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優績主義”（meritocracy）一詞在互聯網上引發著持久的討論。從教育界到職場，幾乎人人都在批評“優績主義者”。但在批判之前，卻似乎鮮有人深入地討論過這個詞的內涵與歷史。

1958年，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揚在著作中系統性地提出這個概念。優績主義認為，個人應憑借其能力、努力和成就獲得相應社會地位和經濟回報。這一觀念不僅形塑了現代社會有關何謂“優秀”的諸多想象，也深刻影響著不同國家的社會制度。優績主義的觀念看起來十分積極，但也被邁克爾·桑德爾等學者認為過于強調個體能力對事業成功的影響，容易滋生一種“精英的傲慢”。然而，與如今飽受批評的現況相比，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它都曾發揮的是推動弱勢群體解放與社會文明進步的正面作用。今年，英國學者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的《才華貴族》一書引進中譯本，為我們打撈起了這段優績主義被遺忘的歷史。伍爾德里奇認為，我們迫切地需要從思想史的角度，針對優績主義的形象由正面向負面的驟然轉變，做一次全面的分析與反思。

今天，當我們熱火朝天地討論和批判優績主義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談論什么？回到中國的語境，優績主義觀念又在如何影響我們對自我、他人，乃至何謂“優秀”的看法？我們又是否可能走出優績主義？本期專題，我們通過專訪多位學者和寫作者，試圖探討這些問題。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6月12日專題《反思“優績主義”：我們如何理解“優秀”》的B07版。

B01「主題」反思“優績主義”：我們如何理解“優秀”

B02-B03「主題」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優績主義的“墮落”與“重生”

B04-B05「主題」走出優績主義，為什么這么難？

B06「主題」林小英：接受教育，是為了讓我們把日子過得生動

B07「主題」陸千一：傾聽職校生們的表達

B08「中文學術書摘」閱讀史和技術倫理研究兩則

采寫｜劉亞光

長期以來，有關優績主義的討論都集中在精英大學中。但對何謂“優秀”的想象與焦慮，卻是普遍存在的。中高考不僅是選拔和篩選，同樣也是人才的重新分流與定位。在中國，相較于就讀普通高中，再進入普通高等院校這條路徑，廣大的職校生群體一直沒有得到太多關注。在人們的印象中，職校生們常常是考試的“失利者”。優績主義的討論對他們來說，似乎呈現出完全不一樣的面貌。

幾年前，陸千一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經歷了一段出版社的實習后，機緣巧合，她回到家鄉的一所大專職業院校任教。從中國最好的大學，來到過去相對不了解的職校，陸千一經歷了一段適應期。她對教學的內容有諸多不滿足，也對職校生們的迷茫充滿同情。晚上閑下來時，她會去翻看曾經在學校里看過的《學做工》，發現“這些理論完全派不上用場”。

從職校離職前，她希望記錄職校生們的生活狀態。幾經權衡，這本名為《我是職校生》的書最終以口述的方式整理出來。陸千一認為，或許正是因為人們對職校生們生活的不了解，才經常會用一種特殊化的眼光去看待他們。“我們其實都并沒有資格去評判或者定義一個群體”。職校生們的寫作直白、毫無修飾，是“如開閘放水”一般的真情流露。在寫作中，他們真實地袒露自己對職校生活的理解，以及對未來的煩惱與希望。改變現實或許困難，但表達，至少是重建主體性的開始。

陸千一，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在某職業院校執教兩年，出版非虛構作品《我是職校生》。

“分流”帶來的焦慮是具體的

新京報：作為北大畢業生，幾年前找工作的時候，你對一份理想工作的想象是什么？當時你會覺得，去一所大專院校當輔導員是一個有些令人沮喪的選擇嗎？

陸千一：我當時去出版社實習，包括后面到一個大專院校任教，確實都是發自內心的選擇，不是妥協或者無奈。可能跟我的性格也有關系。給《我是職校生》這本書寫推薦序的林小英老師說，我有點“不役于物”，可能是有一點。

我所在的出版社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收獲很大。當時收到很多用現在的說法叫作“素人”來稿，就是沒有經過專業寫作訓練的、各行各業的寫作者，希望能出版自己的寫作。我本科四年都在中文系，當時的志向是想寫自己的小說。看這些來稿，好像我對寫作這件事也有了全新的看法，發現之前我好像是為了發表而寫作，但寫作這件事，并不是生活里很不可或缺的東西。我們應該只為了開心而寫作。

新京報：職校似乎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環境：這里其實有很多不確定的危險——比如同學們私下會討論“誰罩誰”，但學校制度層面其實管的又特別嚴格——甚至比普通中學更嚴格。這個有點矛盾的環境會對學生帶來什么影響？

