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清史稿·譚嗣同傳》《戊戌政變記》（梁啟超著）《譚嗣同全集》《莽蒼蒼齋詩集》《瀏陽縣志》百度百科"譚嗣同""李閏""戊戌六君子""戊戌變法"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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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

菜市口這個地方，自明清以來便是北京城指定的行刑之所。

這條街道，因行刑而得名，平日里經年被人踩踏的青石板，和北京城其他地方的街道沒什么兩樣——賣豆腐的、賣菜的、挑擔子走街串巷的，來來往往，稀松平常。

但只要一出行刑的日子，這條街道就會變得完全不同，四面八方的閑人會不約而同地聚攏過來，把兩側圍得水泄不通。

這一天，聚來的人比平時更多。消息提前就已經在城里傳開了——今天不是一個人，是六個，而且這六個人，來頭不小。

茶攤老板這天來得格外早，糖葫蘆攤子也多了兩個人手，街邊的位子從一早就被人占著，就等著那幾個人走過來。

六個人被押著走過菜市口。他們是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康廣仁。

就在不到一個月之前，這些人還在朝廷里參與推行變法新政，而今天，他們在菜市口走完了最后的路。

六人合稱"戊戌六君子"，這個名字，從那天起叫到了今天，一直沒有變過。

六個人走過來的時候，圍觀百姓里有人哭，有人嘆氣，也有人沉默著看，什么都沒說。

走在最前頭的那個，叫譚嗣同，三十三歲，湖南瀏陽人。

他神情出奇地從容，不像一個明知走向死亡的人，倒更像是早就把這一切算清楚了，心里的賬已經結完，剩下的只是把這最后一段路走完。

就在這個日子到來之前的夜里，刑部大牢迎來了一個不尋常的訪客。

譚嗣同的妻子李閏，從湖南瀏陽千里趕來北京，在刑部大牢外拿出了一包碎銀，悄悄遞給了值夜的獄卒，換來了進入牢房的機會。

她進到那間昏暗的牢房，向譚嗣同帶去了一個請求——她想在這最后一夜，為譚嗣同留下一個孩子，給譚家延續一支血脈。

兩人成婚多年，膝下一直沒有子嗣，若譚嗣同就此離去，譚家這一脈便算徹底斷絕。

譚嗣同聽完，拒絕了她。然而，當李閏走出那道鐵門的時候，譚嗣同卻已經轉過身，在她身后那面牢墻上提起了筆，寫下了那首后來被千百人傳誦的絕命詩……

【一】瀏陽出來的這個人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清同治四年二月初六，即1865年3月10日，出生于北京，籍貫湖南瀏陽。

他的父親譚繼洵，是清廷在任官員，常年在外任職，家里屬于書香門第，衣食無憂。

這種家庭出來的孩子，按照那個年代最尋常的路走，無非是讀書、科考、入仕，順理成章。

但譚嗣同沒走那條路，至少沒走得順暢。

他五歲那年，約在1870年前后，北京城爆發了一場大疫，來勢兇猛。

譚家在這場瘟疫里，接連失去了三個人——他的生母徐氏，以及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在極短的時間內相繼病故。

