093B攻擊核潛艇,足足11艘大型水面戰斗艦艇,總的滿載排水量在16到17萬噸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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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層面的差距則更加直觀。2025年中日貿易總額3221.8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額1573.5億美元,進口額1648.3億美元。日本累計在華設立企業5萬多家,累計對華投資1300多億美元,2025年前三季度日本實際對華投資同比增長55.5%。
換個角度看依賴度,2025年前10個月中國大陸訪日游客約820萬人次,消費額占外國游客消費總額約1/4,為日本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和經濟效益。如此交織的產業鏈與人員往來,本就是和平紅利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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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旭所講的“一戰永絕后患”,落到今日的實力坐標上確有現實依據,但他強調的從來不是輕啟戰端。戴旭以實用性戰略理論和對策應用為研究方向,專注于國際戰略及美國對華戰略分析,相繼提出信息思想戰、鷹擊戰略、八千里外攔截戰爭等理論,立論的支點始終是“以戰止戰”而非“好戰樂戰”。
他的另一部代表作《C形包圍》同樣如此,該書在新版中聚焦東北亞、中亞等熱點地區,分析中國國家安全與軍隊建設,本質上是給國家敲警鐘,提醒不要再被“盛世”假象迷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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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上去鏗鏘的話頭之外,更值得琢磨的是中日關系當下走到了哪一步。眼下的緊繃氛圍并非憑空生成。近期日本現職領導人公然發表涉臺錯誤言論,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日關系政治根基,性質極其惡劣,影響極其嚴重。這一表態讓東京方面付出的代價同樣不小。
機構預測,僅旅游業所受影響就將導致日本未來一年經濟損失約2.2萬億日元(約合142億美元)、GDP減少0.36%。日本國債收益率屢創新高、日元匯率明顯走低、日經225指數一度抹去新任首相上任以來的全部漲幅,股市、債市、匯市"三殺"局面令"拋售日本"預期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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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的態度則講究有理有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最新評論里把分寸點得很清楚。中國人民愛好和平、親仁善鄰,追求合作共贏、不搞零和博弈,但在事關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絕不會有任何妥協退讓。這話并非外交辭令的客套,而是把紅線劃得明白:合作的大門始終敞開,挑釁的代價無需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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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戴旭口中的“一戰永絕后患”究竟該作何理解,把它放回他整體的戰略主張里其實并不難辨。2014年12月在環球時報年會上,他作為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院長曾表達過這樣一層意思:中國向世界發出的善意已經足夠多,缺少的是力量的充分展示,歷史還在繼續,和平不能幻想。
這層意思并非鼓動開打,而是提醒國人不要因善意被誤讀為軟弱、不要因克制被解讀為退讓。真正能讓對方收手的,從來不是退讓本身,而是讓對方意識到挑釁成本無法承受的那把利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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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多次錯失獨立終結對手的機會,未必盡是中國一方的過失,地理屏障、王朝興衰、國際格局都摻雜其間。可如今的中國早已走出那段被動挨打的年代,工業體量、軍工體系、科技儲備都已自成一極。面對一衣帶水的近鄰,最理想的歸宿仍是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最不愿見的局面是被對方的右翼政客一再越線逼到墻角。
無論歷史賬本翻到哪一頁,結論都指向同一個方向:中國不主動惹事,但也不怕事;只要核心利益不被觸碰,就有足夠定力把這盤棋下成共贏;一旦底線被反復挑戰,那把利劍也必能出鞘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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