陸千一：我覺得這個其實并不矛盾。因為他們確實經歷著兩套秩序，制度層面，學校各方面都管得很嚴，但學生們自己也是有一個“地下秩序”的。他們在一個非常早的年齡，就經歷了一種未來發展道路的“分流”，而這條路又被社會認為不是那么地主流。他們對學校權威的認同，相對來說，就是會比普通高中的同學要弱一些。加上處在青春期的中后期，他們對同伴之間的地位、面子之類的事情又會比較敏感，在學校、老師管不到的地方，自然就有一些更叛逆的表現。學校管的越嚴，這種“地下秩序”也越容易發展出來。

新京報：學生陳楷夫在自述里說：感覺讀了專科，人生就變難了。這可能確實是有感而發。當他們在一個很小的年紀落入教育體系的“邊緣”，他們怎么尋找信念的支撐？

陸千一：這種因為覺得自己“走了彎路”而有些失落的心態，其實還挺普遍的。和考上好學校的同學的那種興奮相比，他們自己肯定不會覺得來這里是一個很高興的事情，再加上老師、家長，包括社會的氛圍，一切環境也都在給他們灌輸這種情緒，類似于“你如果學習不好就會去職校”之類的話語，都會影響到這種心態。當然，這也和目前中國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有很大關系。

現在可能學生們壓力都大，隨著社會競爭的加劇，學歷可能不如以前那么值錢，精英大學里的學生，其實也失落，因為他們發現自己畢業之后好像也只能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但我覺得這和職校生們經歷的這種失落，還是有區別。我覺得考上一個好的大學，你對未來的這種焦慮會存在，但它更多是你從周圍的聲音里聽來的，具體你畢業之后會面對什么，它并不具體。但對職校生們來說，他們可能會在一個更具體的層面感知到這些問題。畢竟，他們經歷的這次“分流”，本身就讓他們體驗到了一些具體的社會現實。

對優績主義的不同理解

新京報：這本書里“打螺絲”這個詞出現頻率很高，經常成為這些孩子們概括自己出路的一個標簽。現在其實精英大學里的學生，也會調侃自己出去了是給公司當“牛馬”，你覺得說自己“打螺絲”，和調侃自己去當“牛馬”，二者有什么不同嗎？

陸千一：談到畢業后的工作，他們確實經常會用“打螺絲”這個詞，它不一定具體指某一個崗位，而是一種工作狀態。當然，可能因為確實一些人會去工廠，這個詞就顯得更形象一些。現在剛畢業的大學生們也很喜歡調侃自己是“牛馬”，我覺得這兩者有相似也有不同。“打螺絲”和“牛馬”都是勞動異化，但說自己是“牛馬”有很多戲謔的成分在，即便做的是一個看起來挺光鮮的工作，在大廠或是律所，也可以這么調侃自己。但“打螺絲”似乎是很具體的，也并不像一種自我的調侃。

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第一季）劇照。

這些孩子來到職校前，其實也都是在一個優績主義的環境里過來的，有些同學小學初中都是優等生，他們也很認可這一套規則。突然到職校的環境后，發現這里好像不用學習也不太有人管，大家也不再比成績，對出路好像一下也缺乏了明確的目標，就會經歷一個頹廢的時期，然后再去慢慢重建。老實說，這個重建怎么完成？每個人其實都不一樣。比如有一個孩子以前有電競夢，但沒打上職業，學習也耽擱了，來了這里，他還是會不甘心，想著回去繼續追電競夢，但也不得不面對現實。與其說這是一種“臥薪嘗膽”，不如說是一個比同齡人提前到來的“奧德賽時期”。

我還是覺得現在職校的教育內容應該更豐富一些，這樣才能讓職校生們在面對這個迷茫的時期的時候，能更充實，不至于完全在空虛中度過。其實，當學生們接受中學的優績主義教育一路走來，總會在一個節點面對迷茫的問題，只是有的人是在大學，有的人在職校，有的人是在工作的時候。如果我們的教育只是在傳遞知識——這個知識很可能還是為了考試——而并沒有教我們怎么和自己相處，怎么和他人相處，迷茫這個問題遲早是會爆發的。

新京報：有位學生的習作里說了一句話：其實，絕大多數人都只能平凡一生。如果往前回溯，可能在上一個教育階段，這些職校的孩子都還是懷有“不凡”的夢想的，在職校的環境里，他們會怎么理解“平凡”這件事？他們對社會意義上的“優秀”又有怎樣的理解？

陸千一：和他們接觸，其實我最直觀的一個感受就是學校影響的有限性。他們成長的環境，包括家庭的影響是很重要的。同樣是迷茫，有的同學過得相對就充實、開心一點，這個和家長對他們比較寬松的要求、培養的理念就有關系。比如他們會很明確自己就是想學一門手藝，未來想開個小店，有了一個明確的、新的目標，他們就會重新獲得一種意義。