對一個五歲的孩子來說，這么短的時間里，三個最親近的人接連死去，是什么感受，旁人很難想象。

而更糟糕的是，譚嗣同自己也倒下了。他高燒不退，整整三天沒了動靜，家里人以為他撐不過去了，已經在著手準備后事。

結果第四天，他悠悠轉醒，從那道坎上爬了回來。

活下來之后，他給自己取字"復生"，正是取的死而復生這個意思。

這個字，他用了一輩子，也成了他此后數十年行事方式的某種底色——一個從死里爬回來的人，對生死的感受，和旁人總是不大一樣的。

生母去世之后，譚嗣同的繼母進了門。繼母待他相當苛刻，這在多處傳記材料里都有記述，不是一處兩處。

父親譚繼洵在外任職，多數時間不在北京，家里的日子，對譚嗣同來說并不寬松自在。

少年時期，譚嗣同的閱讀量相當大，讀的書涵蓋各家，但他的興趣不在科舉八股那套上。

算學、格致、地理、兵法這些雜學，他都有涉獵，思維活躍，不太安于規矩的框子。

他還學過劍術，練過武，在武藝上下過真功夫，并與北京城里的武術家大刀王五結下了深厚的交情。

大刀王五，原名王正誼，是晚清北京武林界頗有聲望的人物，以行俠仗義聞名，在市井中口碑甚好。

譚嗣同與他結交，與他平日里那種不拘于書齋的性情有直接關系。

兩人私交極深，這段交情延續到了最后——1898年譚嗣同被捕之后，大刀王五曾設法組織人手，試圖在行刑當日劫法場救人，但最終沒能成功。

大刀王五本人后來在1900年庚子之亂中遇難，沒能在那個動蕩年代里活過太多年。

1877年，譚嗣同十三歲，隨父離開北京，此后在各地游歷，前后歷時十余年，走過的地方包括湖南、湖北、陜西、甘肅、新疆等地，路走得相當遠。

這些地方，有貧瘠的內陸州縣，有偏僻的邊疆要塞，土地荒蕪、民生艱難的景象，他走一路見一路。

地方官場的腐敗、百姓的疾苦、邊疆的動蕩，這一切都成了他此后思考的直觀素材。

1882年，譚嗣同十七歲，奉父母之命，與湖南瀏陽同鄉李閏成婚。

李閏，字韻卿，1865年生，湖南瀏陽人，與譚嗣同同年同鄉。

這段婚事由雙方父母定下，是那個年代最普通的包辦婚配，兩人婚前素未相識。

李閏在那個時代算是讀過書的女子，識字，有見識，行事穩重，并不是只知道圍著灶臺轉的舊式婦人。

婚后，譚嗣同并沒有就此安頓下來。他長年在外游歷、讀書、結交志同道合的人，長久陪在家里的日子其實并不多。

兩人成婚多年，一直膝下無子，這在那個年代，對一個女人來說是一件會被周圍所有人反復議論的事。

李閏獨自守著，撐了整整十六年，撐到了那一夜的刑部大牢。

婚后數年，譚嗣同開始更為集中地思考時局和國事。

他廣泛閱讀西學著作，研究各國的歷史與變革經驗，同時著手整理多年游歷所積累的思考，動筆寫作《仁學》。

這部著作，以"仁"為核心概念，將儒家傳統與西方平等自由的觀念加以融通，主張打破綱常禮教的束縛，被他視為自己最重要的思想著述。

《仁學》完成后，在維新派圈子里輾轉傳閱，影響了不少人，后來也成為學界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文獻之一。

【二】從湖南到北京

1895年，是譚嗣同此后一切的分水嶺。

這一年，中日甲午戰爭以清廷的慘敗告終，雙方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及澎湖列島，賠款白銀兩億兩，并開放多處通商口岸。

這份條約在全國引發的沖擊，是空前的。

那些習慣了"天朝上國"觀念的人，在這場敗仗面前，不得不接受一個無法再回避的現實——這個王朝，已經爛到了根子里。

1895年5月，康有為聯合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聯署上書朝廷，請求拒絕和議、推行變法，史稱"公車上書"。

上書雖然最終沒有經由正式程序送達皇帝，但它在社會上引發的反響，把變法圖強的議題推到了無法再被輕易壓制的位置，維新思想的傳播，從這里開始明顯加快。

譚嗣同在湖南的一系列活動，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展開的。

1897年前后，譚嗣同參與協助創辦了時務學堂。

這所學堂設在長沙，是湖南維新運動的重要據點，梁啟超曾在此擔任主要教習，對一批湖南年輕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與此同時，譚嗣同又與人共同創辦了南學會，廣泛聯絡湖南各地的讀書人和有識之士，形成了一個討論時事、推動改革的網絡。

此外，他還積極參與《湘報》的撰稿與創辦。

《湘報》是當時湖南維新派最重要的輿論陣地之一，專門刊發倡導變法的文章，在當地知識界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在這一系列活動中，譚嗣同寫文章、作演講、廣交同道，在湖南維新圈子里逐漸成為發聲最積極、立場最鮮明的人物之一。

他的《仁學》在圈子里輾轉傳閱，讓他的思想影響力不止于湖南本地，在更大范圍內引起了關注。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正式推行變法，史稱"戊戌變法"，亦稱"百日維新"。

這場變法自6月11日開始，至9月21日結束，歷時一百零三天。

這一百零三天里，朝廷頒布了大量改革法令。

教育方面，廢除沿用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改試策論，并創辦了后來演變為北京大學前身的京師大學堂；行政方面，裁撤冗余機構，精簡行政人員，力圖提升行政效能；經濟方面，鼓勵工商實業、開礦、修鐵路，推動制造業發展；軍事方面，著手推行新式練兵，按照西方軍制整頓營伍。

