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參考消息網6月14日報道香港《南華早報》網站6月8日刊登題為《在亞洲戰略格局演變之際，“四方安全對話”的目的是什么？》的文章，作者是印度聯合軍種學會職業軍事教育中心研究員高拉夫·庫馬爾。全文摘編如下：
在“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國外長日前齊聚新德里時，議程看起來很眼熟：供應鏈韌性、電信安全等。討論要點不斷演變，這些會議已成為常態。
亞洲正步入一個新的戰略時代，但它的地緣政治討論仍停留在舊時代。
然而，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卻鮮受關注：亞洲國家究竟試圖構建什么樣的地區秩序？在新德里舉行的最新一輪“四方安全對話”會議更加凸顯了這一困境。
“四方安全對話”召開了一次又一次會議，卻始終未能回答那個真正關鍵的問題：該機制的最終目標究竟是什么？盡管已經舉行了多次峰會和部長級對話并發表了多份聯合聲明，但這一問題依然難以回答。
該機制重啟時承諾要塑造印太地區的未來。然而如今，它似乎越來越與中國的行為相關。每次峰會、每項倡議或每份聲明的緊迫感似乎都源于北京方面的行動，而非源于該機制自己清晰闡述的地區愿景。這引發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可能性。相較于發揮引領作用，“四方安全對話”是否更擅長作出反應？除了制衡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之外，它試圖構建什么樣的未來？如果中國不再是該機制背后的核心驅動因素，它的戰略意義還剩什么？
這些是“四方安全對話”無法一直回避的問題。一個機制能提供未來愿景才能長久存續。近十年過去了，“四方安全對話”面臨考驗。該機制必須證明，它不僅僅是對中國崛起作出的一種回應，而且在塑造亞洲未來方面發揮著積極且持久的作用。
對于華盛頓、堪培拉，并且某種程度上對東京而言，“四方安全對話”這種架構有一種令其感到“舒適”的邏輯。它們與中國之間隔著海洋，而印度則不然。
對新德里而言，情況更為復雜。中國是印度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中國在南亞周邊廣闊區域都擁有很大影響力，也是任何有意義的亞洲秩序的共同締造者。任何謹慎的印度大戰略都不能將這種復雜局面簡單化為一個二元問題。然而，印度目前正存在這樣做的風險。
印度無需在“四方安全對話”與接觸中國之間二選一。它需要兩者兼顧并保持恰當平衡，同時清醒地知道什么符合自身利益，什么符合他方利益。“四方安全對話”只是一種工具，而非一項戰略。
面臨這一挑戰的不僅僅是印度。在整個印太地區，各國政府正投入大量資源，以增強威懾力、加強韌性。該地區在力量平衡方面正變得日益嫻熟，卻對管控伴隨這種平衡而來的風險關注不足。
當今亞洲的戰略互信正在減弱。然而，穩定的亞洲秩序既需要平衡力量的能力，更需要管控危機的智慧。
中國的崛起或許是過去20年間最重大的事件。為應對這一現實而構建一個穩定的亞洲，將成為未來20年最重要的任務。
挑戰不在于在競爭與合作之間作出選擇，而在于如何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一種可持續的平衡。這正是“四方安全對話”面臨的真正考驗。
若亞洲希望避免淪為大國對抗的戰場，它的機制與伙伴關系就必須以關于該地區的積極愿景為指引，而非受單一國家影響。或許至關重要的是，“四方安全對話”必須轉而與中國開展對話。它拖得越久，開展對話的難度便越大。（編譯/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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