過去學生們接受的學校秩序是比較明確的，比如用成績排名來形成一種價值觀的指引。但職校的很多做法，并不明確，只是一味地嚴加管理。這使得職校生們會對規則，甚至權力，更敏感。尤其是他們會去區分什么是形式上的規矩，什么是非正式的規則。職校里當然也有一些競賽、排名，比如技能比賽之類的，學生們當然也會加入到比賽中去。但對他們來說，規則是更具有流動性的。同時，他們也非常能把握一套關系網絡，比如誰“不能惹”，誰是實際具有影響力的。相比較之下，我們慣常討論的陷在優績主義里的學生，可能會把優績主義的這套規則理解為一個明確的、固化的、客觀存在的東西，很少想這個規則是誰定的。

用表達建立主體性

新京報：這些孩子們會怎么理解和同齡人——尤其是“走上主流道路”的同齡人的比較？我看了之前多篇有關這本書的采訪，在很多場合，你都會提到你擔心加劇一種對職校生的偏見或者說“凝視”，仿佛他們是一種“非主流”群體，這種凝視具體指什么？

陸千一：這種和同齡人的比較當然會有，但我感覺他們更多還是放在心里，不到特定的時候也不會顯現出來。因為生活還是要一天天過，一天天慢慢習慣職校里的生活。除了有些迷茫，其實慢慢學生們還是能享受校園生活的快樂的，也不會老是去和以前走上不同道路的同齡人去比較，有時候他們也會約以前的同學一起出去吃飯。相比較之下，我覺得現在社會評價體系中，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間的割裂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社會大眾、媒體，可能都容易覺得職校生是一個比較“非主流”的群體，對他們也有一些刻板印象。

不過，在我做完《我是職校生》的這個自述集之后，對這個問題可能又有新的看法。我剛剛來這邊的時候，沒有那種對職校生先入為主的預設或者說刻板印象，但我認為這是因為我提前給自己建立了一個心理的預期：他們是我的學生，我作為老師不可以有偏見。所以，我會對我的每一個可能的刻板印象非常小心。所以，我也許會有一些先入為主的預設，只是我小心地約束了它們。那個時候，我和他們只是師生關系。

《我是職校生》作者:　陸千一，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10月

后面隨著我們的接觸日益密切，尤其是我不僅和學生密集地交流，也接觸了很多校內的工作人員，我就逐漸放下了這個比較“端著”的狀態，因為我發現自己就是會有一些偏見，也會對他們的一些言論表達不滿，比如我就會覺得在那個工人文化比較重的環境里，一些男生的言論對女孩子是不夠尊重的。但這不影響我和他們的關系在拉近。這時候的我，可能是更真實的，然后我覺得，我反而從一個老師，變成了他們的朋友。

新京報：你在學校里試圖推進一些改革，希望能給到學生更多探索的自由。但你也提到，這種自由，未必讓他們變得更好。你是如何篤定你做的這些就是對的？

陸千一：大家現在其實都對優績主義這件事很警惕，但走出優績主義確實不是容易的事情。我的一個北大的學長一直在做一個大學生陪伴的公益項目，為剛剛進入大學的一些弱勢背景的學生提供一些學業、生涯規劃上的指導。其實發心都是為了讓他們對自己有更明確的認識，不要困在績點那一畝三分地里。但后來他告訴我，他有次給項飆老師發郵件談論他做的事，項老師問他：這樣會不會形成一個新的“內卷”？我的理解是，這種指導最后也還是會形成一些特定的“發展道路”，大家也會去比較。我就瞬間理解了那句“把自己作為方法”。

我看我的學生們交過來的文字，感慨確實每個人的性格和適合走的路，都是不一樣的。他們當然需要人生的指導，但這種人生的指導，不是一個梯子一樣明晰的規劃——因為優績主義給你的就是這樣一個梯子。它如果太精確，一定會形成新的束縛。而且我們也應該習慣，走出優績主義是需要時間的，也需要一定的閱歷，每個人的路需要自己耐心地去走。

我在那里做的事情，其實概括起來很簡單，我希望能夠在一個可能充滿限制的環境里，讓他們能夠逐步探索建立自己的主體性。當然，后面我也覺得，這不是我個體的力量能完成的事情，但我依然認為我的努力是對的。

這種主體性首先是對自我處境的一個充分覺知，這種覺知并不是說我要去肯定或者否定當下我所經歷的事情，而是明白自己的性格、思考方式的來龍去脈，包括它們和社會結構的一個關系。很多人會覺得，這種反思讓人痛苦，但其實我的學生們通過寫作看清這些事，是會讓他們感到更安心，更有力量的。當我讓他們去寫自己的故事的時候，我的形容是，他們寫出來的東西就像“開閘放水”，句子很質樸，全是去掉修辭之后的真情實感。因為他們在通過這種方式，認真地整理自己的想法和情緒，并且試著與周圍的關系互動。它不是一個自言自語。我認為和周圍的環境發生互動，是表達的核心。這種表達甚至不一定要是寫作，也可以是跳一段舞、唱一首歌，這些都是建立主體性非常重要的方式。

采寫/劉亞光

編輯/羅東 申璐

校對/翟永軍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