每一條法令，放在那個年代，都是對積弊已久的舊有秩序的正面沖擊。

然而，改革的推進從一開始就并不順利。守舊勢力對新政的抵制，公開的、隱蔽的，從未停過。

許多法令在地方層面執行時，被層層打折，甚至直接架空擱置，虛應故事。

維新派的急迫，與守舊派的頑固，在這一百零三天里持續碰撞，張力越積越深。

譚嗣同在這一時期受到征召，離開湖南赴京，進入推動新政的核心圈子，與梁啟超、林旭等人一道，全力投入各項新政的落實工作。

他還曾奉命秘密前往法華寺，拜訪袁世凱，希望爭取袁世凱站到維新派這一邊，在關鍵時刻提供支持。

這次會面的具體經過，后來各方說法爭議頗多，但它在日后局勢急轉直下的過程中，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三】政變，與一個不走的人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

這一天，她宣布重新垂簾訓政，光緒皇帝被軟禁于中南海瀛臺，百日維新宣告結束，所有新政法令幾乎全數廢除。

隨即，清廷下令大規模搜捕維新人士，整個北京城風聲鶴唳，與變法沾邊的人，都在盡快想辦法脫身。

消息傳出的那幾天，維新圈子里的人紛紛開始動。

康有為在政變前兩天已經收到風聲，提前出走，輾轉乘船離開；梁啟超隨后逃往日本駐華使館，在那里躲避一段時間后，輾轉抵達日本，才算落穩腳跟。

其他人或藏匿于友人處，或設法出逃，或以各種方式保全自己，一時間人心惶惶，局面一日比一日亂。

輪到譚嗣同，情形完全不同。

日本駐華公使館通過中間人，向譚嗣同傳遞了出走的可能，表示可以為他安排脫身。

與此同時，友人們也在反復勸說——路還沒斷，人跑出去了就還有機會，留下來什么都完了。

譚嗣同沒有動。

他留下的那段話，后來被梁啟超一字不差地收錄在《戊戌政變記》里："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把這段話翻成白話：看遍歷史上那些變法成功的國家，沒有哪一個不是流過血才走過來的。

中國的變法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人為此付出性命，這才是始終振興不起來的根子。

那就讓我譚嗣同，來做這第一個。

1898年9月24日，譚嗣同在北京瀏陽會館被捕，隨后關押于刑部大牢。

與他同期落網的，還有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康廣仁。

整個抓捕過程進行得極為迅速，從政變到下獄，不過短短數日。

在刑部大牢的牢房里，譚嗣同在墻壁上寫下了一首詩，經梁啟超等人記錄，后來廣為流傳：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詩里前兩句，各用了東漢的一個典故。

張儉因彈劾宦官而遭到迫害，被迫流亡各地，許多人冒險收留庇護他，史稱"望門投止"；杜根因直言進諫被太后下令杖斃，行刑者動了惻隱之心將他打昏，他隨后裝死脫險，后來東山再起入朝。

譚嗣同借這兩個典故，是在表達對出逃同仁的一種期許——盼他們能像張儉那樣找到容身之處，也盼他們能像杜根那樣忍耐等候，總有機會重新出來。

"去留肝膽兩昆侖"這最后一句，"兩昆侖"所指的爭議，后人討論了一百多年沒有定論。

有說是指譚嗣同與大刀王五，二人肝膽相照；有說是指康有為與梁啟超，那兩個出走海外的人；還有說不過是泛指，沒有特定所指。各方各有說法，這個問題沒有公認答案。

行刑日定在了1898年9月28日。在那天到來之前，還剩最后一個夜晚。

1898年9月27日夜里，刑部大牢來了一個訪客。

譚嗣同的妻子李閏，從湖南瀏陽趕了數百里路來到北京，在刑部大牢外拿出一包碎銀，悄悄遞給守夜的獄卒，換來了一次進入牢房的機會。距離行刑，已經不足二十四個小時。

進到牢房里，李閏見到了譚嗣同。她帶來的那個請求，是想在這最后一夜，為譚嗣同留下一個孩子，給譚家保住這一支血脈。

兩人成婚已逾十六年，膝下始終沒有子嗣。那個年代，"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不是一句空話，是滲進每一個人骨子里的社會準則。

若譚嗣同就此離開，譚家這一支便算徹底斷絕，李閏千里趕來，只為這一件事。

譚嗣同沉默了許久，給出了他的回答，那個回答讓李閏當場淚如雨下。

然而，當譚嗣同把拒絕的每一層緣由一字一字說完之后，李閏才明白，壓在那個拒絕背后的東西，遠比她進來時想的更為沉重，而那個重量，是她此后整整二十七年里，始終沒能真正放下的那道坎……