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那天的天氣很尋常，是一個沒有風的周二下午。疾控中心的走廊里彌漫著消毒水的氣味，醫生遞給我一張薄薄的紙，上面的“HIV-1抗體陽性”幾個字刺痛了我的眼睛。醫生在對面說著什么，關于CD4細胞、關于抗病毒治療、關于按時吃藥就能和正常人一樣生活，但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我的腦子里只有一陣持續不斷的耳鳴，像是有一列火車在我的顱腔里轟隆隆地駛過。

感染源并不復雜，也沒有什么離奇的隱情。半年前，交往了三年的前女友突然不辭而別，幾乎切斷了所有聯系。我曾瘋狂地找過她，直到現在我才明白她消失的真正原因。她留給我的，除了一個空蕩蕩的房間，還有這個將伴隨我一生的印記。

拿到確診報告的那個晚上，我坐在沙發上抽了整整一包煙。煙灰落了滿地，看著窗外萬家燈火，我做出了一個決定：我要坦白。我不是一個偉大的人，我只是害怕。我害怕在未來的某一次聚餐中，我的口腔潰瘍會成為別人的隱患；我害怕在某次意外受傷流血時，不知情的親友會毫無防備地觸碰我。

我更害怕那種每天戴著面具、提心吊膽撒謊的生活。我以為，坦誠是解決恐懼的最好方式，但我低估了人性的趨利避害，也高估了所謂的親密關系。

我第一個告訴的人是和我合租的室友，也是我大學四年的鐵哥們兒大鵬。那天晚上他正坐在電腦前打游戲，鍵盤敲得劈啪作響。我站在他身后，深吸了一口氣，把疾控中心的單子放在了他的桌子上。

隨后鍵盤聲戛然而止，大鵬轉過頭，目光在單子和我之間來回游移了幾次。他沒有像平時那樣開玩笑，也沒有問我是怎么感染的。他只是慢慢地把手從鼠標上拿開，身體不自覺地向椅背靠了靠，仿佛我周圍的空氣已經變得有毒。

那一晚，大鵬借口要去網吧包夜，拿著外套匆匆出了門。第二天我下班回來時，他的房間已經空了。桌子上放著一把鑰匙，微信里只有一條簡短的留言：“兄弟，對不住了，我家里人知道這事兒肯定接受不了。房租我付到月底，你保重。”

看著那條微信，我沒有回復。我理解他的恐懼，因為就在幾天前，我和他一樣，對這個疾病充滿了未知的敬畏。只是，當這種恐懼轉化為具體的行動落在自己身上時，那種被瞬間拋棄的失重感，依然讓我喘不過氣來。

緊接著是家里的親戚。我沒有在家族群里大張旗鼓地宣布，而是選擇在一個周末，回了一趟老家，把父母和幾個走得最近的叔伯阿姨叫到了一起。我說出真相的那一刻，客廳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

平時最疼我的大姑，下意識地把面前的茶杯往后挪了挪；二叔皺著眉頭，掏出煙點上，眼神復雜地看著我，仿佛在看一個道德敗壞的陌生人。

我的父母懵了。母親當場捂著臉痛哭起來，父親則指著我的鼻子，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最后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個耳光。那天下午的家庭會議不歡而散，親戚們走得很快，連晚飯都沒有留下來吃。后來的日子里，他們再也沒有主動給我打過電話。

逢年過節，家族群里依然熱鬧，但我發出的紅包，再也沒有人領。母親背著親戚偷偷來看過我一次，給我帶了些土特產。她站在門口，連鞋都沒有脫，眼里滿是心疼和不知所措。她勸我辭職回老家，找個沒人認識的地方躲起來。

我看著母親花白的頭發，心像被鈍刀子割一樣疼。我拒絕了她，并告訴她以后盡量別來了，免得被親戚們說閑話。母親走后，我看著一屋子的寂靜，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孤立無援。

生活被徹底割裂成了兩半。在這個龐大的城市里，我成了一座孤島。每天的日常變成了上班、下班、吃藥。抗病毒藥物的副作用在最初的兩個月里表現得尤為劇烈。惡心、頭暈、整夜整夜的失眠和光怪陸離的噩夢折磨著我。

有好幾次，我半夜在床上干嘔到虛脫，看著床頭柜上白色的藥瓶，腦海里會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現在死在這個出租屋里，恐怕也要等尸體發臭了才會被人發現吧。

就在我幾乎要被這種深不見底的孤獨感吞噬的時候，門鈴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